「強拍」機制有待優化
2010年3月4日

舊樓問題將是特區政府的一項頭痛工作。10年之後，香港舊樓數目便會較現在增加一倍至9500幢，當局無論為「樓宇更新大行動」「加碼」再「加碼」，還是推出更多樓宇復修計劃，也是杯水車薪，而要重建也是談何容易，因為香港舊樓業權分散，難以整合。

加快舊區更新是社會的共識。而重建工作，可藉市建局推動，也可由私人發展商負責。然而，市建局財力有限，對揀選重建地區十分「挑剔」。由2000年成立至今，只展開了35個重建項目，完全無法滿足市民對舊區更新的要求，故此有需要調動發展商的力量。

目前，發展商要申請「強拍」，最少要集合九成業權。門檻一點不低，所以條例1999制訂至今，只有20宗成功。為此，當局今次有條件降低「強拍」門檻，讓發展商有更大誘因進行重建，筆者基本上是支持的，因為可令居民有多一個選擇。且啟動「強拍」的門檻是要得到多數業主，無論是八成或是九成業主的支持，才可啟動。

當局打算在三種情況下放寬「強拍」門檻至八成，分別是50年樓齡以上、大廈只剩下1個單位未收購或樓齡30年以上的工廠大廈。

近日這個議題成為爭論點，有議員已表明反對。筆者雖然支持修例的方向，但對如何完善上述的安排有以下意見。

物業極有可能是小業主一生最重要的資產，加上面對「強拍」，業主是無可奈何之下被迫出售物業，他們要求有更實質的機制保障權益，完全合理。筆者認為其一是強制發展商在申請「強拍」前，要先與小數業主進行調解，而政府可以在調解中要求發展商讓小業主有優先揀樓權，或者考慮讓小數業主有權參與重建。

小業主的另一項擔心，是恐怕發展商在降低門檻下有恃無恐，物業會被賤賣。為此，土審處的拍賣機制需要優化。現時，為照顧各方利益，發展商、市建局和小數業主都可獨立聘請測量師為樓宇定價，而土審處在處理「強拍」時，底價也反映重建價值，不過當局要多走一步，土審處在面對「強拍」時，應同時參考市建局現時向受重建影響業主提出的補償額，即同區面積相若七年樓齡單位的價值，一旦小數業主在「強拍」下的補償額遠低於市建局的參考水平，土審處便可以作出平衡，酌情提高補償。

要切實保障小業主權益，應讓他們有參與重建的選擇權。有意見認為要「樓換樓」和「舖換舖」，原則雖然簡單，但要具體落實，仍有很多技術問題。另一個可行方法是可讓小業主以「股份制」形式合作，然而，在小業主和發展商同坐一條船的情況下，便有可能承擔重建虧本的風險。無論採取何種方式，當局都必須承諾會盡快檢討並修改「強拍」的主體法例，還業主參與重建發展的權利。

市區重建一直由市場帶動，以前的重建項目，都集中在發展潛力高的地區，而一些有更大重建需要，但價值未必很高的舊區，居民望穿秋水，都得不到發展商，以至市建局的「垂青」。以筆者熟悉的九龍城、深水埗為例，除了最近塌樓現場附近的唐樓，多年以來既無強拍，也沒有市建局來敲門，業主只依靠不同復修計劃的小修小補，始終未能回應居民徹底改善居住環境的心願。

既然市建局受公帑資助，便必須以公眾利益為大前提。為此，筆者在同意當局降低「強拍」門檻，為重建引入更多私人力量的同時，市建局必須承諾會將有限的資源集中，針對最有需要，居民最渴望的地區做重建，藉此與私人發展商有所分工。這是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必須回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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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為甚麼會被冷對待？
2010年2月18日

首先向各位讀者拜過年，祝大家虎年進步，身體健康。

下星期三，曾俊華就會發表任內第三份預算案。本來，財政預算案是社會大事，應該是落實特首每年《施政報告》的理念，但礙於客觀現實以及財金官員的理財概念，以至每年的預算案，大家的關注點都是派些甚麼「糖」，其他內容都被傳媒及普羅市民「冷對待」。

先講客觀現實。香港的稅種有限，庫房收入離不開利得稅、薪俸稅、印花稅及賣地收入等，來源狹窄，而且極不穩定，完全視乎當年經濟的好壞。根據政府2006年底提供的資料，對前8年，賣地收入波幅達540%，印花稅達140%，利得稅達85%，薪俸稅達51%。

收入不穩，但開支不止「寸步不讓」，還在持續增加。作為會計師，筆者認為特區政府理財人的工作殊不容易。單單教育、房屋、福利等政府三大經常性開支項目，過去5年，分別增加一成至兩成。這個情況只會繼續惡化，因為隨著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重，65歲以上人口百分比，由近年的12%上升至2033年的27%，可以預見，繳納薪俸稅的人口比例越來越少，但同一時間，醫療、老人及相關社會服務的開支卻越來越多。一旦再遇上經濟逆轉，香港財政能否繼續維持穩健，令人十分憂慮。

面對庫房收入波動不定，政府要在不出現赤字下紓緩貧富懸殊，最簡單、最容易做的就是短期派「糖」，也由於理解這項限制，民建聯也只能負責任地向政府提出一些有時間性，數額有限的建議，包括撥款10億元設立低息貸款基金，借錢協助失業人士應付一時的緊急需要；以及撥款1億元另設一項貸款基金，協助失業人士修讀專業課程，為他們增值。

要根本解決收入與開支長期失衡，政府曾在2006年中提出銷售稅，結果因為公眾一面倒反對而告吹。不過，解決問題不會是獨步單方，事實上，政府在銷售稅拉倒之後，已提出多達10個方案去擴闊稅基，所以，公眾期望「財爺」應該有更前瞻性的目光，在預算案中交代解決這個結構性問題的一些想法和方向。不過，我估計司長今年也不會有甚麼突破性的看法。

客觀的限制任何時候都會存在，但收入與開支失衡這個死結長期未能打開，筆者認為最關鍵的還是領導人的理財觀念。

香港財政儲備約有5000億元，外匯基金儲備大約有2萬億元。由殖民地時代到回歸十多年期間，政府處理儲備的投資方式，一成不變。在今年的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曾經提出將外匯基金儲備的一部分作為主權基金，做法參考新加坡的淡馬錫主權基金或國家的黑石基金，司長沒有甚麼回應。又有議員提出，若認為主權基金的投資政治風險太高，或可把一部分撥作投資人民幣相關的項目，司長也沒有甚麼回應。

為此，我曾經在立法會挑戰財政司司長，要求他今年與市民、業界和立法會共同探討這個問題，可惜司長拒絕回應，真是另人失望。

回歸前，英國人不願將儲備作長遠打算，還可以理解，因為地方始終不屬於自己，但回歸後十多年的今天，連將如何善用儲備作為一個議題，亦不願意，便很難說得過去。

筆者認為，這是一面鏡子，反映財金官員不能與時並進，理財方針一成不變，結果就令每年的預算案焦點，始終離不開是否派「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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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局不要當地產商
2010年2月4日

紅磡馬頭圍道整座樓宇倒塌，震驚全港。筆者先要向四名死者致以深切哀悼，祝願兩名傷者早日康復，以及六十多戶共約130名災民盡早重過正常生活，並向拯救隊伍致敬。

很多人質問：「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為何都會『冧樓』!」箇中原因，仍有待當局深入調查。但「冧樓」後的首要工作，應是善後。今次的災民，基本上是租客，不少是新移民、長者、少數族裔人士等，都是基層勞工。居於上址，都因租金較平，而且返工和孩子返學就在附近。他們在頃刻之間流離失所，境況徬徨，期望可以原區安置，也屬人之常情。

農曆新年將至，筆者期望房署可以因應他們的特殊情況，加快審批程序，即使資產或收入輕微超出申請資格，也以恩恤理由，安排他們上樓。與此同時，附近未有封閉的唐樓住客，若他們不再願意居於上址，筆者也希望當局可以特事特辦，體諒他們的惶恐心情，多提供一個選擇，盡量提供恩恤安置。

為讓其他舊樓住客安心，林鄭月娥局長承諾在一個月內，巡查全港4000幢樓齡50年以上的大廈。筆者希望屋宇署除了按一貫做法，巡視大廈外牆及公共部分，若然發現結構有被改動，就應進入大廈內或單位內詳細視察，使巡查更嚴謹。

事實上，舊樓內部間隔大兜亂十分常見，一個單位「間」成多間「套房」出租等。單靠外觀，無法得知，所以，政府計劃推出的強制驗樓計劃，有需要把主要改動樓宇結構，列入檢驗範疇。然而，檢驗只屬事後行動，並非源頭處理，所以，為了防範於未然，當局要想想怎樣監管結構的改動。

怎樣防止同類慘劇發生？這個問題相當複雜，也不是一篇短文能夠全面交代，筆者只能在以下概括其中幾個重點。

香港有不少舊樓無法團、無保安、無維修及無管理，今次的塌樓、連同早前的鏹水彈、「一樓一鳳」及吸毒者等治安問題的根源，都與這些「四無大廈」有關。這類舊樓，連最起碼的大廈管理問題都無法糾正，更遑論維修。今次慘劇後，當局不能再容忍這批「城市炸彈」存在，應該有新思維，一旦涉及公眾安全，在非常時期，應委託管理人代為管理或聘請管理公司管理這類隨時變成「危樓」的「四無」大廈。

舊樓問題涉及部門相當多：屋宇署、機電工程署、水務署/食環署、民政署等，部門各自為政，互不協調，衍生出很多老大難問題。其實，舊樓問題肯定比樹木多而繁雜，既然樹木都有專員專責處理，政府應該考慮是否有需要設立舊樓管理專員，統籌現時各部門的工作。

大廈管理是專門學問，業主需要專業人士提供協助，不能完全依賴政府部門。但要全面提升物業管理水平，卻很視乎當局的決心，是否有決心推行物業管理公司發牌制，將大廈監管質素納入規管？是否有決心成立「樓宇事務審裁處」，以解決現時大廈管理糾紛需時冗長，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政府也不是沒有發現舊樓的問題，故此最近推出強制驗窗、驗樓計劃。問題是現存舊樓數目眾多，加上按年遞升，而驗樓計劃每年只巡查2000幢舊樓，要舊樓全數驗妥，要花很長時間；另外，正如上文提及，檢驗範疇未包括樓宇結構，若然將檢驗範疇擴展，當局會如何跟進，屋宇署如何配合？有甚麼機制去監管影響樓宇結構的改動工程？這些問題，政府必須清楚交代。

長遠來說，巿建局要履行社會責任，不能專揀地價高的地方重建，而對真正有需要重建的舊區撤手不管。此外，市建局亦應有更多的靈活方案，多聽舊樓業主的意見，包括採用"由下而上"的方式，由舊樓業主作主導，在取得一定的業權同意後，主動邀請巿建局進行重建。否則，市建局只會淪為另一個地產商。

奪命慘劇不能重演！
2010年2月2日

香港原來還會「冧樓」。首先向塌樓事件中的4名死者致以深切哀悼，祝願2名傷者早日康復，以及60多戶共約130名災民盡早重過正常生活。

「冧樓」災難的真正原因，還在調查，是否因裝修破壞結構，導致舊樓極速倒塌，言之尚早，但鐵一般的事實是屋宇署在「冧樓」前不足一個月曾經巡樓，並無發現即時危險。所以，政府事後亡羊補牢，安排在一個月內巡查全港4000幢樓齡50年以上的大廈，以確保舊樓結構安全，但市民真的就會安枕無憂？

有報導日前引述專家警告，「冧樓」意外旁邊的唐樓群出現不少新裂痕，「已經不能住人」，當局為了令市民放心，必須承諾巡查時除了靠「目測」公用部分和外牆外，一有懷疑，必定會仔細檢測單位的內部結構，否則，再多的保證，再多幾趟巡樓，全港一百多萬舊樓住客，始終枕食難安。

除了粗疏的驗樓程序，屋宇署懶理「維修令」的跟進，也是舊樓環境普遍惡劣的原因。以筆者服務的九龍西區為例，區內舊樓處處，大廈接獲維修令和修葺令，可說司空見慣。問題是部分業主對命令愛理不理，而屋宇署又一拖再拖，即使採取行動，也動輒是三五年之後。屋宇署必須改變這種被動的做法，確保發出的維修令要及時執行，否則等同懲罰「聽話」的業主，更將舊樓住客的安危置之不顧。

日前就有報導指屋宇署早知「冧樓」現場附近兩幢舊樓失修，並於去年初發出命令，以大廈「可變得危險」為由，要求業主維修。可是，維修最後限期至今已過了超過5個月，署方仍未採取任何行動。很明顥，若署方任由情況繼續，輕則外牆批盪剝落擊傷途人，重則「冧樓」奪命慘劇隨時重演。

「冧樓」也帶出目前單位內部進行改建、分拆房間等工程「無王管」的問題。無疑，政府今天會向立法會提交《2010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提出強制驗樓和強制驗窗計劃，不過，草案存在兩大問題，其一是強制驗樓後，如何善後，會否令部分貧窮的舊樓業主負擔不了維修費用；其二是草案不會檢驗樓宇內部結構變動。

社會上有聲音要求加強對上述工程的監管，筆者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就界定這類工程與業界取得共識，政府有必要把握機會，把何謂改動樓宇重要部分與業界磋商，將目前的混亂情況納入規管，以回應市民的訴求。

筆者一直關注「四無大廈」，今次慘劇便是問題一個不幸的延伸。香港有不少舊樓無法團、無保安、無維修及無管理，導致問題叢生。今次的塌樓、連同早前的鏹水彈、「一樓一鳳」及吸毒者等治安問題的根源，都與「四無大廈」有關。許多無業主立案法團的舊樓，連最起碼的大廈管理問題都難以協調，更遑論維修。問題是舊樓數字與日俱增，失修舊樓問題愈遲解決，禍患只會愈大。

今次慘劇後，當局不能再容忍這批「城市炸彈」存在，繼續危及市民生命。政府應該有新思維，一旦在公眾安全的前提下，應該考慮委任代理人去管理大廈。

最後，針對塌樓現場附近的唐樓群，無論政府如何巡查，如何修修補補，都不可能有人心甘情願入住，筆者認為市建局應顧及居民的這些想法，認真考慮以此作為一個試點，與這些舊樓的業主共同商討，如何將上址重建。

勿讓「五區」公投撕裂中央與香港的互信關係
2010年1月28日

一句「五區公投，全民起義」，中央被逼出手，發表嚴正聲明，繼而引發一番「口誅筆伐」。有立法會議員化身正義之士，企圖塑造成願意為推動香港民主進程而犧牲，為取銷功能組別而辭職。香港的政治文化，議會運作走到如斯地步，實非香港人之福，我作為議會中人，無可奈何之下，只有選擇在今天的議事堂，以行動表達不滿。

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否有人為了一己私利而扮演烈士，大家要擦亮眼睛看清楚。

「公投」、「總辭」的最大得益者，肯定是社民連。首先「總辭」是社民連把台灣民進黨陳水扁的政治技倆引入香港，他們提出所謂「公投」，已收「先聲奪人」之勢。再者，社民連三位辭職議員可利用補選，提高知名度。其副主席亦因「公投」議題，大大提高其政治本錢。

縱觀社民連三子一年以來在議事堂的行為：由「擲蕉」、「粗口辱罵」再到「總辭」，可謂無人不認識。無論補選結果如何，他們已坐穩激進派「龍頭」大哥的地位，距離在日後立法會選舉中每區能穩取一席的目標不遠。

這是比例代表制的現實，政黨不一定要以多數市民利益為前題，只要每區爭取到部分，甚至10%選票的支持，便可穩守議會內「中型黨」的地位。民主社會不能阻止政客不負責任的行為，而損失的卻是香港市民。

「五區公投，全民起義」，加深中央對香港的疑慮。我從不相信香港人會勾結外國勢力顛覆國家，但觀乎社民連近日的行徑，我擔心有更多人相信一種說法，就是有人以香港作為顛覆國家的基地，此舉肯定無助於民主向前，加上今次得到表面看來相當「專業」、「中產」的公民黨結盟，令中央戒心更大。

事件最令人不滿是有人誤導市民，披著公義的外衣，以辭職為手段，「公投」作包裝。《基本法》從來沒有授權香港有公投創制權。補選就是補選，是候選人的選舉，跟議題掛鉤的公投不能混為一談。

第二項不滿是有人用公帑達致一己的政治目的。辭職議員要求選民重選他們返回議會，目的是提升其政治本錢，這根本是勞民傷財，多此一舉，行為既不負責任，也造成了起碼一億五千萬的公帑浪費。

第三項不滿是有人自編、自導、自演整個補選成敗的規則。「公社連」將五區補選上綱上線，定性為所謂的「公投」，拉所有人“落水”，任何參與者無論立場如何，都會被標籤為參與「公投」。可笑是「公社連」自訂遊戲規則：第一是五區得票總和超過每區建制派最高票候選人的總和；第二是投票率目標訂為五成。

香港選民登記率約五成，若投票率達五成，「公社連」候選人又取得五成選票，七除八扣，即全港只要有12.5%人同意，就通過所謂的“公投”題目；另外，過往立法會選舉結果清楚反映，反對派和建制派得票的「6‧4比例」相當穩定，難有大變。

可見，「公社連」要通過所謂的「公投」方案，十拿九穩，令人因此懷疑，「公社連」搞的一套遊戲規則，並非真心推動議題而寧願放手一搏，反而是因為怕輸而機關算盡。

退一步來說，不討論諸位辭職議員的政治動機及自編勝負規則，最重要是整個請辭、「公投」、「起義」會加深社會的兩極化，撕裂香港市民及中央政府經過十多年之間所建立的互信。2017年普選特首的承諾是人大經過深思熟慮後作出的莊嚴決定，得來不易。現在香港政制發展處於十字路口，不斷分化社會，是有利還是有礙民主發展，大家心中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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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公眾參與，還要理順政治參與
2010年1月21日

經過24小時的馬拉松會議，財委會以31票對21票，通過高鐵的撥款方案。雖然通過了撥款，但筆者沒有甚麼興奮。

事件的爭議，不單單在於是否興建高鐵，議員審議的亦絕不只是高鐵項目，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政府分配資源的優先次序。會議廳外，政治體制未能妥善理順民意的一幕又一幕，大大地放大在七百萬人面前。會議廳內，政府、議員、市民之間的不信任也表露無遺。

有評論指在皇后碼頭事件後，政府未能汲取教訓，透過公眾參與的模式，在政策制訂初期，吸納民意，以避免在關鍵時期爆發爭拗，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不過，這個說法有欠公允。縱觀過去兩三年的發展，政府，尤其是發展局已經有所改變，採用公眾參與作為項目的既定模式。本人亦曾直接參與九龍發展(啟德機場舊區)及中環填海新區的公眾參與活動。此外，發展局早前主動就市區重建進行策略檢討，同樣採用公眾參與模式。

可惜，這套模式未有全面推行。運輸及房屋局在處理今次“高鐵”事件，便沒有採用。“諮詢不足”不但壯大反對力量，亦成為反對者一個強而有力的理由去反對撥款。高鐵總部設於九龍西，得益最大，受影響也較多。在工程期間，交通擠塞，以至如何處理地層被徵用等，居民的不滿和不明，等如擴大反對者的隊伍。我期望政府整體，包括運輸及房屋局能汲取教訓，日後在推行其他項目時，全面落實公眾參與。

不過，有了公眾參與，是否就能避免所有爭議和衝突呢？我看不是。

按筆者近距離觀察今次“高鐵”事件，部分人士將高鐵項目說成是政府政策向有錢人傾斜，向利益財團傾斜。推而廣之，不只高鐵，近年每當社會出現爭拗，部分人士總會將“貧富懸殊”、“官商勾結”、“政治權利不平”掛在口邊，將這些因素與事件綑綁在一起，說成是爭拗出現的根本原因，藉此爭取更廣泛的支持。

這團火一直燃燒。大家心裡都明白，今日的高鐵，明日的最低工資，然後是政改方案，“惹火”項目接踵而來，筆者可以斷言，一定有人將這些項目與社會的不公平，政治的不公平緊緊連在一起，也肯定會不斷壯大反對力量。

所以，單靠“公眾參與”不能完全處理社會上的不同聲音。因為任何政策，任何形式的參與都會有不同意見，也有受影響人士，唯有透過完善“政治參與”，才能有效吸納和疏導不同聲音。

縱使如此，大家亦要明白有了平等的“政治參與”，並非所有問題就可迎刃而解。眾所周知，“黑金政治”仍然廣泛存在於台灣的選舉；而美國的貧富懸殊問題仍然嚴峻，這些社會現象，總不能完全歸咎於政治不公平罷！

“高鐵”事件後，香港的政制究竟走向更保守，抑或更開放，還是未知之數。筆者只知道以現在的政治參與模式，即政府有權無票，議員有票無權；政府貫切行政主導，但立法選舉是比例代表制的情況下，香港肯定裹足不前。不單是政治體制無法向前，經濟及民生項目亦同樣連在一起，寸步難行。

日前，香港又再次被選為最自由的城市。最自由的地方，理應是最具創意，最具生產力的地方。筆者與各位讀者一樣，期望香港的傳奇可以延續，但這並非必然。日本經濟在低谷徘徊了二十年，至今未見起色已說明一切。在商業社會中，最差的不是錯誤的決定，而是“不作決定”、“停滯不前”，尤其是香港面對的競爭者是決策靈活，行動迅速的中國及新加坡，所以，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一日不解，前境實在令人擔憂。

珍惜機遇 發展高鐵
2010年1月14日

立法會財委會本周五、周六已預留兩天，繼續審議高鐵項目。計及過去兩次財委會，高鐵的馬拉松會議已開了10小時。審議時間之長，相信是立法會的記錄。

高鐵事件令立法會內外充滿火藥味，遲遲未能表決。一方面是挑戰議員的忍耐力，另一方面，議員也是在測試市民對於議會“議而不決”的底線。

在一個特別財委會上，詹培忠因不滿議員“拉布”先發難，最終演變成議會內“手指對手指”，以粗言穢語互相對罵。被報章形容為立法會之恥。會議尚未完成，議員先在市民前醜態盡顯，嚴重打擊立法會整體形象。

上週五，財委會會議結束後，再有議員“忍無可忍”與主席理論，不滿主席故意不為會議定下投票時間。

財委會為立法會最後把關的委員會，是政黨、議員最後表達立場的地方。過去大量複雜的項目，也不需要徹夜開會，原因很簡單，有關項目必須“過三關”：即先到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反覆討論，若然是工務工程，需再到“工務小組”，然後才到財委會表決。

政黨、議員在工務小組、財委會前，有責任掌握大部分資料。以高鐵為例，政府經過“鐵路事宜小組” —“工務小組”—“財委會”，前後經歷5年有多。而高鐵總站設在西九龍，政府也早在96年初已經提出，各界關注這個項目的人士必定知道，若要提出反建議，必須要負責任地在合理時間提出。

上周提出超過7成問題的議員，早已表態反對項目，所以提問只是為了達到其他政治目的。無論官員的回覆如何，也改變不了他們的投票意向。撥款至今拖了四周，最受影響的當然是廣大市民和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事件反映特區政府無法駕馭當前的政治局面。運輸局早在政策制定初期，未能發動市民熱烈參興，又未能引導及掌握民意，使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受到嚴峻的考驗。

假如現在否決政府方案，效果不是支持“錦上路”，而是把整個高鐵項目“推倒重來”。除了“錦上路”方案外，市民問我為甚麼高鐵不能建在“紅磡”、“啟德”，或其他新界的地方呢，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香港會失去連接高鐵的黃金時間。

669億元是龐大的金額，而高鐵亦是一項龐大的投資。投資的目的，是為了香港未來。香港是一個成本高的地區，經濟能否維持高增長，實有賴香港能否為國家提供適切的服務。

今年是「十一‧五」規劃最後一年，「十二‧五」規劃快將出台，國家要維持高的增長，必須發展中部及西部城市。而第一個完成的高鐵車站在武漢，而武漢到廣州只需要三個多小時，只及現在的三分一，而武漢市已表示會爭取到北京的高鐵在今年年底通車，明年再開通武漢至上海段。

反觀香港，即使今天通過建高鐵，仍然要2015年才接上國家網絡，只可算是“及時”惠及全國高鐵網絡，再等只會是香港的損失。

中西部的崛起是未來發展的重點，而中西部發展的其中命脈是高鐵。所以，香港參與中西部的建設是“機不可失”，再磋跎歲月，損失的是香港人。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香港的資金、專業人才在今天中國的發展已經不再是“天之驕子”，若然香港自己放棄這個黃金時機，不能俾益的只是香港人。

香港參與與否，國家的高鐵網絡都會建成，國家在未來仍然會以高速發展，請珍惜機遇。

給“八十後”寫的
2010年1月7日

年青人激情，以行動表達不滿，以行動爭取心中的公義。年青人激情，沒有錯，誰沒激情過，尤其是年青時候，我也曾經為社會的不公而氣憤、流淚！

但激情的同時，要學會尊重別人的意見。部分“八十後”採取激進的行動反對高鐵，因為他們相信高鐵是“益”有錢人的建設，又不想見到菜園村被毀。

“八十後”生於繁榮，物質不缺，個人主義較濃。“八十後”有權激情，但年青人要學會包容，生活在一個七百萬人的社會，可能有七百萬個意見，與你意見不同的，你都要學會尊重，不能動輒以“語言暴力”處理。

那天，你們包圍立法會，表達反對意見，凡是與你們不同意見的議員發言，你們大聲疾呼，用盡一切難聽的語言辱罵。

做議員，我不怕被罵，也會對自己投票負責任，今天不是講高鐵的事，而是我十分痛心你們不能包容，尊重不同的聲音。

除了“語言暴力”外，每個人都要學會從別人角度去想想，要了解為甚麼有不同聲音，你們可以不認同，但要接納社會本來就是由不同的個體組成。

真正的言論自由，是包括基本的尊重與包容，不是透過“語言暴力”。近來，“語言暴力”不但在議會時常出現，年青人喜歡的網絡世界也不時發生欺凌事件。

其實我非常擔心，從而想到青年人不懂得把尊重和包容帶到工作中。有僱主反映，香港青年人不肯捱苦，工作態度不及國內學生積極，這些聲音敲響了警號。

對於這個警號，年青人要深思，特區政府更要深思。

歸根究底，年青人最需要機會。在這一點上，“八十後”與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沒有甚麼分別，目標都是將餅造大。

為年青人創造機會，特區政府做得很不足夠。最簡單莫如大學資助學額，竟不及適齡人士的兩成，其他八成多年青人，只有自求多福。部分入讀自資的專上課程，畢業時人人揹上十多廿萬元的學生貸款；其他則要提早走入社會，好運的成為低學歷，低技術的基層勞工，運氣差一點便要長期身處失業大軍。

數字說來有點悲涼。15歲至24歲的失業率達15%，其中，15歲至19歲的年青人，失業率接近3成，等如每4個年青人，便有1人找不到工作。問題之嚴峻，已非單靠勞工及福利局之力可以解決，而勞工署推出的“青見計劃”、“展翅計劃”更只是杯水車薪，措施軟弱無力。

青少年是我們的下一代，也是最有創意、最具活力的一羣。但當他們連工作也找不到，要他們看到未來的方向，定下人生目標，不是有點強人所難？說得遠一點，年青人以請食“K仔”作為社交手段，又認為只要有錢賺，援交沒有甚麼大不了的想法，難道與年青一代對未來完全失去信心沒有關係？

特區政府並非對問題不知不覺，也明白年青人的問題和處境，只是沒有將此放到最高層次，以新思維來解決。筆者在去年《施政報告》辯論中，已提出單靠勞工及福利局是不全面的，亦提及杭州市政府建立了6個高校創業區，提供資助及小額貸款予當地青少年創業，為社會創造了就業機會，也為社會創造了財富。筆者說出這些例子，不是要求特區政府照搬，而是希望當局以同樣的誠意，因應香港的情況，構思出真正為香港年青人提供的機會。此外，政府當局也應考慮帶頭聘請這批年青的新力軍。

為年青人提供機會十分關鍵，對香港的長遠發展以至社會穩定都絕對重要，不能單由勞工及福利局一力承擔，特區政府應該特事特辦，各決策局都應該在本身負責的政策範疇內提出措施，協助紓緩這個日趨嚴峻的社會問題。

為消費者設下基本安全網
2009年12月31日

元旦開始，香港的民事訴訟程序有重大的改革。就是在對簿公堂之前，訴訟雙方必須先嘗試調解，藉此鼓勵市民採用較合乎經濟效益的調解，避免耗費時間與金錢去「打官司」。

「打官司」經常被指為有錢人的玩意，所以筆者支持引入調解制度，為消費者以至投資者提供簡便的途徑去追討損失。正如筆者上周在此提出，香港雖然號稱購物天堂和國際金融中心，但損害消費者和投資者的事情，每時每刻都在發生。正如早前發生的亞洲果業事件，就令部分投資者對目前制度失去信心。
集體訴訟值得考慮

目前，投資者要與金融機構展開訴訟，很大程度要付出真金白銀，反而消委會就設有訴訟基金，為消費者提供經濟和以至法律協助。

然而，有了訴訟基金，是否就為消費者設下基本的安全網？

要申請訴訟基金，與民事訴訟的新安排有點類似，必須先經調解，無良商人就懂得鑽這空子。筆者早前協助的一批纖體瘦身苦主，曾不只一次獲告知纖體公司願意和解，結果兩個月後，和解沒有下文，苦主最終都要靠訴諸法庭取回公道，期間當事人已被折磨至心力交瘁，大大打擊他們的決心。

即使進入正式申請程序，要獲審批也非易事。訴訟基金成立十五年以來，獲批的申請只有三十二項，即每年平均只有兩項，對比於每年數以萬計的求助個案，訴訟基金的作用可說似有若無。在這種情況下，試問小市民怎樣去追求公義？苦主若以法律行動尋求索償，難免要拿出真金白銀，個別當事人即使勝訴，追討回來的賠償，絕不足以抵上付出的精神心血；萬一敗訴，更連金錢也要賠上。

上月，法改會提出諮詢文件，建議為香港引入集體訴訟，筆者認為值得考慮，因為有助平衡消費者面對企業時的弱勢，但預計社會對此會有一番討論，部分評論擔心制度一旦落實，香港會像美國一樣湧現大量相關訴訟，虛耗社會資源。因此，要在短時間內扭轉目前消費者權益不受保障的情況，不能依賴集體訴訟的落實。筆者促請政府積極考慮以下中、短期的改善措施。

中期而言，筆者建議授權消委會作為代訴人，代表消費者向法庭提出追討，既可以解決消費者一旦敗訴，要負擔高昂訟費的憂慮；同時又可以為大部分未能主動提出訴訟的消費者，尋求法律上的補償。澳洲的「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就可根據《一九七四年貿易行為法》，在取得消費者同意後，直接代表他們向法院起訴，向不良商戶追究民事責任，為消費者的損失作出補償。

短期而言，筆者認為首先要擴展《商品說明條例》至包括服務的提供。說來有點可笑，服務業佔香港GDP約九成，但保障消費者的《商品說明條例》竟然未有涵蓋服務業！政府早前總算答應修例，堵塞漏洞；第二是規定有關會籍、套票及其他預繳式服務合約，引入冷靜期，這方面已有很多評論，毋須在此重複。

筆者想特別指出的是消委會的點名制度。公開不良銷售手法公司的「黑名單」，總算是消委會對付無良商人一種「無辦法之中的辦法」。然而，由於消委會不受免責條款保護，萬一有所差池，隨時被人「反咬」指控誹謗，所以消委會運用權力時，門檻甚高。以至大部分銷售手法有問題的公司，仍可繼續經營，誤導更多消費者跌入陷阱。此外，即使被公開點名，對於公司以至負責人的註冊、續牌，完全沒有影響。

所以，在保障制度不健全，法例不完整之下，消委會即使再有心，最多也只是「無牙老虎」，如何強化其角色以真正為消費者提供基本的安全網，就要靠政府的誠意和決心。

天堂中的陷阱
2009年12月24日

香港滿佈消費陷阱！消費者委員會前日高調批評9間“機頂盒”公司呃人，上門聲稱“不裝機頂盒不能收看電視”，藉此誘使市民購買機頂盒。這些新聞不是第一次發生，無良商人為求促銷，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法，時有所聞。蠱惑收費短訊令長者學生紛紛中招，被動地付出高昂費用收看一封封“情書”；纖體瘦身公司巧立明目，明呃暗騙代言人簽下不公平合約。

這些事例反映商人為求獲利，促銷手段無孔不入。筆者日前就「人對人」的促銷電話公布一項調查，發現有近六成市民曾收到促銷電話，更有逾九成人認為受到這些電話滋擾。在手機滲透率高踞世界首位的香港(100名市民有170部手機)，要完全避開消費陷阱的滋擾，可謂防不勝防。

因此中招者也不在少數。根據民建聯7月公佈的“消費者權益保障意見調查”，有23%受訪者過去在香港本地消費時，曾經遇到商家誤導、欺騙、高壓、威脅、滋擾，或其他不公平手法推銷，而蒙受金錢損失；當中有8%的人最大損失高達5萬元以上。

可見，香港美其名是購物天堂，但保障消費者的制度，未符市民的期望和要求。市民在損失金錢後，往往因牽涉金額少，只會自嘆倒霉，不再追究，否則動輒打官司，即使勝訴，隨時賠償連律師費也不足夠支付，得不償失。

基於大多數消費投訴不涉及刑事，保障消費權益的工作，通通交由消委會。但消委會即使有心，但在現行制度下，最多也只是“無牙老虎”，除了公開有問題的公司的“黑名單”，以警效尤，其他可以做的不多。

即使如此，筆者也想補充。筆者一直協助纖體瘦身苦主，也有將個案轉交消委會跟進，消委會早前也曾公開纖體公司的促銷手法，可惜未有同時公開被投訴的纖體公司名稱，以至這些銷售手法有問題的公司，仍可繼續誤導更多消費者跌入陷阱。

消委會設有訴訟基金，可以資助苦主打官司，表面上似乎可以為整個保障制度作最後把關，而消息人士也曾在一篇報導以“15年內未嘗一敗”來形容基金出招“例不虛發”。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來，訴訟基金的運用“極之謹慎”，甚至可說嚴苛。

根據消委會07-08年報，訴訟基金在該年度審議了11組申請，結果否決了10組，只就一宗有關延遲完成住宅物業的個案提供資助。對比於該年度消委會總共收到3萬6千多宗投訴，基金的動用比例，微乎其微。數字顯示訴訟基金“有等如無”。

至於小額錢債審裁處，雖然可以處理不超過5萬元的錢債糾紛，只是筆者質疑實際能成功解決的個案有多少。

在現時的法例下，消費者權益的保障，某程度只能依靠傳媒！例如日前的蠱惑短訊問題，經傳媒廣泛報導下，群情洶湧，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立即責成電管局，急召各大電訊商開會，並即時達成四項原則，與業界草議實務守則。購物天堂居然要靠輿論來為消費者把關，非常可悲！

政府不是不明白現時的情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表明即將提交諮詢文件，打擊不良營商手法，筆者一方面聽其言，觀其行，希望政府盡快提出建議，同時促請當局建立全面性消費者保障制度，重點是盡快制定綜合性的《消費者權益保障條例》，堵塞現時法例零散而互不協調的漏洞；至於有關會籍、套票及其他預繳式服務合約，必須訂立合約冷靜期，讓消費者有機會停一停，想清楚，合約才生效；同時賦權消委會可作為代訴人，代表消費者向不良營商者作出追討，維護購物天堂的美譽。

停一停，想一想
2009年12月17日

公民黨日前宣佈將會參加五區請辭，看來這項行動事在必行，問題只是何時正式啟動。

對於公民黨的決定，筆者感到失望。五區請辭最先由社民連提出，當時已被指為行動的目的，是要爭做“民主派”的龍頭大哥，推動他們所謂的新民主運動。起初，公民黨對建議相當冷淡，對建議的效果甚有保留。後來，公民黨在短時間內改變想法。及至上周，民主黨會員大會以大比數否決參加五區請辭，並否決以該黨名義助選，公民黨面對今日這個進退兩難的局面。

筆者真不了解公民黨的盤算，與該黨現時的定位大相逕庭。參加辭職這個決定，極有可能令該黨既失去理性溫和的中產人士的支持，同時又爭取不到最激進一群的認同。況且，無論從接觸的專業人士，以至大學的民調結果，全部顯示反對五區請辭的人，遠比支持人多。

無論公民黨的盤算是不想失去民主的參與，還是真誠相信通過五區請辭，可以帶領社會走入民主的另一階段。他們決定「去馬」，各個政黨就要準備迎戰。

筆者尊重他們的選擇，但可惜這次的政制諮詢被他們騎劫了。因為當他們決定辭職時，社會的焦點就落在補選上。我當然不認為補選等如公投，因為每位曾經參與直選的人都很清楚，選民投票，總有這樣那樣的理由，所以，即使某位候選人最終當選，也無法印證選民投下的一票，究竟是因為支持某一個議題，還是因為不想這位候選人落選。在不能得到甚麼結論下，推動五區補選有何意義，值得每位香港人深思。無論原因為何，落實五區補選最大的輸家，肯定是香港市民。

第一是輸了公帑，按政府估計，補選費用最少一億五千萬元，代價高昂；第二是輸了討論政策向前走的機會；第三是輸了討論改善目前政制困局的機會。

關於第二點，每次政改方案都關係政制的長遠發展，很需要社會各界詳加討論。然而，有了五區請辭，輿論一定變焦，往後的報導和分析，大部分都會集中在各候選人的競選策略、競選活動、以至各候選人的勝算分析。對於更為重要，更需要深入討論的政制議題，方案如何優化等，不是淪為次等議題，就是被完全忽略。

然而，筆者認為最重要始終是第三點。中央承諾香港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2020可以普選立法會，不過，即使這些承諾得到落實，但香港政制的獨特設計，仍然令社會前進時舉步維艱。在目前制度下，政府有權無票，議員有票無權，議員的“天職”某程度上就是做反對黨，政府在議會內沒有忠實支持者，導致官員只「撲火」，偏重政治化妝，「做騷」成為施政重點，甚至反過來要與議員爭奪民意。在這種心態驅使下，政府除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導議題，其他都可免則免，以免挑起民怨，激化矛盾，禍及自己。

今次的諮詢文件未有包括討論如何改善現行的體制，或未有總結十年施政舉步維艱的結果。所以，即使整套方案得以落實，普選後的特首，無疑更有民意基礎，但手上仍然無票，要施政順利，仍然要靠政黨。

所以，我期望大家能停一停，想一想，因為這是關乎施政能否暢通的關鍵。

香港要有“公平待客”之道
2009年12月9日

港交所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子政在回應亞洲果業(0073)「錯盤」事件時，認為事件「非常不幸」。

「非常不幸」的金融事故接連發生。金融海嘯甫開始，2008年10月便出現中信泰富炒燶外匯衍生工具而輸掉「半邊江山」事件。小投資者一覺醒來，股價跌了一大半，不知道去那裡投訴。事件當時炒得沸沸揚揚，但一年之後的今天，政府未見任何行動，而商業罪案調查科的調查進展，公眾也茫無頭緒。

雷曼事件發生一周年，部分「迷債」事主「有幸」取回六成本金，但大量其他相關產品的苦主，仍然要四出遊行抗爭，不知何時完結。至於證監會的調查，要到明年3月才初步完成，考驗著苦主的耐性。

無疑，電盈私有化一役，散戶取得了勝利，不過事件中要有很多天時地利的配合：散戶團結、證監神勇，加上上訴庭多從小股東權益考慮，只算是個別例子。現行制度未能有效保障小投資權益的問題，未有解決。

正當證監會發出諮詢文件，希望進一步完善目前保障機制之時，最近又發生了亞洲果業「錯盤」事件。

兩天之內，本人就接獲近二百個求助，在無派單張，又無掛橫額之下，上周六舉行的遊行，短時間內就召集了逾百名股民上街抗議，足以反映投資者的憤怒。

筆者認為事件的關鍵是聯交所、上市公司、保薦人以至會計師是否有從投資者角度出發，用清楚及簡單易明的資料，協助他們有根據地作出投資決定。這個原則，不是筆者憑空杜撰，而是白紙黑字，寫在金管局因應雷曼事件而發生的報告(8.9段)。至於證監會的報告說得更加直接，指出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有“公平待客”(Treating Customers Fairly)的監管方案，方案重點，不在於市場參與者提供甚麼指引，而是投資者能否真正得到保障。

說回今次事件，亞洲果業在本月初“一拆十”，但聯交所大利市機在該股上市當日，仍然顯示今年六月底的未拆股的數據，即NAV(Net Asset Value / 每股資產淨值)是人民幣37.5元。由於資料通過聯交所發放，令很多散戶“入錯市”，連專業股評人也基於錯誤資料分析。反映問題不完全是散戶的問題。雖然聯交所事後發表聲明，指出做法不過依慣例而行。然而，十多日後，同樣以介紹形式上市的心連心化肥(1866)，卻被要求公司發出最近總股本，每股盈利及參考股價的通告，這種做法上的改變，不正是反映以往的做法有缺失嗎？

大家都知道，股民買股最主要取決於兩個數字：其一是EPS(Erning Per Share / 每股盈利)，另一項便是NAV。當然，投資者要對投資負責，事前也應細心閱讀招股文件。不過，經港交所審批的招股文件，未有在顯眼的位置上說明股份被分拆，加上大利市機上的誤導資料，難道聯交所可以完全卸責嗎？

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反映香港保障小投資者的機制未成氣候。

筆者多次提出，小投資者無權無勢，既無資訊，又無財力，在面對財雄勢大的上市公司或大財團時，處境十分不利。香港既沒有集體訴訟(class action)，又不容許律師以「不成功、不收費」模式提供服務，投資者一旦決定打官司，也只能付出真金白銀，自求多福。

筆者經常指消委會是“無牙老虎”，不過始終都有訴訟基金，可以協助消費者通過法律途徑，爭取公義，反而證監會這個唯一處理證券及期貨業投訴的法定機構，有權調查和懲罰違規的金融機構，卻無權指令金融機構對苦主作出賠償。

香港正考慮設立金融申訴專員，筆者建議參考消委會的訴訟基金，在專員下設投資者訴訟基金，為小投資者提供「撒手」，讓他們可以申請入稟或集體訴訟形式，討回公道。至於基金的來源，則可以從印花稅撥出某個百分比成立。

香港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必須要做到“公平待客”。在眾多不幸事件之後，請讓小投資者有申訴機會。

慎防香港變成孤島
2009年12月2日

數十名市民昨天圍繞立法會大樓，高呼反對興建高鐵。在一片抗議聲中，負責審議該工程的工務小組討論氣氛熱烈，發言者眾，以至今天要加開會議，繼續討論這項涉及600多億元的工程撥款。

項目最大的爭議，其實是造價為何要600多億元。600多億元等如政府四分一年的公共開支，是否物有所值十分重要，但相關的聚焦討論不多，市民的關注反而是菜園村的「不遷不拆」，擴展至元朗錦上路的「另類方案」，以至大角咀地層收回而觸發全面收購的訴求。所以，當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上月初舉行公聽會，便有20多個團體出席，要求議員和政府正視他們的訴求。

另一邊廂，面對對這項涉及“國策”的高鐵工程，特區政府也十分緊張，以「人釘人」方式游說議員，緊密監察支持和反對票數的最新變化。

幾個月前，筆者拜會廣東省交通部。甫一開始，他們就與我們分享未來十年國家鐵路網絡大計，放在眼前的一幅圖，是一幅未來的鐵路網絡，網絡宛如蜘蛛網一般的緊密。他們很高興，很自豪地說，國家十年內的鐵路網絡肯定可以與日本和歐洲相比。話剛說完，就轉過頭來，問我們香港的高鐵何時上馬？我們頓時語塞，一時接不上話來，我們連高鐵項目何時送上工務小組也不知道。

坦白說，以國家目前的實力，在公共政策方面的落實能力，我十分相信這個蜘蛛網很快就會落實。前日，全國的高鐵系統又跨進了一個新里程，全長一千多公里的「武廣高速」開始試行。通過「武廣高速」，由武漢至廣州只需3個小時。

至於高鐵香港段，即使撥款獲順利通過，今年動工，最快也要到2015年才能完成。

令筆者慨嘆是高鐵香港段早在《鐵路發展策略2000》已經建議優先發展的鐵路項目之一，亦是前年《施政報告》公布的十大建設項目之一。期間，政府差不多每年都有到立法會交代項目的最新進展。可惜，經過了接近十年討論，香港何時與國內的高速鐵路系統“接軌”，仍是未知之數。

高鐵全長26公里，造價需要600多億元，說高鐵造價貴，筆者是同意的。不過，基建投資金額一向龐大，所以大家的著眼點，應該是工程能否做到物有所值。要評論高鐵是否物有所值，除了著眼高鐵日後的載客量或真接收益外，高鐵帶來的其他收益，包括縮短了香港與國家主要城市的距離，因而帶來人流、物流，從而帶來商機，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這些無形或者難以實質計算的收益也要一併考慮。

無疑，項目建造成是天價，但筆者多次提出政府應改變過往基礎建設需要收回成本的原則，因為基礎建設項目，尤其是鐵路項目是可以帶動周邊經濟，是香港融入珠三角生活圈的重要一步。

為了香港的長遠策略發展，筆者支持興建高鐵，但如何進一步壓縮建築成本是政府要繼續努力。不過，方案推銷過程中，的確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尤其是諮詢過程，明顯不足。大角咀居民的憤怒完全可以理解，港鐵收回大廈底下地層的決定，市民居然要通過報章報導才知道，而對於居民擔心重建價值受影響的關注，政府也只是打官腔，重申現有的機制，如果政府沒有認真考慮居民的要求，等如迫他們走向對方面，對解開死結沒有幫助。

大家不要忘記，過往的經驗清楚顯示，工程拖得越久，造價只會越高。幾年之間，政府估計高鐵的成本，已經由原來的四百多億元增加至現在的六百多億元。如果大家再不爭取時間，繼續糾纏於無盡的爭論，筆者擔心香港距離被邊緣化，變成孤島的日子，又走前一步。

建築面積Vs實用面積
2009年11月26日

隨著社會的進步，市民對城市規劃以至樓宇設計的要求不斷改變，不斷提高。回想三、四十年前建成的樓宇，這些建築無空中花園、無會所、無環保露台，除了必要的公用地方之外，建築面積就等如實用面積。這個時代的的樓宇，如美孚新村、淘大花園的實用面積高達九成以上。這些樓宇沒有創意的設計，沒有花巧，就好像一件件積木散落在社區的角落。

這些沒有性格的樓宇設計，不能怪建築師，亦不能怪規劃師，只怪香港實行高地價政策，寸金呎土，誰會願意把可建樓宇面積“浪費”而建成環保露台、豪華會所、停車場，除了無市場，更重要是不賺錢。

不過，隨著市民對居住環境配套措施的需求日增，平台花園、露台、住客會所已屬屋苑的基本設備，發展商自然不會錯失商機，為了增加新樓的吸引力，務必想盡辦法帶領社會潮流。現時新樓的趨勢便以優質服務作為賣點，將住宅與酒店服務結合。

為了回應市民追求優質建築，政府近年向發展商提供誘因，若他們建環保露台，建會所，就會送出這些樓面面積，即豁免將這些設施計算入可建樓宇面積。這些額外的面積，成為近日熱門話題，亦即是「發水」的面積。

這項政策原意可以理解，然而卻成為市民質疑是政府另一項“明益”發展商的措施。

因為樓宇呎價一直以「建築面積」計算，包括可建樓宇面積和「發水」部分，而「發水」部分是政府向發展商送出的禮物，市民卻要真金白銀買回來。有些「發水」部分的售價，例如停車場，甚至比單位的呎價更貴。

當局向發展商提供豁面安排，最不妥的地方是政府沒有通盤的考慮。政府一方面容許樓宇“發水”，卻沒有同時為“發水”部分訂下整體限制。正如發展局局長日前在立法會會議上承認，政府並沒有就樓宇項目的各項總樓面面積寬免作出統計，或者建立資料庫。在欠缺整體監察下，發展商肯定會以無限的創意，千方百計用盡這項豁免政策的所有好處。

政府對“發水”部分沒有整體的規管，其實同時削弱了對樓宇高度、體積和密度的監管。根據屋宇署的資料，有樓宇的停車場獲豁免的總樓面面積，甚至高達樓宇本身的總樓面面積約50%至110%。若任由情況繼續，“發水樓”越發越大，樓宇的體積以至高度，既會阻礙鄰近居民的景觀，更會影響通風，加速屏風樓的出現。

我認為政府最起碼要為每個項目可「發水」的面積設限，即不得超過可建樓面積例如20%，又或政府認為必須提供的設施，例如環保露台，便不應再有任何豁免，而要求發展商必須提供。

但大家不要以為限制了“發水”面積後，呎價便會下跌，因為呎價無論以建築面積或實用面積計算，都是市場供求決定，成本只是一個考慮因素，不能完全和成本掛鉤。所以，落實上述措施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一些沒有獲面積豁免的設施，規模會比現時細得多。即是說，豪華會所不見了，環保露台不再那麼大了。

此外，實用面積經過多年爭議，去年底總算統一起來，但也只屬地產建設商會發出的指引，並無法律效力。不過，比較起來，計算售樓的「建築面積」的問題更加「無皇管」，因為連一個大家公認的標準也沒有。各發展商會按各自的方程式計算「建築面積」，計算方法既不統一，又缺乏透明度，令市民難以比較。

筆者認為這種情況非常荒謬。既然市民目前是以「建築面積」付鈔，政府不能沒有統一建築面積的計算準則，讓市民在一個完全可以比較的環境下，作出可能是一生最重要的投資決定。

讓大衛能夠挑戰巨人
2009年11月24日

聖經故事中，大衛戰勝了巨人哥利亞，大快人心。然而，喜出望外的背後，正好反映這個結果，其實出乎意料：大衛應該是輸的，結果贏了，所以才令人感動。為何大衛應該輸？自然是兩者實力懸殊。

這個故事有其現實意義。香港號稱國際金融中心，又叫購物天堂，但小投資者以至消費者的處境，與大衛沒有兩樣，只是站在他們面前的不是巨人，而是財雄勢大的巨賈財閥，或者是妄顧誠信的無良商人。

筆者對於現行保障投資者/消費者的制度的確有很多質疑：明明是華爾街精英挖空心思製造出來的“毒債”，偏偏沒有監管機構能夠及時制止，令“迷債”及雷曼相關產品苦主要四出遊行抗爭，取回本金；明明是上市公司玩弄財技，偏偏沒有任何方法阻止小股東被人任由魚肉，令千萬家財“大縮水”的老伯，要聲淚俱下要求與公司主席對話；明明是纖體公司巧立明目，明呃暗騙代言人簽下不公平合約，偏偏消委會又拿他沒法，以至有代言人因無法討回七萬多元纖體費用而要看精神科醫生。

筆者不想危言聳聽，也無意一口咬定現行的保障制度已經崩潰。正如在電盈私有化一役，散戶最終取得了勝利，不過事件中要有很多天時地利的配合：散戶齊心、證監神勇，加上上訴庭多從小股東權益考慮，所以這次只是個別例子。在現行制度下，小市民要取回公道，正如大衛戰勝巨人一樣，機會百中無一。

法庭原本是尋求公義的地方，香港也一直以完善的法治制度見稱，然而，香港既沒有集體訴訟，也不容許律師以「不成功、不收費」模式提供服務，苦主即使有再多的質疑，有再多不公平的證據，一旦決定打官司，難免要拿出真金白銀，但打官司動輒過百萬元，而法援又有嚴格的資產限制，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保障，試問小市民怎樣去追求公義？況且，對於牽涉眾多苦主的個案，個別當事人即使勝訴，但追討回來的賠償，隨時得不償失，連律師費也不足夠支付。

這些死結一日不解開，大衛要成功挑戰巨人，運氣始終較公義重要。

上月，法改會提出諮詢文件，建議為香港引入集體訴訟，筆者十分歡迎。因為集體訴訟起碼可以讓小市民集合起來，凝聚足夠的力量，與企業和財團對簿公堂，藉此爭取公義，也有助打破“法律是有錢人的遊戲”這個觀念。

集體訴訟對保障消費者有著明顯的好處，因此，除了熟知的美國之外，加拿大、澳洲、內地以至台灣，對於提出集體訴訟，已有一套既定機制，或者已設下某些規定。

筆者明白，集體訴訟並非靈丹妙藥，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也可能鼓勵人們事無大小，動輒打官司，令社會付出很大代價；又或者最終只“益”了中間的律師，對小市民追討損失無補於事。這些都需要社會小心衡量，防止機制被濫用。

歸根究底，引入集體訴訟只是其中一道板斧。因為對於大部分人來說，訴諸法庭除了要顧慮經濟能力，還會因「打官司」曠日持久，期間當事人要勞心勞力，大大打擊了他們追討賠償的決心。所以，當局必須同時加強消費者委員會，以至未來金融事務申訴專員的職權，強化目前的調解和仲裁服務，讓小市民可用較便捷的方法解決糾紛。

是否要在香港引入集體訴訟，法改會已經提供了很好的起步點，最令筆者擔心是幾個月前看過一篇報導，指回歸以來，由法改會提出的報告書，超過半數石沉大海，而其中有一份關於保障消費者的報告，事隔十年仍未獲得政府任何回應。做法完全不可接受。

為了真正保障投資者/消費者權益，筆者希望當局必須要營造環境，強化小市民的力量，讓他們能夠在法律上站於一個較平等的位置，挑戰巨人，令公義得以彰顯。

中國應當向美國學習甚麼？
2009年11月19日

金融海嘯後美國元氣大傷，而中國經濟卻持續高速增長，實力此消彼長之下，就任不足一年的美國總統日前訪問中國。就在“胡奧會”前夕，美國《時代》週刊以「美國應當向中國學習的5條經驗」為封面專題，說美國應當學習中國“雄心壯志、重視教育、照顧老人、大量儲蓄、放長眼光”等五條經驗。 

筆者認為這個說法頗值得玩味。美國的《時代》周刊被認為是當代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雜誌。她對中國的態度，一直是輿論的風向標，能夠準確反映西方民意。所以，內地學者曾對該周刊的封面做過一些分析，結論是西方媒體對中國領導人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取態。1949-1978，國家成立初期，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領導人被刻意妖魔化。1950年，韓戰爆發，解放軍與聯合國軍隊開戰，而12月的《時代》週刊的封面(圖)，不需細看文章，單看封面，已令讀者對毛澤東產生厭惡的感覺，充分顯示美國敵視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及領導人。

1978-2000年，國家處於開放改革期間，每當中美兩國領導人會面，《時代》總會在封面將他們放在一起，例如小布殊和江澤民，也只有在這些機會，中國領導人才不致被“矮化”處理。第三階段是2000至現在，隨著中美關係轉調升溫，《時代》對中國領導人的處理也比較客觀真實。2002年，中國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即將訪問美國，4月的《時代》封面採用的照片(圖)就相當正面，頗能反映胡錦濤親切而自信的一面。

所以，當看到最新一期《時代》說美國要向中國學習，筆者認為是態度上一個大轉變。其實，這個轉變十分微妙，美國從來都是「世界警察」，在亞洲更有日本作盟友，但自從日本民主黨執政後，他們亦要微調與美國的關係。事易勢易，西方輿論在對華態度上，由過往妖魔化，繼而承認，到現在進一步轉變成學習對象，無疑都是實力掛帥。

國家經過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國力已與過往不可同日而語：外匯儲備超過2萬億美元；GDP超過4.4萬億美元。以中國今時今日的實力，所有重大的議題都需要中國參與才能奏效。10年前，在中美峰會上討論最多的離不開是人權、防止核擴散和貿易，但現在雙方議題已經擴展到幾乎涵蓋世上所有主要問題，從應對氣候變化到伊朝和北韓核問題、非洲發展、到如何挽救全球經濟，美國都需要中國的參與。

經歷金融海嘯後，美國國力大減，但往美國尋夢依然令不少人趨之若鶩。筆者經常有一個夢，該是所有中國人的夢，夢想世界各地都往中國尋夢，不只是尋找商機，而是因嚮往中國的文化、自由、民主及包容。

男女真的平等嗎？
2009年11月11日

「每個成功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女人」，其實筆者相信每個成功女人的背後，也一定會有一個男人默默地支持，所以，立法會昨日討論加強男士的支援服務，筆者認為很有需要，不過，相對於男士，香港婦女在社會遇上的問題肯定更大。

表面看來，香港保障女權的機制已經發展多年：政府早在96年便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同年引入聯合國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至今十年有多；到了2001年，我們又有「婦女事務委員會」，專責向政府提供改善婦女福祉和權益的意見。所以，本港女性地位不斷提高，似乎無可爭議。

不過有了這類「公約」、「委員會」等「硬件」的保障，是否就代表女性有平等的發展機會？根據統計處今年公布的數字，男性每月收入中位數為12,000元，比女性的8,500元高出4成；而且現象並非集中在某一個階層，而是在除了運輸、倉庫和通訊業外，其他職位及教育水平上，女性的薪酬都較從事相同工作的男性為低。至於收入低於5,000元的基層勞工之中，更每10位便有8位是女性。

究竟是香港女士特別愚笨，技不如人，抑或香港的社會制度，令女士的潛能未能充份發揮？

根據聯合國最新公布的人類發展指數(HDI)，香港排名不差，位列24，不過當計及性別差異的因素，香港排名即時下跌至94，較內地的34位頗有一段距離。

其實也不需聯合國的數據，大家都很清楚，女性在香港社會仍然肩負著照顧小孩、老弱的責任。當孩子出生後，往往是妻子辭職，留在家中照顧孩子，社會視這些做法十分正常，天經地義，為何反過來當辭職在家的是丈夫，大家卻又認為他是「食軟飯」，「無大志」呢？

為甚麼到了21世紀，我們仍然有“男主外，女主內”？為甚麼一定是“男兒流血不流淚”？這明顯是中國傳統觀念窒礙男女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所致。

性別在職業上也有定位，為何超過8成的士、小巴司機都是男性，超過7成保安、管理層也是男性，這些不正好是傳統角色窒礙男女在社會中的角色的鐵證？

要改變這種觀念，談何容易，筆者認為政府在這項改變人心的工作上，可以做的不多，反而是傳媒如果繼續泡製諸如「千億新抱」等新聞，繼續將「釣金龜婿」渲染成女士普遍的心願，社會目前對女士的扭曲觀念，恐怕只會揮之不去。

當然，筆者也不是說政府在推動兩性平等的工作上可以撒手不理。政府部分政策沒有考慮性別因素，實際上強化了女性的不利情況。例如，很多扶貧措施都集中在職業訓練，希望通過技能的提昇，令受助者脫貧，這個方向無疑正確，不過忽略了婦女所面對的，其實是勞工市場一些獨有的問題。因此，單單改善個人的能力，甚至提供就業機會，也未必有效協助到婦女擺脫貧窮。

要處理兩性在工資上的差異，首先是要釋放女性的勞動力。政府若然能以新思維，為基層婦女提供託兒服務，肯定有助婦女擺脫貧窮。

正如筆者早前指出，現時幼兒託管服務不足，遠遠未能滿足需求。政府為鼓勵婦女外出工作，可以為婦女提供「現金補助代用券」，一方面可鼓勵區內的婦女協助其他外出工作的婦女照顧子女，另一方面也可加強已經十分薄弱的鄰里關係。此外，政府也應充分利用各區公屋的空置單位或空置停車場，以低廉租金租予社會企業開辦夜間託兒服務，以及針對6至1 2歲兒童而設的兒童教育社，方便要外出工作而夜歸的父母，亦有助鼓勵婦女及家庭照顧者自力更生。

筆者認為男女平等的概念，不應該，也不能夠僅僅停留在“男性有甚麼待遇，女性也有甚麼待遇”這種絕對公平的層面，政府應該因應兩性的不同需要，營造一個適當的環境和制訂符合兩性不同需要的政策。

誰來監管地產資訊的準確性
2009年11月04日

天價豪宅成交的消息曝光後，全城熱談。矛頭之一是《施政報告》未有積極處理樓價問題，令樓價標升至連中產也負擔不了；另外是樓價自今年以來已升了約三成，星斗市民只有望門輕嘆，加上地產商推高樓價招數層出不窮，引來市民的無限反感。

對香港人來說，高樓價並非新鮮事物，而高樓價造就了一群本地富豪，掌控著香港的經濟命脈，也是不爭的事實。根據最新的福布斯香港富豪榜，大地產商囊括了頭三位，而在首十位億萬富豪之中，也起碼有七位是地產商。

這批地產富豪的豐厚家財，自然是來自一眾業主的血汁錢。“幫地產商打工”，相信是香港六成自置物業家庭的普遍心聲。香港雖然號稱奉行低稅率，不過若將每月的供樓開支計算在內，香港的稅率一點都不低，想到每月辛辛苦苦賺回來的收入，有一大截都要奉獻給地產商，中產自然滿肚怨氣。

既然，有物業的中產人士都心存不滿，“無殼蝸牛”的憤怒，更加可想而知。這批人士當中，不乏年青專業人士，他們無法“上車”，原因不在於能力不足，而是薪金的增加，實在無法趕上樓價的標升。

因此，無論有樓無樓，社會對地產商普遍產生對立情緒。加上最近樓價大幅上升，要求政府出手壓抑樓價的聲音越來越大，對立情緒也越見尖銳。若情況持續，大大不利於特區政府的施政，當局絕對不能輕視。

必須強調，社會對地產商有意見，不是“憎人富貴厭人貧”的“眼紅症”作遂，而是面對這群有財有勢的地產商，特區政府似乎事事遷就，經常屈服於財團的壓力，沒有為消費者的角度去考慮，令人感到很不是味意。

筆者想在《施政報告》出台前，政府在回應是否恢復定期買地時，便以地產商有不同意見為理由，並無採納意見。給市民的感覺，就是政府態度軟弱，完全聽命於大地產商，一有反對聲音，便寧願甚麼也不做。試問香港有甚麼事能夠取得絕對一致的意見，假如一遇反對，便選擇不做，政府可說沒有甚麼事會做得成了。特區政府在處理上，形象成了很壞的影響。

市民的不滿，更多是來自對地產商挖空心思的賺錢手法。無論是最近炒得沸沸揚揚的發水樓，與事實不符的售樓廣告，抑或令人混淆的層數等，都令人反感。此外，地產商為求推商樓價，方法可謂層出不窮，有些已是公開的秘密。例如地產商會以“出售再回購”(Sell and buy back)，即發展商先與關連人士協議以高價承接豪宅，稍後再由發展商回購，藉著賣出買入，製造虛假的“天價”成交；此外，豪宅以超高價成交，不過，後來發覺買家原來不只買了一個單位，但其他單位的呎價卻低得多，但媒體只會報導該豪宅的成交“天價”；此外，發展商還會透過傳媒，發放失實誤導的意向價，藉此製造樓價節節上升的假象；當新盤開售，地產商刻意透過傳媒放風，指該樓盤在短時間已售出若干單位，各大經紀經常唱好二手市場的成交，在報章上吹噓。

對於上述不實手法，連公眾都很清楚，為何政府可以坐視不理，任何這些消息影響及誤導市民，以致可能作出悔恨終生的買樓決定。

金融和地產是支撐香港經濟的兩大行業，若金融產品失實，我們還有證監為投資者把關，即使證監在雷曼事件上的表現令人詬病，但在電盈私有化事件，以至大摩高層涉及內幕交易的事件上，證監的做法，總算贏得了投資者的掌聲，然而，對於大地產商每日弄虛作假，泡製不盡不實的成交個案及數字，我們又有甚麼機構代市民出頭呢？

大家都知，消委會即使有心，但在現行制度下，最多也只是“無牙老虎”，除了公開有問題的公司名稱，可以做的其實不多。至於地產代理監管局，針對的只是地產代理，對於發展商發放誤導消息的行為，現時見不到有任何人站出來主持公道，主動調查，確保市民以至準業主可以得到準確無誤的資訊。

買樓置業是一項重大的人生決定，對很多人來說，甚至要用上畢生的積蓄。為此，筆者認為當局責無旁貸，必須要建立一套監管機制，確保發放任何誤導失實的行為，都要承擔責任，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點解交通費咁貴？
2009年10月29日

落區，最常聽到長者的抱怨，就是香港比不上國家。因為退休人士在內地，只需一元便可以隨處走，為何香港的退休人士沒有同樣優惠？甚至連立法會每年必提的殘疾人士交通津貼，政府一直沒有正面回應。面對交通費用高昂，長者為了省錢，只好足不出戶。

為何香港交通費一直居高不下，為何連一點優惠給退休人士、長者及傷殘人士都沒有？

問題的徵結，關乎政府在集體運輸政策上的目標。過往，政府在基建，例如東西隧的興建，會以BOT(建造-營運-轉移)形式興建；建鐵路則以鐵路沿上蓋物業發展作為補貼；而公營交通工具也以專營權形式批給私人公司，無論巴士、小巴等都交由私營公司經營。總之，一切自負盈虧，利益掛帥。

對於政府「一刀切」要求集體運輸工具以用者自付的原則運作，筆者並不同意，在此模式下，出於成本的考慮，偏遠地區居民的交通需要很可能受忽略。事實上，沙中過往遲遲未能上馬，就是因為乘客量不足，車票收入無法維持鐵路營運，令計畫拖延了好一段時間。

筆者認為一個地方的集體運輸服務，不應只解決市民的交通需要，還會兼具其他社會功能，帶動跨區人流，搞活地區經濟，推動新區發展尤為重要，故在釐定交通票價時，除了用者自付的原則，還要顧及其他因素。筆者很高興政府也意識到問題所在，同意以公帑興建沙中。可惜在交通費上，政策未有任何改變。引伸的問題，是低收入人士會因交通費貴，打擊外出工作的意欲，家庭收入無法增加，難以脫貧。

政府明言扶貧不是派糖，筆者同意，但政策上完全不改變，堅尼系數難以回落，貧富懸殊的情況也無法改善。

要有效平衡各條隧道車流，降低交通費，筆者早前已提出政府要斥資回購東西兩條隧道，但以政府現時的情況，是否有足夠的決心和執行力，推動此大改革，筆者是抱疑的。

動不了大手術，小修小補總可以吧？特區政府也採納了扶貧委員會的建議，推出較容易及簡單的交通費支援計畫，鼓勵偏遠地區低收入人士出外工作。

可惜，現時有關計畫不湯不水，只惠及元朗、屯門、北區和離島等四區居民。為何只此四區，政府一直沒有數據解釋。

如果講「窮」，統計處最新資料指深水區的住戶入息中位數全港最低，理應最窮，最需支援，其次則為葵青和觀塘，全部不為計畫所覆蓋。若論「遠」，統計處最近住戶開支統計(○四/○五年)顯示，若以交通費佔總開支百分比計算，新界區與港島區相若，均約一成，反映新界區的交通費負擔，不算特別沉重。

既然四區非最窮，亦非交通費負擔最重，筆者看不出為何交通費支援計畫不能擴展至全港十八區，並成為恒常津貼。環顧世界，不少地方的集體運輸服務屬國營企業，以東京、大阪、巴黎、紐約為例，運輸服務由國家、市政府擁有或資助。對同樣奉行資本主義的紐約來說，其都會運輸局擁有並管理紐約地鐵、公共汽車及渡輪。過去二十年，市政府和聯邦政府每年就提供約五億美元資助。

外地的經驗反映集體運輸服務不僅是一盤生意，還與公眾利益攸關，政府不應將此社會責任，推在商業機構身上便撒手不管。政府應考慮通過訂定集體運輸服務的票價和運作模式，達至扶貧等社會目標，藉提供補助和津貼，減低票價上漲壓力，紓緩低收入人士的交通費負擔。

有綜援無窮人？
2009年10月22日

上周，筆者表明支持《施政報告》以發展經濟作為重點。早在《施政報告》出台前，筆者已多次強調，也是不少市民的反映，要求政府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別忘改善民生。

在香港，貧窮問題正在加劇。無論是按照社會服務聯會所訂的「貧窮」，抑或前扶貧委員會訂出的「貧窮指標」，貧窮人口都在增加；與此同時，量度貧富懸殊程度的堅尼系數，多年以來只升不跌，最近更達零點五三三，亞洲最高。不同數據都反映：面對貧窮以至貧富懸殊問題不斷惡化，特區政府不能坐視不理。

筆者不相信派糖可以解決貧窮，又或香港的貧窮可以被完全消滅，只希望政府關注問題，掌握情況，設定目標，推出持續而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政府一直不肯清晰畫出「貧窮」，更遑論訂出明確的反貧窮目標。然而，根據香港大學去年底一份有關各國支援低收入家庭的報告指出，環顧滅貧有成效的地方，除了要投入充足的財政支援，都有一套可量度及有時間表的反貧窮目標。

舉愛爾蘭為例，當地一九九七年設定目標，十年內要將國內持續貧窮的百分比，由整體人口(九四年數字)的百分之九至十五，減至百分之五至十。所謂持續貧窮，是指收入不及入息中位數的七成。結果，計畫推行兩年便達標。當地政府及後進一步將目標定為少於百分之二，直至最終將持續貧窮完全消滅。希望特區政府能借鑑，為處理貧窮問題訂下明確的目標和時間表。

無可否認，我們有九年的免費教育，基層市民可以入住公屋、到公立醫院求診，更有綜援制度，所以，香港社會有一個基本的安全網，然而貧窮問題是否就可解決呢？令人遺憾，這似乎正是政府的思法。

曾蔭權上周在《施政報告》答問大會上，為貧窮拋出一個新定義：「收入低於綜援數目就是貧窮戶」。姑勿論這個水平是高是低，筆者想到是按此邏輯，既然我們已有綜援，豈非早已完成了滅貧大計！因為撇除部分未符資格，例如新移民外，其他有需要人士只要自願都可申請綜援，選擇過綜援水平的生活，從此脫貧！

政府這套「有綜援無窮人」的想法是否合理，自有公論。筆者想到是每朝有多少公公婆婆嚴陣以待，希望輪候到多幾份免費報紙轉賣給回收商，以賺取蠅頭小利；又有多少個家庭每月要付出豪宅的呎價，一家大小逼在幾十呎連轉身也有困難的「板間房」。難道有了綜援，我們就可以心安理得，任由這些情景每日發生？

如何提升基層家庭的收入，讓他們及下一代有機會擺脫貧窮，筆者認為當局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首先，現時幼兒託管服務不足，要釋放婦女的勞動力，讓她們外出工作，始終是紙上談兵。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了社區保母計畫，但服務範圍有限，遠遠未能滿足需求。筆者促請政府撥出資源，推出更多不同的託管服務，以符合不同家庭的需要，例如為外出工作的婦女提供「代用券」，津貼區內的婦女協助其他外出工作的婦女照顧子女。

此外，有別於外國，香港不少交通機構都是私營，缺點是市民要負擔昂貴的交通費，打擊低收入人士的工作意欲，特區政府有必要提供誘因，包括考慮為全港低收入人士，例如收入少於四千五百元人士提供交通津貼。

扶貧不是靠派糖，但沒有正視貧窮在香港的實際情況，肯定無助建立更和諧的社會。既然福為民開是《施政報告》的理念，筆者期望特區政府提出更多實質改善貧窮的措施，讓這套理念成為《施政報告》的實質內容。

教育政策的老問題和新問題
2009年08月12日

會考上周放榜，電視所見，都是熟悉的鏡頭：學生有人快樂有人愁；家長四周頻撲，渴望能夠為子女增加一點一滴的升學機會。每次看到，總有感概。由此，筆者想起教育政策上的一些老問題，也想到了一些新問題。

老問題是大學學額不足，新問題是如何發展教育產業。

先講老問題。香港學位競爭之激烈，入大學門檻重重，人所共知。數字說明了一切，今年，中五會考人數有八萬多人，具備入讀中六資格的有五萬八千多，但實際的中六學位只有三萬三千多，而大學資助學額指標更只有一萬四千多，七除八扣之後，留給預科生升讀的，只有一萬二千多人。故此，實際上只有約15%的會考生可獲得資助學額。

在這個背景下，難怪“求學不是求分數”的教育理念講了多年，但“一試定終身”的生存法則，始終被不少學生以至家長奉為金科玉律，間接造就了月薪過百萬的“補習天王”、“補習天后”的成行成市。

資助大學學額的指標由1994年至今，一直維持在14500，沒有寸進。筆者經常有一個疑問，究竟是香港學生特別愚笨，抑或是香港教育政策特別僵化？

世界在變，學額不變，已令香港逐漸落後。根據2006年數字，勞動人口中持有大學學位學歷的比例，香港是20%，日本是36%，澳洲是43%，美國是38%，而加拿大則是31%。

對此，教育當局自有一番辯解，指增加學額涉及龐大資源，加上經濟不明朗，一切要小心行事，從詳計議.....，不過這個理由沒有說服力。過去十多年，香港經濟有起有跌，當經濟早年較好時，庫房水浸，教育當局也不見得有意增加學額。

既然不是經濟理由，教育當局為何堅持不肯增加資助學額？筆者相信這牽涉理念問題，政府的如意算盤，一直是希望通過鼓勵更多私營機構發展自資學位，以至私立大學，以應付對專上學額的需求。

由此想起，曾蔭權最近在經機會提出要發展教育產業，目的就是擴充私立大學學位。不過，對於“產業”一詞，社會上包括教育界人士很不以為然，認為教育畢竟是一項以生命影響生命的育人事業，講求理念和承擔，與實買實賣，貨銀兩訖的經濟產業，不可混為一談。

除了性質上的質疑，筆者更關注建議的成效，擔心所謂“教育產業”，根本名不符實。

根據建議，發展教育產業只有一項，就是政府撥出兩幅土地發展私立大學，合共提供4000學額，但當中不足一成，即不超過400個學額會撥給內地、澳門和台灣等非本地學生。即使按照政府的講法，擴大招收非本地生具有經濟連鎖反應。不過以區區400人之數，就算連同學生學費及其他親朋戚友的消費開支，究竟可以推動GDP有多少增長，大家心裡有數。

所以，筆者支持政府撥地發展私立大學之餘，仍然認為此舉與發展教育“產業”這個目標，有一大段距離。

筆者另一項關注是美國，澳州等成功發展教育產業的國家，無一不是先解決當地學生的升學需求，有了基礎以後，才通過輸出教育以惠及當地的GDP。箇中道理，是避免發展教育產業與本地學生的升學需求之間，產生矛盾，倒頭來為發展教育產業製造阻力。

為了避免矛盾的出現，特區政府必須想方設法，紓緩本地大學學額需求的壓力。除了著力發展私立大學，筆者認為另一個可行途徑是北望神州。

隨著香港與珠三角地區的不斷融合，未來的工種，很難與內地完全絕緣。為此，香港學生也應該早作綢繆，把眼光放遠一點，將內地大學視為升學的考慮之一，以及早加深對國情的認識。

但按照目前規定，香港學生要升讀內地大學，只有通過「聯招」(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及台灣省學生考試」)一種途徑。而可以轄免“聯招”而獨立收生的，只有北京大學等七所大學。

為了減低入讀內地大學的門檻，筆者期望特區政府可以向中央政府，爭取香港學生可以豁免參與“聯招”試，以會考或高考成績報考國內所有高校，以吸引更多香港學生赴內地升讀大學，讓香港學生有更多機會入讀內地大學。

正生之後…
2009年06月24日

筆者上周談到正生書院的遷校問題，一周以來，事情有一些正面發展。首先是各方表現克制，為事件降溫；另外，斡旋事件的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期望事件能在三周內有定案，令人對死結可以解開，持審慎樂觀態度。不過，即使搬校事件最終獲得解決，也不代表問題可以一了百了。因為正生的發生，反映出禁毒政策存在不少漏洞。

正生書院校長曾說過，正生是學校，不是戒毒所。的而且確，正生根據教育條例註冊成立，加上書院除了戒毒，也讓年輕人獲得正統學習，理應屬於教育局的範疇。但該校同時是全港唯一的非政府機構的戒毒學校，遇上處事僵化的官僚系統，地位便很尷尬。校方早於○六年便提出遷校，但教育局一直反應低調，保安局又以正生並非正規的戒毒機構表現猶豫。在「兩頭唔到岸」下，正生變政策局之間的「孤兒仔」，間接令遷校問題一拖再拖。

直至近年濫藥歪風吹入校園，正生的前途才「幸運地」獲各界關心，加上遷校問題更因梅窩居民的強烈反應變為政治事件，結果在特首開腔撐正生之後，特區政府才上下一心，全力協助。

筆者希望正生事件盡快得到擺平，讓該校學生可以繼續專心學習。但濫藥新聞接連發生，政府必須為提早推出校本驗毒做好準備。校本驗毒計畫要成功，必須得到學校的充分合作。早前，我有機會與部分校長討論這個問題，他們都支持非常支持驗毒，只是擔心相關安排未能「到位」，例如連叫學校安心呈報校園濫藥資料也未有考慮。

筆者在三月曾在立法會提出相關質詢，保安局局長當時回應指警方去年只處理了十五宗校園學生吸毒事件，校內販毒也只有六宗。數字之低，令我十分詫異。跟上述教育界人士談過以後，了解到隨學生人數不斷下降，學校無時無刻活在「殺校」威脅下，以致任何會影響收生的消息，都被當成頭等大事。即使學校發現有學生吸毒，必然會顧慮到一旦報警，翌日會被大字標題報道，結果令收生大減。為此，校方對濫藥問題採取迴避態度亦可理解。

以上問題一日未解決，警方永遠也難以掌握校園濫藥的真實情況。為了促使學校更願意配合，如實地呈報學生濫藥情況，讓執法當局得以對症下藥，筆者認為當局可以考慮通過法例，確保校方有關濫藥的資料，只需呈交執法當局而毋須公開，令校方、家長以至學生均可以放心。

政府近年大力宣傳禁毒訊息，但濫藥數字卻節節上升，對於這現象，上述校長解釋學生最初行差踏錯，很大可能是因為讀書成績差，對學校生活感到沮喪；希望取得朋輩間的認同；加上毒品種類繁多，年輕人對毒害缺乏認識，因此抱不妨一試的心態；但毒品近年氾濫成災，最主要還是毒品價錢平，以至竟然有「食『K仔』平過食煙」的講法，同時容易獲得，只要學生有心，要找到「小拆家」入貨並不困難。

暑假將至，校本驗毒計畫未及上馬，預計大部分中學都會因豬流感而提早放暑假，北上濫藥的情況估計轉趨嚴重。這個擔憂並非杞人憂天，根據海關數字，去年因跨境運毒而被捕的青少年，較前年急升八成；檢獲俗稱「K仔」的氯胺酮數量，也較前年增加十一倍。

為了重建抗毒防，當局有需要加強打擊跨境販毒。依筆者觀察，隨內地入境口岸愈開愈多，各口岸對查驗旅客的做法並不一致，故促請當局檢討情況，統一各口岸的做法，同時增撥資源，包括成立專責隊伍，以至加派緝毒犬，加強對出入境旅客的驗毒及完善中港兩地的情報交流和通報機制，以及向年輕一代廣泛宣傳政府的嚴打措施，阻嚇他們不敢以身試法。

眼見青少年濫藥情況愈來愈嚴重，筆者為人母親，特別心痛。社會必須用上最大的努力，用盡一切方法，保護年輕一代遠離毒害。

Can do精神
2009年05月21日

香港投資市場暢旺，但掩蓋不了實體經濟急速下滑的事實。財政司司長上周公布首季經濟按年收縮百分之七點八，十年以來最差；出口大跌百分之二十二點七，跌幅之恐怖，五十五年以來僅見；失業率也由去年中的低位持續攀升至日前的百分之五點三，升勢未止。況且，出口數字和失業率都是滯後數字，面對環球金融市場仍然動盪，各國救市措施成效又未如人意，香港經濟前景恐怕是低處未算低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最近分析，比較起過去半世紀以來的其他三次全球經濟衰退(分別發生在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一九九一年)，今次危機的影響嚴重得多，預計今年全世界每人的平均產出將會下跌百分之二點五，全球貿易更會大幅收縮一成二。跌得愈深，傷得愈痛，大家必須緊記縛好安全帶。

面對形勢嚴峻，曾蔭權在上周四答問大會上已表示會在一個月「加碼」。財政司司長上月與民建聯見面商討「加碼」方案時，表明會考慮的原則有兩點，第一是措施要易於操作，動作不能大，最好過往曾經實施並證明有成效，我想這與外傭稅一役搞得滿城風雨有關；第二是「加碼」措施要「到位」，即是幫助到最有需要幫助的人士。

方案究竟如何，我沒有水晶球，更沒有內幕消息，不過要符合簡易操作原則，相信離不開是寬免多幾個月差餉、公屋租金，以至多創造一萬幾千個工作機會等。對於這些「行之有效」，或者是沒有甚麼新意的措施能否「到位」，讓最需要幫助的人得到及時協助，我抱有很大懷疑。

誰人最需要幫助？受金融海嘯衝擊而失業的人士肯定是其中一批。所以民建聯早前也建議政府注資十億元，設立失業人士低息貸款基金，為失業已有三個月或以上人士，經過簡單的資產申報程序後，向他們提供低息貸款，以解燃眉之急。建議雖然「到位」，不過相比於其他「派糖」措施，程序較為複雜，對公共財政的影響也較大，難以符合司長所講的易於操作原則，相信獲採納的機會不高。

萬一「加碼」措施真的沿用最傳統的公屋減租、私樓減差餉模式，當局便要小心處理民意的可能反彈。政府在構思「加碼」措施時，必須用新思維，怎樣讓加碼措施受惠於失業或低收入家庭，是政府「加碼」方案能否得到市民支持的關鍵。

如果你有機會接觸公務員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樣的經驗。好的意見，他們總給你大堆技術理由告訴你不可行，一點Cando精神都沒有，現在社會問責呼聲日高，問責團隊以至公務員如果沒有Cando精神，便沒法滿足市民的期望。

筆者認為最直接的做法是向最有需要的人士，例如失業人士及低收入人士派錢，問題只是如何找出這群「目標人士」，以便集中資源，對症下藥。

筆者可以大膽估計，政府根本沒有辦法找到這批目標人士。稅務局掌握「打工仔」的詳盡資料，不過報稅只是每年一次，加上資料的滯後性質，僱員的最新情況，未能適時反映；加上需要繳納薪俸稅的只佔全部「打工仔」不足四成，所以稅局資料肯定有欠全面。本來強積金管理局理應擁有這類資料，讓政府當推出「加碼」方案時，可直接注資到相關的強積金戶口作自願性供款，讓受注資者自行選擇如何使用。根據經濟學家的理論，錢到了低收入人士手中，大部分都會用於消費市場，再推動經濟活動，很可惜，強積金管理局只是制度的監管機構，工作對象是強積金公司，對於個別僱員的狀況，並無具體資料。

為此，政府的當務之急，應是完善強積金管理局的資料庫，只有當政府對個別「打工仔」的狀況有全盤的掌握，政府提出的「派糖」方案才可以更具針對性，公帑的運用才可以物有所值。

慎防集體記憶變成集體失憶
2009-05-14

若果你問我最欠人緣的機構，相信市建局的排名肯定很前，因為市民對市建局的印象，很多時都是從新聞畫面中，一批不願離開家園的住戶被執法人員強行帶走！

顧名思義，市建局自然包括市區重建，但市建局其實有四個使命，簡稱「4R」，即是重建發展(Redevelopment)、樓宇復修(Rehabilitation)、文物保育(Reservation)，以及活化舊區(Revitalization)。不過如果問大家對市建局的印象，相信答案只有1R，就是獨沽一味的重建發展，而且都是一些負面的形容，例如「文化推土機」、拆散家園、破壞社區網絡等等。

過去不少例子也印證到市建局所到之處，往往會激起不少反對聲音，例如最近上環嘉咸街重建計畫令「百年老店」永和號結業、以至早前的灣仔喜帖街等，都是這類指控的「代表作」。

問題的關鍵，在於市建局挑選和決定哪些地方需要重建時，只是「黑箱作業」，持份者無從發表意見。

作為服務舊區的立法會議員，我明白很多舊區生活條件差，街坊望穿秋水，等的就是重建的一天。例如九龍城的「十三街」、「環字街」等，大廈普遍沒有法團，樓宇長期失修，附近生環境惡劣，街坊一直希望，甚至是爭取市建局「插手」重建。他們也曾為此約見市建局，希望直接表達訴求，可惜對方始終拒絕，令居民十分失望。

根據現行機制，市建局要到那裏重建，市民基本上無從置喙，即使重建項目公布之後，局方究竟根據甚麼客觀準則，項目在每項準則獲評分多少等等重要資料，也鮮有詳細交代，以至最後拍板的項目，不過是市建局閉門造車之下的產物。

在缺乏持份者的參與和支持下，不想重建的被逼重建，想重建的又無法重建，市建局得不到「哥情」，又失盡「嫂意」之下，試問又怎會有良好的公眾形象。

市建局的另一個為人詬病的問題，就是對文物保育(Reservation)的重視不足。面對城市高速發展，這項工作必需要與時間競賽，刻不容緩。

擔任立法會議員之前，我在中環做了超過十年的「上班一族」。午飯後，總愛到街市逛逛，穿插於舊街窄巷，尋找一點新鮮奇趣。不過要重溫這番情趣，愈來愈難。經過三十年的大興土木，有傳統特色的事物「買少見少」，加上市建局對於這類極具地區特色的露天市集，欠缺一套既定的保育政策，任由市集自生自滅。結果重建完成後，原有的社區網絡早已瓦解，市集以至傳統商鋪的存亡，只能靠自求多福。更令人慨歎是市集被犧牲以後，換回來的往往外表美輪美奐，但內裏卻是千人一面，毫無獨特個性的連鎖百貨名店。眼見這種情況，筆者不禁要問，名店商場的價值，難道真的比旺角女人街、廟街，以至上環的利源街露天市集更加重要嗎？

適值市區重建策略正進行檢討，筆者促請市建局將「居民重建意願」這項重要，但被遺漏多年的因素，加入作為重建考慮因素，令目前的機制更加「以民為本」。除此以外，筆者促請發展局也要完善目前政策。畢竟，「點」、「」、「面」的保育政策講了多年，實質行動卻遲遲未見。當局的視野和關注，始終停留在如何保育一座歷史建築，又或者發展一條懷舊街，對於一個區的整全保育，例如舊城區的復修、活化和提升、以至新舊社區融合等的策略，完全欠奉。在沒有一套由「點」、「」、「面」走向「區」的保育政策下，舊區重建之後，昔日的氛圍始終無法保留，最終只會變成形似神亡，沒有靈魂的軀殼。

最後，筆者希望告誡當局，如果不是處處謹慎、沒有步步為營，我們最需要保留的集體記憶，隨時會因為一件件傳統事物的消失而變成集體失憶。

議員訪問內地何時不是新聞？
2009年05月07日

星期三，突然接到立法會秘書的訊息，指有重要事情即將宣布。滿腹疑團，難度是宣布主席的婚訊(一笑)？謎底揭開，原來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將於下周五率領立法會經濟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到內地訪問。

想起來實在可悲，立法會議員到內地訪問，理應自然不過。為何在回歸十年之後，這次訪問仍然成為新聞，更要煞有介事地公佈。改革開放三十年，香港與內地關係，漸行漸近，尤其在回歸之後，香港與珠三角鄰近城市的合作，以至競爭，早已由民間走向官方，由量變走向質變，加上國家發改委去年底頒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香港已規劃成為未來"綠色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的其中一員。在這個大形勢下，如果議員無法切身處地，通過交流和觀察，體會香港與內地各方面的轉變互動，又如何具備足夠的視野履行職責，就香港如何融入珠三角地區提出真知灼見。

今次訪問備受關注，主要是事務委員會對上一次訪問內地，已經是2005年12月。自政改方案在當年年底被立法會否決後，赴內地交流的安排，亦告中斷。直至去年四川發生大地震，前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率領其他18名議員前赴四川考察災情，慰問災民，僵局才被打破。不過那次安排畢竟屬於“特事特辦”，與今次職務訪問的性質截然不同。

今次獲邀的36位議員之中，有6位是“無證”議員，部分議員更一早揚聲，會在訪問期間向內地官員提出“平反六四”等敏感議題。撇除政治立場的考慮，筆者認為，任何有效的溝通，都要講求場合，講求內容，俗一點說就是“對嘴型”，否則便不是溝通，只能算是自說自話。對於內地官員，就我個人接觸的經驗，想法並非我們想像中封閉，而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情意結，他們也不可能不知。所以，議員到內地“平反六四”所起到的作用，只可以是向選民交代，在鏡頭面前做“秀”或者令接待人員尷尬，對於促成他們的政治理念和目標，全無幫助。

如果我們認同立法會到內地交流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增加互信，讓雙方有機會就共同關注的議題進行商討，尋找解決方法，並希望推動訪問正常化和常規化，則在這類職務訪問的場合中宣示政治立場是否合適，大家好應該慎重考慮。

由此，我想到最近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剛滿9歲，讀小三的兒子問母親，老師叫大家畫一幅畫，題目是《中國》，該畫甚麼？媽媽二話不說：「畫六四罷！」於是兒子畫了天安門廣場，畫了坦克，還畫了擋坦克的中國人。作為家長，我認為教育下一代認識歷史，包括六四事件十分重要，但必須考慮時機。從文章所見，老師訂出的題目很闊，似是訓練小朋友發揮想像力，天馬行空一番，所以我不會選擇在這個場合，將自己的對歷史的感覺加在小朋友身上，你又認為如何呢？

從電盈小股東到雷曼苦主
2009年04月30日

電訊盈科(008)在上周四正式宣佈放棄私有化計劃，暫時結束了這場接近半年的風波。姑勿論仍未公布的判詞提出的法律觀點如何，以至電盈會否就判決上訴至終審法院，私有化計劃已經告吹這個事實，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

今次電訊龍頭的私有化計劃得以被推翻，原因很多，「全城矚目」、「小股東齊心」、「證監神勇」之外，筆者認為不同法官對“拆票”及“私有化”動機的取態南轅北轍，也是導致私有化計劃出現戲劇性轉變的關鍵。

「今次真是奇蹟出現！」，筆者曾以這句說話來總結事件。因為大股東無論在人力、財力以至相關資訊的掌握上，都遠比小股東雄厚，佔盡優勢。所以，在法庭開審前，普羅大眾包括筆者，看法較為悲觀，對勝訴不敢存有希望。萬料不到，原來大衛真的有機會打低哥利亞巨人。

現實上，“法律是有錢人的遊戲”這個觀念，在不少人心中根深柢固。法律訴訟費用高昂，而申請法律援助又有嚴格的資產限制，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中產人士要大多被拒諸於門外，他們要打官司，只能自求多福。

就以今次電盈私有化的“種票疑雲”為例，香港既沒有集體訴訟(class action)，也不容許律師以「不成功、不收費」模式提供服務，小股東即使有再多的質疑，有再多不公平的證據，一旦決定打官司，難避要拿出真金白銀。幸運的是，部分小股東突然獲“有心人”負擔全部律師費，又獲法官運用酌情權讓小股東在庭上發言。種種條件配合下，電盈小股東得以將其不公平的待遇，直接向法官提出，也獲得法庭處理。

不過，公義的彰顯不應完全依賴法官的酌情權，更不可能全靠運氣。而在雷曼事件上，欠缺“有心人”的協助下，雷曼“爆煲”7個月後，苦主仍然兜兜轉轉，前路應往何處走，仍然未有清楚方向。

超過2萬宗雷曼投訴中，金管局至今只轉介433宗(約2%)至證監作進一步跟進，而消委會也於日前才宣布第一次運用訴訟基金，協助其中一名苦主打官司，而律政司至今仍未提出任何檢控。調查龜速進行，令苦主恍如熱鍋上的螞蟻。

雷曼事件，電盈私有化以至早前中信泰富炒燶外匯事件，揭示本港金融監管系統出現漏洞，小投資者在追討權益上遇上很大困難，包括投訴無門及沒有財力提出訴訟。

針對這些問題，筆者促請政府要檢討目前的法援制度，讓中產人士也可受惠，另一方面，政府要成立獨立的投訴機構，專責處理有關金融產品的投訴，跟進客戶與金融機構之間的糾紛及補償事宜。

無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表明將於年底就設立財經申訴專員展開諮詢，但實效如何，仍存隱憂。局方表明，專員的職責是處理投訴和調解糾紛，以協助投資者在短時間內與金融機構成功調解。若能成功調解，當然是好事，不過，一旦調解不果，專員又有何後著呢？所以，局方的說法，令人對專員的權力究竟有多大，能否抗衡上市公司或大財團，抱有很大懷疑。

為了令專員不致變成“無牙老虎”，筆者建議在專員轄下成立一個訴訟基金，為未能調解的小投資者提供最後的“殺手鐧”，讓小投資者有機會通過訴訟基金，申請入稟或集體訴訟討回公道。至於基金的來源，可以考慮在印花稅撥出某個百分比成立。

副學士也需要實習機會
2009年03月18日

環球金融海嘯的影響一浪緊接一浪，最新公佈的失業率攀升至5%，而且升勢未止；另外，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的調查發現，香港企業在上一季幾乎沒有開創“新工”，情況預期還會持續一段時間。在就業前境難望樂觀下，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提出“大學畢業生實習計劃”，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討論。上周日，更有大學生走上街頭，抗議計劃。

歸納說來，反對計劃的理由主要有兩點，第一是不贊成以公帑補貼僱主；第二是政府津貼2000元，連同僱主最低要出2000元，合共4000元的最低工資，最終會變成最高工資，結果是逼學生做廉價勞工。

筆者對這些論點不很認同，也支持為大學畢業生提供實習計劃，因為計劃畢竟為畢業生多提供一個選擇。另外，從政治角度考慮，香港每年有大約二萬名大學生及副學士生畢業，假如就業市場一潭死水，勢將大幅推高失業率，而提供實習計劃，正好有助紓緩特區政府面對的壓力。

依我看，計劃的成敗關鍵在於政府能否找到4000個有吸引力的實習機會，而不要讓這些職位淪為廉價勞工或企業趁勢“換血”的機會。

既然財政預算案預留1億4千萬元給企業招聘實習生，為了確保公帑用得其所，不被濫用，筆者認為政府除了“出錢”，也要“出心”，必須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全程跟進。

這個工作小組有兩大職責。第一是發掘實習機會；第二是防止企業濫用。工作小組除了透過各大商會“搵位”，也要主動出擊，全方位邀請各大機構提供有質素的實習機會，目標機構應包括：(1)公共機構，包括醫管局、貿發局、證監會等；(2)政府有影響力的機構：包括水、電、煤等公用事業機構，以及巴士、港鐵等有專營權的公司；(3)受公帑資助的非政府組織；(4)與政府有承辦合約的供應商，包括專業服務，既然每年有大量公帑支付顧問費，要求各顧問公司提供實習，也算順理成章；(5)最後，特區政府也可聯絡國家機關提供實習。若果人民銀行能提供實習職位，即使零薪酬，相信也有不少人報名吧。

透過第一輪的邀請，企業便可正式申請，而工作小組另一項工作便是防止企業“掛羊頭賣狗肉”，提供的實習機會“貨不對辦”，包括監察所提供的崗位的職責和培訓機會是否合理，確保沒有企業會先行裁員，再借用資助計劃聘請大學生來做廉價勞工，以免打擊計劃的成效和參與意欲。

大學生搵工難，副學士搵工只會更難。

正如《施政報告》對中小企隻字不提，預算案同樣將副學士完全遺忘。雖然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及後亡羊補牢，提出擬在未來兩年提供35000個“青見計劃”空缺，讓副學士學生在豁免修讀某些課程之下參與。不過，眾所周知，副學士學歷比青見高，“青見計劃”原意是為15至24歲大學以下程度的青年人申請，而計劃提供的工種，據報不少為餐飲、美容等工種。政府為求增加職位，要讀完副學士課程反過來參加青見計劃，不是另一種公帑的浪費嗎？

為了讓副學士學以致用，充分利用實習機會，筆者認為上述大學畢業生實習計劃應該放寬，涵蓋副學士參與。至此，筆者十分概嘆，協助大學生搵工當然天經地義，但面對知識型經濟社會，副學士的前途和出路，不是更值得社會關注，更需要協助？為何他們總成為被遺忘的一群？

反思“大笨象”的角色
2009年03月11日

有投資顧問講過，真正的投資嬴家不是在牛市時計算你的資產值有多少，而是在熊市時你還有多少現金在手。這句說話深深地印在我的腦裡。近日，城中的焦點集中在應否供“5號仔”，令我對這句說話體驗更深。

為了解市民的取向，民建聯與香港投資者學會進行一項就市民會否供股的調查，結果有一項數據值得深思。一千多位受訪市民當中，超過半數曾投資過“5號仔”，當中超過六成小投資者仍然持有匯豐，而有七成股民打算供股。結果說明了香港股民的對匯豐的長情。縱使由2007年高峰跌至前天33元新低，股民仍然不離不棄。我自己就有不少朋友對匯豐情有獨鍾。

其中一位中年“富婆”。她由廿多歲開始，每月稍有餘錢，便買匯豐，一直買了廿多年。在“有買貴，無買錯”的想法下，將匯豐當作定期存款，希望在退休後定期收息。另一位朋友既持有匯豐，又有電盈，而“5號仔“和“8號仔”都是從上一代手中接過來的遺產。亦令我想起電盈小股東大聯盟中一位90歲伯伯的故事。他由大東電報局時代開始買入“8號仔”，在股價高峰時期，他手上的股票市值有一千多萬，到了現在，價格下跌至不足5%，令人慨嘆。

很多投資專家都教我們，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籃子，也要為投資訂下止蝕價。不過這些都是投資基本功，對於“大笨象”的股民好像失去效用。港人對匯控不但有情意結，而且市民的身家、金融體系，以至工商業的貸款，都與匯控直接相關。

本周一，匯控收盤價直插33元，較高峰時期每股150元比較，持有匯控的香港股民整體財富已被蒸發3550億元。而經過供股行動後，本地的消費市場勢將進一步受到打擊，因為供股將凍結本港中產一大截財富，影響消費意欲。匯豐透過今次“世紀供股”集資1380億元。據了解有三分之一的匯控股票由港人持有，假如其中7成對匯控不離不棄，集資行動便凍結了320億元。

在政治的角色來說，匯豐是香港的龍頭銀行，亦擁有發鈔地位。金融海嘯的經驗告訴我們，縱使信奉西方自由市場的國家也會“國有化”銀行或者拯救保險公司，這些舉動肯定了銀行在金融市場必不可缺，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付出讓主要銀行清盤而不救的經濟和政治代價。

縱使今次供股成功，從匯豐的成績表中，我們知道匯豐在歐美隨時可能出現進一步虧損，若果匯豐有一日“捱不住”，香港或中國政府會否甚麼也不做，讓所謂“自由市場”主導呢？但是拯救匯豐究竟該是香港或中國又或英國政府出手呢？

經一事，長一智，供股讓政府及大家反思我們是否過度依賴匯豐？往前走，該怎樣走？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金融體系，而主耍銀行的表現絕對影響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所謂有危必有機，既然國家在規劃中，策略性地將香港定為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而經過今次供股事件，匯控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已經動搖，中央政府應該重新思考，或指令中資銀行及保險公司逐步提升在香港金融市場中的角色和地位。

不過要在香港這個自由市場建立信心，非單靠長官意志，最重要是相關企業的管理層提高其管治質素，中資機構大可透過強化在香港的領導地位，為走進國際舞台而鋪路。

再談預算案
2009年03月05日
 
這一星期輿論的焦點，除了是小投資者對匯豐供股「跟」還是「不跟」外，話題仍然圍繞著財政預算案。
 
對於這份以創造就業為主題的預算案，批評聲音不斷，民意節節下挫。根據港大民意網最新的調查，滿意預算案的只有24%，較預算案公佈當日的即時調查，下跌6個百分點；表示不滿意的，則上升至34%，較即時調查增加了12個百分點。

批評的其中一個要點，是創造就業的力度不足。財爺宣布動用16億元在未來三年創造62000個工作及實習機會，平均每個機會用上25800元。即是說平均每月只是2000左右，而且數字的水份很重，職位並非全是新增職位，連帶過往一部分已公布的措施都“炒埋一碟”，反映創就業的力度不足。
 
依我看，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政府應該“見招拆招”。平心而論，當局也有因應情況推出適時措施。2008年9月，雷曼“爆煲”加上東亞銀行有不穩的傳聞後，政府相繼推出百分之百存款保障，為企業提供七成信貸保證，以至在經機會第三次會議提出的一連串短期創造就業措施，總算是及時雨。
 
在失業率高達4.6%的情況下，司長在立法會也有提過，實際創造的職位總共有12萬。筆者認為讓這些職位有時間在市場上吸收消化，然後視乎失業率情況，再推出就業或者其他支援措施，也可理解。

不過，無論政府如何解釋，筆者認為今次預算案過於保守和沒有新意。

所謂保守，是指投入不足，力度不夠。環顧世界，為了拯救奄奄一息的本地經濟，各地政府無不撥出天文數字，制定龐大的刺激經濟方案。美國動用了24000億美元推行稅務寬減、失業人士紓困措施以至穩定金融體系計劃；中國動用40000億人民幣拉動內需，包括加快基建、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價，提高糧食收購價及農民補貼標準等。反觀香港，特區政府今次制訂了赤字預算，也可視作類似的方案。

赤字預算之下，香港的赤字估計為399億元。這個數字是多是少呢？我們可進一步比較各地刺激方案佔當地GDP的比例。美國的數字是16.7%，內地則是13.3%。至於香港，399億元赤字只佔GDP(16780億元)的2.4%，也只是4880億財政儲備的8%，可見對於刺激經濟，香港政府的力度，明顯落後於其他地方。

當世界以至中國都不肯定投入的鉅額資源能否拯救當地的經濟，香港的措施實在很難指望可以達到甚麼效果。

筆者對預算案的另一項批評是沒有新意，是因為推出的措施，離不開最傳統的退稅、免差餉等，沒有再動腦筋，想盡辦法去“撐企業”和“保就業”。至今，當局協助中小企的措施，主要是提供各式信貸保證計劃，而未有從稅制改革的角度入手，改善企業的經營環境，連短期的措施也不考慮。過去各省市為了吸引企業投資，對外資所得稅推行“兩免三減半”優惠，即是外商投資企業從開始獲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及第二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三至第五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同樣道理，政府為了實質鼓勵企業不減薪、不裁員，是否可以考慮批准這些企業在今年無須繳付預繳稅、企業虧損可以帶至下一個年度或者其他稅務優惠，透過經濟手段，讓社會出現更多的真正良心企業，而不是把社會責任僅僅當成可有可無的公關手段。

政府不能不處理的問題
2009年02月26日

財政司司長昨天公佈了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內容沒有太多的驚喜。

一如早前放風，今年預算案以“創就業”為主題。政府將在未來三年，動用16億元，創造62 000個工作及實習機會。政府的想法自然是有工可做，就能穩住市民信心；穩住信心，市民才願意消費；而穩定的消費，則是支持企業，尤其是零售、飲食業不會倒閉的良藥。面對4.7%而尚未見頂的失業率，私人企業減薪裁員之聲不絕，沒有人會否定政府這個大方向。

預算案招來最大的批評，可能是未有將錢放在最有需要的人士身上，特別是無綜援、無薪俸稅、無差餉、無減租及無電費減等“五無”人士。反而預算案為中產一族帶來一點好消息。概括來說，中產可獲約9000元的收入，包括6000元退稅和3000元的兩季差餉寬免。

不過，9000元是否就能贏取中產的掌聲？我看未必，一則這個數額有點“到喉唔到肺”；再者，中產最關注的並非是一次過的小恩小惠，而是透過良好管治搞好香港的經濟環境，讓下一代可享受優質的教育等。

此外，預算案對於“五無”人士也沒有甚麼著墨。他們除了希望從新開設的62000個職位找到一份工作外，其他似乎沒有甚麼實惠。退一步說，是否透過創造就業就能穩住市民的信心，令消費意欲重燃？筆者認為市民的消費信心，實際上取決於他們對經濟前境的預測。

其實，要搞好信心，應該要從制度出發。在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下，市民好清楚要搞好自身的經濟，必須要為退休作好妥善安排。可惜，除了特區政府和小數大企業會為職員提供退休儲蓄安排外，其他“打工仔”就只有靠強積金。

香港現有700萬人口，勞動人口約佔五成，有370萬人，當中有強積金或其他退休制度保障有只有約300萬人，七除八扣之下，退休保障的成效令人成疑。撇除強積金數額不多，未能應付退休所需，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數字是扶養比率。由於香港生育率偏低，人口老化，扶養比率不斷上升，有研究顯示，現時每100名工作人口要供養35名長者或小童，這個數字在25年之後會急升，達到每100名工作人口要供養60名長者或小童，反映打工仔的負擔越來越重。面對前境的不明朗，即使現時有工在手，除非打工仔確信社會保障制度可以有明顯改善，否則謹慎保守的消費模式，難有改變。

普羅市民期望透過稅制和政策，為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方向，他們會透過選票去表達意向。

在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除了在對伊戰爭立場不同外，另一項最大的政策分歧是稅務安排。民主黨主張減個人入息稅，引入累進式的稅制。就是說，大企業在賺取超過某限額利潤時，便要按更高的利得稅率交稅，而共和黨是主張削減企業所得稅來刺激投資、增加競爭力。

在貧富懸殊的美國，很明顯民主黨的建議能夠取得廣大市民支持。而奧巴馬甫上台，縱使面對龐大財赤，仍然履行承諾，提出減稅方案，又研究如何進行全面醫療保障計劃。這是民主社會大趨勢，大方向，特區政府的領導們，不能避而不談。

電盈一直迴避的問題
2009年02月19日

電盈私有化引起的“種票”疑雲，近期炒得沸沸揚揚。筆者受小股東邀請，陪同參與了特別股東大會，聯同小股東遊行請願，促請證監徹查事件及要求與電盈高層直接對話。發展至今，筆者經常反覆思量，除此以外，還可以做些甚麼？

有小股東提出入稟法院，指控私有化作價偏低，犧牲小股東利益。打官司既要考慮勝算，更要考慮費用。香港沒有集體訴訟(class action)，也不容許律師以「不成功、不收費」模式提供協助。一旦小股東決定“去馬”，便要拿出真金白銀。至於勝算，關鍵可能是私有化是否對小股東構成“不公平損害”。

縱觀輿論對電盈私有化安排主要有兩大指控：第一是作價太低，這大抵參考了2006年梁伯韜先生每股6元的作價，既然當時電盈尚不願接受，為何小股東現在要接受4.5元的作價呢？第二是電盈大股東在完成私有化後可派140多億的股息，即是說大股東似乎可以不費一分一毫，便將電盈私有化。不過，這兩點均是從道德高地出發。如果有翻閱電盈私有化文件，便會發現電盈其實已委託了獨立財務顧問Rothschild就作價及公司業務作分析。因為經濟低迷，大股東在此時的私有化作價，無論是比對180天/30天/10天平均價或比對集團的盈利能力，已有溢價，所以不能說不合理，而要在法理上推翻Rothschild的分析，談何容易。

除了打官司，另一個切入點是要求電盈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來協助小股東。在Duke Group Ltd v. Pilmer﹝1998﹞ALCL的案例中，法庭已指出獨立非執行董事有重大的受託責任，必須通過提問，審閱文件，獨立地作出決定並向股東提出意見，以保障股東(包括小股東)的權益。

為此，筆者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有必要交代在參考獨立財務顧問報告，並向小股東推薦接受作價前，有否釐清兩大疑點：第一，為何要在私有化後才向兩大股東派息180多億元，令一眾現時的小股東無法分享；第二，電盈在截至去年底的財政狀況如何？有否派息空間，私有化作價可否提高？

第一點是為不會獲派股息的股東發聲，第二點尤為重要，為甚麼有這樣的疑問？當翻閱電盈的私有化文件，會發現前後兩次股東大會，即去年12月30日和今年2月4日，董事局都只是提交集團截至2008年6月底的財務狀況供財務顧問評估。對於12月30日的股東大會，這個做法尚算恰當，不過及至2月4日的股東大會，電盈在1月12日發出相關的私有化文件時，管理層理應已掌握截至去年12月31日集團未經審計的的財務報告，公正的做法，是將最新的財務資料提交財務顧問，但電盈沒有這樣做，究竟為了甚麼？

要回答這項懷疑，筆者可以提供多一點資料。概括來說，電盈主要有兩大業務，電訊和地產，而地產業務是透過子公司盈大地產持有，電盈則持有六成多的盈大股份。眾所周知，本地固網電話發展平穩，業務難有突破，反而盈大的地產項目有很大增長潛力。其中，貝沙灣是盈大的旗艦項目，據報貝沙灣在2008年下半年銷情理想，可望為盈大帶來可觀的收益。

而根據獨立評估師第一太平戴維思在私有化文件中指出，若貝沙灣單位全部出售，預計可為盈大帶來120多億元的收益。

至此，可能讀者都產生疑問，去年7月至12月這關鍵的半年，電盈是否會因盈大錄得可觀的地產收入，為免增加派息的壓力，也為免提高收購價的壓力，所以未有向財務顧問更新資料？若證實電盈有重大資料未有提供，證監便應該插手調查，維護私有化過程的公正。

企業社會良心何價？
星島日報 2009年02月12日

俗語有云：「發財立品」。我對此不大認同，「立品」當然無錯，不過為何要先等發了財，才可以「立品」呢？為何要有先後之分，為何不可以同時既「發財」又「立品」？

有感而發，是因為見到香港兩家龍頭企業：豐和電盈，近日先後傳出大幅裁員的消息，卻仍獲得「商界展關懷」獎，相當諷刺。而且，電盈不但傳出在有盈利下裁員，上周三在「種票」疑雲下通過了私有化議案，更揭露出小股東一段段血淚史。俗稱「八號仔」的公司高層被指只顧大玩「財技」，業務管理及發展上卻未見進取，令部分小股民一生積蓄付諸流水。反觀大股東，卻可以通過特別股息，不費分毫取得公司股權，更有十多億元現金袋袋平安。

假如只是財技高超，小股東即使不滿，也未至於站出來組織一波又一波的行動。筆者認為，今次私有化疑點處處，過程是否公正合法，受到質疑，才是小股東氣憤難平的關鍵。例如，傳媒連日報道多名「一手股東」的資料，有名有姓兼有地址。他們是否「一致行動」人士，只要有心，不難追查；再者，多位小股東向我投訴，未獲銀行和經紀行通知出席特別大會，更有個別股東指出，即使向經紀行表明反對私有化，卻遭對方拒絕投票。這些例子，令人懷疑部分金融機構，對於私有化根本早有立場；另外，特別股東大會當日，安排混亂，也導致部分小股東投訴錯失投票機會。

這些指控十分嚴重，公眾對查明事件真相，有很高的期望。而在上周三特別股東大會上，最關鍵的投票有一千四百零三名小股東投票贊成，反對票則有八百五十四名，相差不足六百票。所以，若證監追查到「種票」的情況，以及證實到部分反對私有化的小股東，不合理地無法投票，早前通過的私有化議案，隨時有機會被推翻。

證監會今次肩負重任，而距離關鍵的法院聆訊只有十二日，筆者促請曾特首和財金官員責成證監會抓緊時間，徹查事件。即使在「死」之前，發現的「種票」數字不足以扭轉私有化投票結果，證監也必須將中期調查，連同合理懷疑提交法庭，以便法庭有充分資料考慮是否押後聆訊。從而換取時間，讓證監進行全面調查，抽絲剝繭，務求揪出所有「一致行動」人士，還小股東公道。

至於調查範圍，應包括審查過去一年的電盈股東名冊、逐個召見相關「一手股東」，甚至調查經紀行以至銀行在通知小股東的程序上，與過往做法是否有有所不同等等。

最後，今次事件引申出另一個問題。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多年，很多大公司，大企業都將社會責任放在口邊，不過，我們除了靠頒發一些企業良心獎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辦法，可以更有效地鼓勵企業在作出商業決定之時，也要顧及社會良心？

筆者想指出，特區政府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一成半，如果帶頭行動，成效肯定可觀。所以，我建議特區政府考慮將企業社會責任，列作與企業簽訂產品或服務合約時的其中一個條件。在動之以利下，企業為了爭取政府合約，必定會投入更多資源，搞好這方面的表現。與此同時，由政府帶頭推動社會責任，更有助其他企業效法，要求他們的供應商同樣履行社會責任，就在一層層的影響下，社會可望出現更多的真正良心企業，而不是把社會責任僅僅當成可有可無的公關手段。

夥珠三角 把握大三通機遇
2009年02月

2008年，金融海嘯來勢汹汹，香港經濟受到外圍影響，急速下滑。展望2009年，特區政府再次整裝上路，在發展經濟時必須站得更高、看得更遠、走得更前，利用本身的優勢，透過建立地區合作，找出香港的發展之道。

在全球一體化的挑戰下，一個地方只靠單打獨鬥，已經難有所成，所以各地政府都爭相物色戰略合作伙伴，透過分工合作，優勢互補，提高地區的競爭優勢。一月初，國家發改委正式公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正正是中央為珠三角地區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定調，也為珠三角地區描繪出未來十二年的發展路線圖。
在我看來，《綱要》對香港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在新的格局下，香港若能認清方向，融入區域經濟，調整發展策略，面對的市場將會是一個GDP逾2.6萬億美元，經濟規模超過紐約、東京、倫敦的珠三角都會區；相反，若我們未能把握機遇，未能做到經濟的升級轉型，隨時會被珠三角其他城市邊緣化。
面對周邊環境正在急速變化，香港如何把握機遇？第一步，特區政府應該擺脫過往態度，必須要多從國家、廣東、澳門等不同角度，考慮本港經濟的長遠路向和布局；第二是要爭取主動，參與規劃《綱要》的發展藍圖，成為推動珠三角發展的重要一員；第三是把握我們的優勢，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物流、高增值服務中心的地位；第四是將香港在金融業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優勢，向廣東推進，加快CEPA達成協議的步伐，為本港的會計、律師等業界開拓內地市場，並支持粵港澳三地擴大就合作事宜進行自主協商的範圍。

香港除了要配合國家的長遠規劃，也要不忘發展與台灣的關係。隨著兩岸關係解凍，“大三通”已經落實，締造了一個良好的契機，讓香港有足夠的空間，加強與台灣的經貿合作。

《施政報告》對這個問題也有回應：包括貿易發展局即將在台北設立辦事處；推動港台工商界聯合組成「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以民間互動促進兩地工商企業直接交流；為經常來港經商、旅遊的台灣居民提供入境方便等等。然而，特區政府可以做，應該做的還有很多。

首先，在金融方面，當局應加強與台灣交易所的聯繫和合作，吸引更多台企來港上市、透過香港創投基金進行創業集資；第二，在經貿方面，加強對台灣的招商引資工作，吸引台商利用香港的會計、法律和會展業等優質服務。第三，在航運物流方面，香港政府須加快開放天空的力度，採取更開放的航空政策，此外，積極推動港台物流業的合作，使香港發展成兩岸物流的分流平台。第四，在旅遊方面，香港應積極推進台港旅遊業合作，優化「港澳台」的旅遊路線，發展香港、澳門、台北、中山、珠海「一程多站遊」的路線。

希望透過各方面的措施，進一步促進港台經貿關係，以打造大中華經貿平台。

新丁大開眼界
頭條日報 2009年1月30日

《新丁感言》寫到今天，已是最後一期。感謝各位的包涵和支持，專欄寫了差不多四個月，“新丁”不再，名不符實，也是時候說再見了。

不少人提過，今年是多事之秋。入局短短四個月，特區政府施政引起的大小風波不斷，即使在我專責的教育和經濟範疇，也是波濤洶湧，既碰上十年一遇的教學語言微調(巨變？)，也見證了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議會工作量之多，會議之密集，總算是見識到了。

教育和經濟政策，兩者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不過細心想想，也不乏異曲同工之處：好的教育制度，可以育人成材，正如健全的經濟體制及政策，也可以讓香港健康成長；樹人建港，同樣任重而道遠。

要評論政策得失，既可以是議事堂上的一本正經，義正嚴詞，也可以是茶餘飯後，一眾好友輕輕鬆鬆的分享心得，交流經驗，後者往往更能貼近民意，更加“以民為本”。離開立法會，朋輩間最熱門的兩個話題，正正就是如何讓子女入讀最心儀的學校或接受最好的教育，以及如何改善個人的理財以至搞好香港的整體經濟。

為此，在與各位暫別之際，我正計劃在本人網頁上加設專區，建立平台，讓各位的意見得以交流分享。換言之，無論是你對香港教育制度有任何看法，或想分享管教子女的經驗，或者是評論經濟前境，以至分享投資心得，都無任歡迎。有關專區現正積極籌備，希望各位屆時多多捧場。歡迎登入http://www.starrylee.com

最後，期望在不久的將來，跟各位再次見面。祝願天下孩子學業進步，大家事事遂順。

負責任的時代 負責任的言論
星島日報 2009年1月22日

一句“Yes, We Can!”，奧巴馬的競選口號和演說，大獲成功，更傳遍世界，成為經典。昨天淩晨(香港時間)，萬眾期待的奧巴馬總統就職演說，奧巴馬再一次以極具感染力的說話，為美國的未來訂出方向，強調目前需要是一個“負責任的時代”(Era of Responsibility)。

筆者十分認同這個說法。因為這次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其中重要成因是因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部分國民的貪婪和過度消費，尤其是華爾街的投資銀行透過各種衍生工具，令次按問題以骨牌效應向全球擴散，引發流動性不足，導致多國出現金融危機，中央銀行要被迫出手，注入巨額資金以穩定金融市場，為全世界人民帶來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沉重負擔。

奧巴馬挾著美國有史以來最高的民望，正式入主白宮，馬上便要面對“內外交困”的嚴峻局面：內政是美國經濟步入衰退，財赤高達一萬億美元；外交是阿富汗、伊拉克戰爭陷於泥淖，國際社會批評聲音此起彼落。而他的首要工作，肯定是收拾金融海嘯遺留下來的爛攤子。不過，由於問題十分複雜，而且牽連甚廣，相信奧巴馬也難以有效解決。

關於金融海嘯的起因，早有公論，而奧巴馬在昨日的演說中，對於美國經濟受到重創，也一針見血說，除了是決策失誤以外，也是源於“一些人的貪婪和不負責任”。

不過，美國部分高層官員和學者最近卻反唇相稽，流行一種“中國責任論”。保爾森在卸任美國財長前，說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高儲蓄率，低消費率造成全球經濟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美國聯儲局現任主席伯南克也把美國房地產泡沫，歸咎於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的高額儲蓄。

這些理由十分牽強。因為這些國家，正正就是汲取了十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加強國際儲備和國內儲蓄，以提高危機應對能力。另外，實行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利率、減少財政赤字，增加國際儲備，根本就是國際貨幣基金(IMF)給亞洲國家開出的“藥方”。換句話說，這些國家做了一些功夫，提高了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但卻又被某些人看成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源，其論調明顯是自相矛盾。

反過來說，假如中國沒有比較充裕的儲備，早前又如何有能力宣布4萬億元的龐大投資計劃，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以至為全球經濟發展加添動力？與此同時，假如中國沒有足夠儲備，又如可有能力大手購入2600億美元國債，從而對美國經濟起了一定的穩定作用？

所以，對於美國部分人士的歪理，國家人民銀行研究所局局長張健華直斥為“強盜邏輯”。

正如文章開首指出，既然奧巴馬提出了“負責任的時代”，我希望美國上下應該秉承這種說法，不應隨便發出不負責任的言論，否則將不利於加強國際合作、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共同應對危機。

維護金融監管制度 保障小投資者利益
李慧琼議員
星島日報 2009年2月5日

電盈(008)昨天舉行股東大會，原意是投票決定是否接納私有化建議。不過，因前夕爆出「疑似種票」事件而蒙上陰影。電盈現正調查事件，包括審閱於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間的股東名冊，而事件也轉交證監會及廉政公署跟進，鑑於性質嚴重，若證實出現「種票」，私有化的表決結果，可能受到挑戰。

事件撲朔迷離，「種票」的指控是否屬實？即使屬實，真正的目的究竟是要支持私有化；抑或藉此制造事端，拖延表決私有化？暫時難有定論。筆者也不想多作評論，只希望點出，無論目的為何，「種票」的指控，已令人憂慮股東大會的表決，是否能夠在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環境下進行，也令人憂慮小股東的權益，能否依法得到保障。

作為監管機構，證監會必須履行責任，密切監管上市公司的運作，嚴懲任何違規事項。歸根究底，近年違反小投者權益的事件不斷發生，已令人對本港的金融監管制度的成效打上一個問號。

去年10月，中信泰富(267)為對沖澳洲鐵礦項目，投資外匯Accumulator損失一百五十五億元，一鋪輸掉半壁江山，社會大為震驚。事件導致該企業高層問責下台，主席也要鞠躬致歉。但小投資者在損失慘重之下，眾多疑問仍然未有答案：中信為何要在六個星期後才公布事件；股價在這段期間是否有異常變動；是否有內幕交易導致投資者損失；涉及的高層有否帶欺詐成分等等。至今，小投資者唯一確定的，是事件仍在調查當中，其他無可奉告。

監管當局一日未能就此提供全面和完滿的答案，香港仍然難以說已為小投資者權益做了最起碼的保障工作。執筆之日，證監會尚未就調查進展作出任何評論，筆者促請當局和監管機構不要以保密理由為擋箭牌，所有調查結果，必須向廣大的小股東交代真相。

至於早前爆發的雷曼事件，更揭露對小投資者的保障出現制度上的嚴重漏洞：包括一業兩管衍生的監管不足；披露為本的風險處理對小投資者購買複雜投資產品時保障不足；銷售文件的審批機制並未發揮保障小投資者的作用；規管銷售商守則並不足夠；銷售商及前線銷售人員的違規促銷未能有效防止。這些問題被人詬病多時，不過預計在短時間內，未能作出根本性的改善。小投資者沾手投資市場，暫時都要自求多福。

其實，除了以上廣受公眾關注的事件外，不少二三線上市公司往往“側側膊”，在股價逆轉時才發出負面消息，加上對負面消息選擇性披露，往往令投資者損失慘重，他們對於證監會所能發揮的監管作用，十分懷疑。

展望未來一兩個月，相信小投資者將會面對更多的壞消息。因為各大小上市公司即將公布業績，“見紅”情況預計十分普遍。近年金融產品發展快速，產品多得眼花撩亂，而且越趨複雜。莫說是小投資者，有時連經驗投資者也未必徹底明白，為此，我們除了促請政府做妥監管工作，以及加強對小投資者的教育，與此同時，小投資者本身也要好好裝備，認清所投資產品的風險和性質。

此外，我們的金融監管制度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因為過往按行業劃分的監管模式，在面對現時跨行業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形態下，經已脫節。往前的改革方向，究竟如何，是否應與世界市場趨勢接軌，特區政府必須全面對監管模式、架構及對結構性衍生產品的監管措施，進行一次徹底的檢討和改革，尤其是密切注意歐美市場的金融改革方向。

平時不燒香 臨急抱佛腳
頭條日報 2009年1月16日

在去年的答問大會上，曾特首見識過“議會第一蕉”，昨天是他第二次出席答問大會。據聞特首辦及各級官員十分緊張，不過，所緊張的，並不是特首會否繼續“接蕉”，因為有關議員事先聲明不會“掟嘢”，他們擔心是議員的問題太過“刁鑽”，可能會令特首不知所措而失分。

立法會的答問大會是特首體現問責的一個重要場合，所以特首辦及官員認真對待，做足準備功夫，根本是職責所在，不過，緊張憂心卻大可不必。我認為，特區政府上上下下都把去立法會視為畏途，根本的原因是“平時不燒香，臨急抱佛腳”。

此話何解呢？我相信，了解在於溝通，假如特首及一眾官員平日多與議員溝通，充分掌握議員的關注，便不用擔心。講句笑話，我加入立法會短短4個月，與特首從政的歷練不可同日而言，級數可謂「差幾節」。不過平日落區，與居民見面時，即使也有爭論，但不會緊張，反而會很開心。分別就在於明白對方的需要，也真心希望可以切實幫到他們。

所以，特首要減少緊張，我認為根本的方法，不是迴避立法會，反而是多到立法會，除了答問大會之外，當出現一些議員及市民都關心的議題時，更應該主動到立法會。久而久之，多了解議員的所思所想，掌握議會的脈搏，肯定不會當到立法會接受質詢是一件苦事。

休會了！
頭條日報 2009年1月2日

2009年第一次與讀者見面，首先祝各位新年進步，身心安泰。

回顧過去三個月，議會工作十分充實。未入議會前，早已聽過議事工作相當忙碌，不過始終是“道聽途說”，當不得真。直至身處其中，才發覺24小時原來真的會不夠用，“撞會”已屬家常便飯。加上今年適值“多事之秋”，先後爆發了雷曼事件、的士罷駛、包機事件….…之前又有梁展文事件，議員只有忙上加忙。而且，鏡頭前的開會只是“冰山一角”，還未計及開會前的準備功夫，要做好這些“功課”，往往要工作至夜深。

過往總以為立法會休會，議員們總可以放開心情，盡情休息充電。不過，到了自己身為議員，才發現這個看法並不準確。

事實上，議員每日會議接會議，議事再議事，再加上地區工作，深深體會到議員所付出的，不只是時間，更重要是不斷將自己的腦袋淘空，才能應付排山倒海而來的工作。另一方面，在每日與時間競賽下，一些想法未有時間整理，新構思也難以蘊釀沉澱，融匯貫通，更不說要多抽一點時間讀書，讓知識有機會增長。任由這種多付出，少收入的情況延續下去，人的思想會逐漸枯澀，正是「三日不讀，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為免思想“坐食山崩”，在第一次立法會休會期間，我除了會放開懷抱，旅行休息，也一定會抓緊時間，讀多點書，也多做“功課”，整裝之後再上路，為未來的議會工作做好準備。謹此與各位讀者互勉。

二○○九年的反思(二之二)
星島日報 2009年1月1日

筆者上文指出，特區政府民望持續下滑，其中一項原因，是管治班子抱著強烈的精英心態，未能真心真意走進群眾，「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今天繼續談談其他問題。

特區政府另一項“死症”，是部門與部門之間各自為政，沒有統籌協調，以至一旦有“擲界”的問題出現，牽涉其中的部門幾乎肯定會互相“推庄”，導致問題長期解決不了，變成“無王管”，市民看在眼裡，又怎能不氣上心頭？近期的例子則是街道管理，特別是行人專用區的管理問題。明顯地，行人專用區的設立，是讓行人享受步行逛街的樂趣。不過，只要你在假日走過旺角的行人專用區，便會發現樂事隨時變成苦事。因為有不同的團體和眾多街頭推銷活動在某些路段上“各據山頭”，將原來已經擠踴的行人專用區擠得更加水洩不通，途人甚至要被迫繞開蠕動前進，置身其中，實在沒有甚麼樂趣可言。這種情況已持續多時，引起很多的迴響和不滿，但由於部門之間權責不清，至今仍然是“無王管”。

這個看似非常簡單的問題，經過多年，仍然無法妥善處理，實在嚴重削弱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如何加強部門之間的協調，統籌處理社區社會上的各種新問題，是問責官員以至政務官的重點工作。如何發展問責官員及首長級公務員的團隊精神是特首及各司長的挑戰。

此外，筆者認為施未能切合市民的期望，另一項重要原因是整個管治班子看似欠缺團隊精神。危機發生後，大家都抱著“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沒有互相補位。在泰國包機事件上，問題便充分暴露。局長對於是否派出包機這些頭等大事，即使是朋友之間，也會互相關照，提醒一下，私下討論討論吧。為何我們的管治班子，卻連一般朋友也不如，互不通氣之餘，更劃清界線。直至政務司司長在早禱會上提出，才為包機問題劃上句號。問題是，港客當時已滯留泰國足足一星期，特區政府的威信也因排山倒海的批評而受到侵蝕。

特區政府施政連番失誤，不單被反對派狂轟猛炸，就連一向支持特區政府施政的建制派，也紛紛表達不滿。觀乎新一屆立法會運作至今只有約三個月，但所謂的特區政府忠實支持者，還剩下多少，相信特首心中有數。未來一年，爭議性的議題接踵出現，包括最低工資、競爭法、2012年政改方案等等，行政立法關係極有可能進一步緊張。不過總體上，我的看法還是比較樂觀的，因為即使在體制上，六十位立法會議員可以說全都是反對派，不過，議員經選舉產生，代表一定民意，所以，因此，只要特區施政肯放下身段，真正以民為本，政策推出前充分了解民心所向，行政立法關係自然可以改善，施政遇上的阻力也可以相應減少。

在環球金融海嘯衝撃下，香港經濟正面對嚴峻的挑戰，社會在某程度上需要強勢領導，引領社會走出困境。為此，我希望當局好好檢討施政方針，藉此建立管治威信，並希望曾特首緊記他自己的說話：「我希望追求的強政勵治的政府，決不會是封閉式的運作，而是建基於民意，以公眾利益為依歸，廣納公眾參與政策的制訂，由此建立一個路向清晰、政策穩定、領導有力、果斷明快、高效高能的政府。」

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
2009年1月

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導致人心惶惶。資產價格下跌、信貸收縮，經濟壞消息一浪緊接一浪。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各國領袖都要考慮如何救市，保住市民的消費信心，振興經濟。看遠的，美國、英國動用大量公帑，將銀行逐步國有化，購買不良資產。近的如澳門、台灣，則派消費劵刺激市民消費意欲。

我認為，如果連工作也保不住，縱使有大量的短期措施，也很難有長期的消費意欲，更難以製造經濟增長。所以，特區政府首要的工作，就是保住職位，繼而創造職位。

對於政府如何創造就業，特首曾蔭權日前在經濟機遇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後，公佈了三步曲：即是通過大小工程、加快招聘公務員和增加臨時職位等，總共創造6萬個職位。這些工作無疑值得肯定，但可以做、應該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首先是政府未有盡力鼓勵私營企業增加就業。考慮到失業情況將會急劇惡化中產及市民同樣面對裁員減薪威脅，創造就業的措施，必須全面。民建聯就建議政府動用六億元推行一項津貼計劃。簡單來說，企業如果願意在這段時間開新職位，政府可以提供適當的津貼。。

至於政府提出要加快十大基建工程，藉此創造25萬個職位。這個方向無疑正確，本人也很支持。不過，絕大部分基建工程都要等到2010年或者以後，才會全速開展。因此所創造的職位，也屬於“遠水”，即使加快審批，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救“近火”。為補不足，我一直建議特區政府應該把握機會，通過推動小型工程，以改善舊區的惡劣環境，例如加速修葺有潛在火警危險及安全問題的“目標大廈”、加快清拆唐樓僭建物以及全面解決危險招牌滿佈等問題。此舉既可創造職位，又可一併解決舊區幾項老大難問題，一舉多得。

事實上，發展局林鄭月娥局長在立法會回覆本人的質詢時，也認同要在樓宇保養，以及清拆棄置危險招牌這兩項工作上，考慮創造職位的措施，不過，一直只聞樓梯響，對於“餐搵餐食”，“飯碗”隨時受到威脅的打工仔來說實在已等得不耐煩。希望特區政府急市民之所急，盡快將方案出台。

面對經濟低迷，特區政府應該透過多種途徑，促進社區經濟發展，包括利用舊大廈作為青年創業城、為青年人創業提供協助；以及利用空置土地，發展可增加就業的商業活動，例如舉辦美食節，平民大排檔等，以帶動區內經濟和增加就業機會。

措施還有很多種，最重要的是特區政府要以新的思維去對付金融海嘯，措施要做到及時和到位，千萬不能等到財政預算案才公布，成熟一樣推出一樣，才能幫助大家面對、處理危機。

我的第一次
頭條日報 2008年12月19日

11月初，我曾以「議員發言難」為題寫了一篇文章，指議員要在議會中暢所欲言，並非一如各位想像中的容易。而動議辯論的安排，也可以印證這個觀察。

立法會有三道板斧監察政府，分別是審核財政、審議法律和議事論政。議事論政的其中一種方法，是議員透過議案辯論，就公眾關注的事項表達意見。例如近期的改革金融監管機構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都極有爭議。

動議辯論也是每個議員的Show Time：因為在大約兩個小時內，你可以詳細交代提出議題背後的理由、論據和分析，而議員同事和負責局長，也會環繞你訂出的議題進行辯論，唇槍舌劍一番之後，再投票決定是否通過議案。

不過，試想想，每年有動議辯論的大會不足三十次，每次兩項議案，一年下來，也只有不足六十次機會，平均每位議員只有一次機會。所以大家都十分珍惜，為引起公眾關注，議員同事都會多花一點心思，又製造道具，又在發言中加入sound bite，盡量令議案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而我的第一個動議，就在上周三提出，內容主要是針對過去十多年，大學資助學額從未增加，故此要求教育局增加學額，培養更多大學生，提高香港的競爭力。而我的道具，是一個上肥下瘦的漏斗漫畫，比喻大學資助學額很少，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每年有很多中學生未能通過“入學樽頸”，成功入讀大學。

由於這類議案沒有法律效力，所以有政府官員私下只將此當成議員的“吹水”行為。這個看法，令人遺憾，因為每項獲立法會通過的動議辯論，肯定有其民意基礎。假如政府完全漠視，只會與民意越走越遠，進而打擊政府的管治威信。

創造就業須惠及中產
李慧琼議員
太陽報 2008年12月19日

金融海嘯衝擊本港經濟，局面越趨嚴峻。根據民建聯西九龍青年網日前公佈的一項調查，多達3成半受訪者指出，最期望政府可以快速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其次才是減免電費、消費劵等等。受訪者的心態，很容易理解。如果連工作也保不住，哪怕再多派幾次錢、消費劵等，對打工仔也沒有多大幫助。

調查同時發現，與過往的金融海嘯不同，今次受到衝擊的，除了基層人士，也包括不少中產階級，而政府過往一套創造就業的板斧，例如加快十大基建，以及推動小型工程等，都未能有效幫助到中產階層。為了紓緩中產的困境，民建聯早前已指出，創造就業的措施，必須全面，包括盡力鼓勵私營企業增加就業。為此，我們建議財政司司長動用六億元推行一項津貼計劃。簡單來說，企業如果願意在這段時間開新職位，政府可以提供適當的津貼。

另外，正如我多次重申，政府應該把握機會，利用推動小型工程去改善舊區的惡劣環境。事實上，發展局林鄭月娥局長日前在立法會回覆本人的質詢時，也認同要在樓宇保養，以及清拆棄置危險招牌這兩項工作上，考慮創造職位的措施，不過，一直只聞樓梯響，對於“餐搵餐食”，“飯碗”隨時受到威脅的打工仔來說實在已等得不耐煩。希望特區政府急市民之所急，盡快令方案出台。

特區政府也應該透過多種途徑，促進社區經濟發展，例如利用舊大廈作為青年創業城、為青年人創業提供協助；以及利用空置土地，發展可增加就業的商業活動，例如舉辦美食節，平民大排檔等，以帶動區內經濟和增加就業機會。

不變的14500！
李慧琼議員
星島日報2008年12月12日

各位，在解釋題目之前，請容許我先提出一堆沉悶，但重要的數字：香港勞動人口之中，持有大學學位學歷的比率約為20%，日本為36%，澳洲為43%，美國為38%，加拿大為31%。

問題是：相比於外國，為何香港有高學歷的人少得多呢？難道是香港學生特別愚笨？還是大學收生太過嚴格？抑或是官員們的思維僵化，仍然把大學教育視為「精英教育」而不是「普及教育」？

問題的答案其實不難找出。我們的大學資助學額指標，由1994年至今，人為地凍結在14500個，十多年來紋風不動，未有寸進。

學額未有與時並進，最少產生了三個問題：第一，世界變、學額卻不變，既突顯特區政府教育政策的僵化，也削弱了香港的競爭力。事實上，香港比起主要對手的競爭力差距，似乎越拉越遠。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最新公佈的《全球競爭力報告08-09》，香港再次跌出十大之外，全球排名第十一位；相反，新加坡的排名卻連升兩級，進佔第五位。原因當然不會單一，但報告對香港的其中一項批評，正正是高等教育表現未如理想，導致其競爭力下降。

第二是隨著全球一體化，大學學歷已成為進入職場的基本入場券。過去那種只要自身努力，也可以捱出頭來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因此，高等教育是社會向上流動一個十分重要的渠道。假如有些符合入讀資助大學資格的學生，基於學位不足而要花上更多時間，付出更多金錢，另覓其他途徑進修，對於他們來說並不公平。

第三，即將推行的新高中學制，其中一個目的，是引入校本評核以減低考試壓力；然而，在新學制下，過去七年有兩個公開試的情況，會改為六年一個公開試，換句話說，由「兩試定終生」改為「一試定終生」。如果未有同時擴充資助大學學額作為配套，日後由高中升上大學的樽頸，將比現時狹窄，而競爭也會劇烈得多。減輕考試壓力的效果，只會適得其反。

好了，既然資助學額原地踏步多年，衍生出各種各樣的問題，為何教育當局遲遲不作處理？

教育局經常辯稱，增加學額最大的困難，在於財政問題。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這個只是藉口。去年和前年的經濟不是很好嗎？07至08年度政府的綜合財政盈餘，高達1200億元，政府還是不願意加學額。經濟環境好時又唔肯加，至環境差時，當然更有道理拒絕加位。

教育局提出的另一個理由，是如果把香港所有公私營專上教育的學額計算在內，適齡學童接受專上教育的比率，可以高達六成，不比其他國家差。但我想特別指出，政府提供幾多資助大學學額，足以反映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承擔。很明顯，現時14500個學額指標，清楚反映特區政府在提升青少年學歷方面，承擔不足。

衡量一個地區的競爭力，人才的培育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因素。為此，我第一次在立法會提出的動議，便以前為題，促請當局盡快增加大學資助學額，以配合香港智識型的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去提升人才質素。

當新丁遇上開放日
頭條日報 2008年12月5日

最長的立法會會議開了多久？這些立法會“冷知識”，就算議會中人，即使有興趣知道，也不知往哪裡找？哪麼，答案究竟是甚麼，還請你繼續讀下去吧。

上周六，立法會舉辦一年一度的開放日，對我來說，感覺十分新鮮。當日早上出席開幕禮時，見到大批學生和市民的出現，有點出乎意料。事後知道，原來今年的參觀人數，的確創歷年新高，總共有三千七百多人。

參觀人數眾多，未知是否因為加添了新環節，找來議員扮演“人肉佈景版”，與市民見面及拍照留念。當日我也有粉墨登場，發覺也真有點壓力，因為即時試出自己的“人氣指數”是高是低，無所遁形。結果發現，本人的反應只屬一般，唯有安慰自己，議員嘛，本來就是議事論政，又不是明星，不大需要市民個個爭住跟自己映相吧？(一笑)

話說回頭，筆者對參觀人數眾多實在開心，證明市民對立法會事務都是關心的，所以我們應該好好把握機會，加強與市民的溝通，進一步增提高市民對議會事務的認識和興趣。

事實上，立法會的公民教育網站也在當日正式啟用。我曾瀏覽網站，發覺內容詳盡，形式生動，對於市民認識立法會，很有幫助。不過我也有一個小小的意見，如果將當中的網上遊戲“立法會議員逐個捉”的議員照片，改為議員的卡通漫畫，吸引力可能更大。

最後，當然要為文章開首的問題“開估”，答案就在公民教育網站：回歸後最長的一次立法會，共開5日，歷時62小時3分鐘，會議由2004年7月9日開始。

立法會公民教育網站：http://www.legco.gov.hk/young/chinese/index_c.php

血的教訓？
星島日報2008年12月4日

千呼萬喚，特區政府日前終於派出包機到泰國接載滯留當地的香港人，令人惋惜是一位港人已經陪上寶貴的性命，而特區政府則陪上市民對其管治能力的信心！

客死異鄉的交通意外，當然與特區政府無關，但市民仍然要問，為何官僚的所思所想，與市民的期望經常有巨大的落差。港人滯留泰國事件擾攘了足足一星期，焦急的港客早已難忍不滿，抨擊特區政府錯估形勢，反應遲緩，而署方的求助熱線不是沒有人接聽，就是未能提供任何協助，他們感到被遺棄之餘，只有自求多福。

在派出包機一事上，特區政府更缺乏危機意識，只肯按本子辦事，招來輿論的猛烈指摘。就在奪命車禍的前一天，眼見內地、澳門和多地政府先後派出包機接載公民，保安局官員在記者會上面對連番追問，仍然堅持己見，以技術理由，交代不派包機是因為當地機場設施不足、包機審批需時等。明顯地，官員的思維邏輯，依然停留在技術層面，既沒有照顧人心人情，更連基本的政治智慧也欠奉，表現令人失望。

諷刺的是官員的“解釋”言猶在耳，但一宗奪命意外發生後，局方態度一日逆轉，不但同意派出包機，而且相關安排立即辦妥，包機當日成行。令人不禁懷疑，當局早前提出的所謂技術難題，究竟是真正原因，抑或只是推搪的藉口。

至於包機安排倉卒，當局提供的訊息混亂，又未有通過旅遊業議會和旅行社，將最新安排通知當地自由行港客，導致多班包機只有不足一百人，浪費機位之餘，也進一步打撃市民對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的信心。

歸根究底，外間無法掌握究竟包機為何“從無到有”，以至整項決策的來龍去脈，但起碼在時序上，特區政府便很難洗脫“不見血不做事”的嫌疑。事到如今，姑勿論實情究竟如何，但當局對今次改變初衷，半句也不提車禍，半句也不提責任追究。這種欠缺人情的做法，難免加深公眾特區政府後知後覺，拒不認錯的印象，而這個印象，不正是特區政府的民望跌完再跌的底蘊嗎？

即使李少光局長在外訪結束後到立法會交代事件，並願意為港人滯留在泰國的事件承擔責任，向受影響的市民致歉。不過，這個遲來的道歉，又真的能平息民怨嗎？

究竟我們的官僚系統，何時才可以痛定思痛，真正以民為本，適時回應公衆的要求，不要讓這類“疑似”血的教訓，繼續上演。

落重藥創造就業

金融海嘯威力逐漸浮現，本港經濟急速下滑。為了挽救經濟，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日前就預算案諮詢時，便表明即使出現赤字，也要「快、狠、準」地「落重藥」，防止經濟進一步惡化。司長有此決心，我十分欣賞，而在眾多工作之中，最需要「落重藥」的地方，就是加快創造就業。

事實上，發展局林鄭月娥局長近日頻頻“發功”，向打工仔大派“定心丸”。指會增加小型工程撥款，同時推動轄下工程部門創造職位，多管齊下，預計可創造一萬個職位；此外，市建局也“不甘後人”，公布動用一億八千萬元在全港各區推行十項地區美化工程，推動本港的舊樓維修工程，預計創造職位五百個。無疑，這些工作都值得肯定，但可以做、應該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眾所周知，本港舊區居住環境惡劣，重建又遙遙無期，特區政府好應該把握機會，增撥資源，積極活化舊區，特別是加強力度，加速修葺有潛在火警危險及安全問題的“目標大廈”、加快清拆唐樓僭建物以及全面解決危險招牌滿佈等問題。政府落實這些工作，既可創造職位，有助唐樓居民改善居住環境，同時又可一併解決舊區幾項老大難問題，可謂一舉多得。

不過，要做到水到渠城，除了增撥資源，加開職位以外，特區政府有必要下定決心，採用新思維改變現存政策，才可以解決長存已久的問題。

事實上，協助業主維修物業的資助計劃，現時已有不少。屋宇署、房協和市建局均有因應業主的不同需要，設立了多項復修計劃。不過，三個機構各行其事，欠缺統籌，令業主混淆，又「疊床架屋」外，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貸款計劃，對最有需要維修的舊式唐樓，往往不切實際。以致不少唐樓的維修問題，拖拖拉拉地談了十年多，始終無法成事。

以本人熟悉的油尖旺、深水埗和九龍城等舊區為例。區內樓齡達三十年以上的舊樓不在少數，樓宇日久失修情況嚴重，僭建物林立，危險招牌舉目皆是，但一則沒有法團的統籌，再者不少業主均為長者，經濟條件十分有限，唯一資產就是自住物業，在物業又不容易賣出的限制下，哪怕他們很希望透過貸款計劃改善居住環境，但由於無力還款，只得任由唐樓狀況繼續惡化，甚至對公眾構成安全威脅。

明顯地，即使這批唐樓成立了法團，上述問題也不可能妥善解決。所以，對於當局打算通過協助舊樓成立法團，從而解決維修死結，我認為是未有對症下藥。

對此，特區政府有必要採用新思維，協助經濟條件有限的業主。其中一個值得考慮的方法，是由房協擔起統籌角色，包括提供一站式的“唐樓維修統籌”服務，一併解決包括樓宇失修、僭建物林立、危險招牌滿佈等問題；另外，若大廈內一定百分比，例如七成的業主同意進行維修，工程便可進行。若有業主因經濟或其他理由，未能繳付工程費用，政府可先墊支代為維修，待有關業主賣樓時，才向買家收回成本，即俗稱的“釘契”。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提供誘因，真真正正解決舊樓維修難這個“死症”。

曾蔭權不能光出口術
太陽報 2008年11月26日

金融海嘯威力逐漸浮現，香港正式踏入衰退，股市樓市齊齊下滑，企業大規模裁員消息頻傳。連中聯辦也開腔關注失業率上升的問題。一時間，“救經濟，保飯碗”之聲響徹雲霄。

眼見打工仔飯碗“朝不保夕”，特區政府除了“出口術”，要求龍頭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只能將裁員當作節流的最後手段外，也要想想其他更實際有效的方法。既然大家預期金嘯海嘯引發的問題比“沙士”嚴重，政府應該積極考慮仿傚“沙士”時期，開創大量短期職位。而開創這類臨時職位制肘較小，屬於一次過撥款，不會對庫房構成長遠負擔。

為了創造就業，發展局林鄭月娥局長和民政事務局曾德成局長近日頻頻出動，重提加快十大工程和地區小型工程，方向正確，但在社區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不少社區，因缺乏聚腳點而造成青少年問題，也令長者苦無休憩地方而要呆在家中，所以，增聘人手以延長社區中心的開放時間，以至增撥資源，鼓勵更多學校開放校舍，為社區提供更多公共空間，都是值得推行的。另外，我們也不能忘記舊區的唐樓居民，舊區居住環境惡劣，重建又遙遙無期，特區政府好應該把握這個時機，增撥資源，以新思維協助更多無法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唐樓，加快維修工作，包括考慮以房協提供一站式的“唐樓維修統籌”服務，一併解決包括樓宇失修、僭建物林立、危險招牌滿佈等老、大、難問題。

囡囡默書艱難的啟示
頭條日報 2008年11月21日

過去三篇文章，已經談過作為議會新丁的感受，不過就任議員已經一個半月，總不能經常以“新丁”自居。所以，由今日開始，我希望轉轉話題，講講我未來在議會的工作。

曾經提過，我有一位六歲的囡囡，剛升讀小一。正如其他家長，我十分關心她的未來發展，所以也特別關注本地的教育政策。為此，我加入了立法會的教育事務委員會，並將在議會反映家長心聲，作為工作重點。立法會雖然有教育界代表，但業界的想法，有時與家長未盡相同，所以我希望做好家長代表的角色，令教育政策更能兼顧不同意見，營造一個更適合的教育環境。

我最關心的教育問題，是如何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雖然囡囡小一，但眼見我們的大學生語文水平，無論是英語或是普通話，經常受到批評，也十分擔心。我很想知道，語文水平低落，究竟是教育制度使然，抑或有其他原因？而教育局局長 對此又有甚麼大計呢？

早前，我與囡囡一起應付生命中第一次的默書，深深感受到她的壓力。所以對於香港的考試壓力，也很有意見。局長經常說求學不是求分數，但事實上，目前的社會氣氛與這個目標有很大距離，在考試中求取高分數，仍然是不少學生以至家長的目標。教育局為了減少公開考試壓力，除了推行“三三四”學制外，又是否會制訂增加大學學額的政策？這些都是我要在議會跟進的問題。

政府、監管機構、大型私人企業齊來面對群眾
星島日報 2008年11月20日

立法會上周以47票對4票，大比數通過運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雷曼事件，反映政府，監管機構以至銀行“箍票”無效，救亡行動徹底失敗。社會確實對運用特權法調查私人機構有疑慮，這也是可以理解，而在調查過程中，涉及的商業秘密和私隱問題，也的確有需要謹慎處理，但最後立法會仍然以大比數通過，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

事件的“致命傷”，我認為是各方在處理危機之初，未有察覺問題的複雜性，未有及時好好疏導群眾情緒，讓問題“軟著陸”。

猶記得，當9月中雷曼“爆煲”之後，苦主陸續湧現。民建聯不斷安排苦主與政府、監管機構和銀行見面，希望可以協調解決事件。當我們與一群苦主到金管局投訴，市民要求有財金官員解釋現行政策，但等了一個多小時後，金管局才找到一個負責調查的高級經理出來對話，反映對方事前完全沒有準備要向群眾作出交代。另一次，我們和苦主到了銀行，銀行居然出動保安把我們圍住，回想客戶購買“雷曼”產品時，銀行不是把他們當作尊貴客戶嗎？為何現在卻連要求見面都不可以。可以預計，銀行採取這種強硬的處理手法，只會進一步激起苦主的不滿。

事實上，銀行只要安排一個會議室，讓苦主吐吐苦水，起碼可以紓緩他們的情緒。銀行連這些基本工作也不做，叫人如何相信有解決問題的誠意。事實上，直至現在，財金官員從未與苦主見面，了解他們的訴求。

更令苦主疑慮是政府雖然提出回購“迷債”方案，卻未有同時制訂完備計劃，例如未有清晰交代消委會訴訟基金的細節，而和解與仲裁的程序，也有很多苦主不明所以。至於和解與仲裁的作用有多大，能解決到多少個案，更令人存疑，因為按照規定，只有經過證監會和金管局調查，認定投訴成立，政府才會資助苦主與銀行進行和解和仲裁。問題是對於其他預計為數不少，未能查明投訴屬實的個案，苦主又應如何跟進呢，所以，這種做法等如逼令不滿銀行安排的苦主，只有走上訴訟對決一途，也令苦主認定監管機構的建議根本偏幫銀行。

其實，除了苦主以外，就連立法會議員想多與銀行界交流想法，也不是想像般的容易。當立法會因應雷曼事件舉行特別會議，邀請銀行代表出席，也只獲三數間銀行響應；及至立法會討論是否運用特權法前夕，銀行界安排與議員會面，本來這是雙方一個很好的溝通機會，可惜那次類似“卡拉OK”的安排，劣評如潮，令銀行界在最後關頭，再錯失了一個扭轉乾坤的機會。種種因素之下，令特權法順利通過，最終令政府，監管機構以至銀行淪為“三輸”的局面。

奧巴馬的魅力
星島日報 2008年11月13日

Obama成功當選美國總統當日發表勝利演說，我反覆看及聽，很感動。筆者在去年到美國看初選，有幸在一個展覽中遇上他，跟他走了近一個小時，近距離觀察他的一舉一動。說實話，他的舉子確實有點輕挑，但他很親民，要跟他握手、找他拍照並不離，只要你願意往人羣裏擠。當時他給我的感覺是太年青，不相信他能處理布殊留下的一大堆問題。

回港後，經常留意他及Hillary的演說。看他經過近年最激烈的初選及大選後，真的成熟了很多，他最成功的地方是能洞悉及鼓動民眾求變的心態。筆者去年到美國已感到民眾對現政府的失望，因長期投入戰爭而導致國庫空虛，基層市民負擔不了昂貴的醫療開支、基礎建設長期滯後、能源及教育政策的爭議……等一大堆問題。

今天的美國，除了面對上述問題外，更要承受更大的打擊。一直是經濟的超級大國，世界經濟的龍頭大哥，今次卻是金融海嘯的源頭，且樓市及股市大跌，各種各樣不利的數據下。美國人確實感到失望，甚至有點絕望。

就在此刻，他以自己的故事告訴大家，因為大家的投票，美國仍然是當天成立民主、聯邦政府的美國，美國是充滿夢想與機會的一個國家。曾經在一段時間，尤其是當美國泥足深陷的困在戰爭中，及後因次按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失業潮相繼出現。美國人真的開始懷疑美國能否保得住國際政治經濟舞台的領導地位。

Obama以Yes, We can來貫穿整篇演說及以自己能成為首位黑人總統為例子來鼓勵國民，確實是觸動人心的說話，難怪有報導說他是位超級演說家，能洞悉人心，這大概是政治領袖必備的條件吧！

看看那邊Mccain雖然落敗，他的演說也想當得體。他承認失敗，且把是次選舉失敗全歸自己身上，與支持者無關，其中當然包括找佩林作副總統，冀望透過演說團結國民，迎接挑戰。若果有聽過Mccain的故事，你不得不讚他是愛美國的真英雄，能為國家無私的奉獻。可惜時不與我，年紀大與佩林的表現成為失敗原因。不過，失敗關鍵其實也很清楚，是布殊的八年施政，所以選舉結果也是預計之內。

反觀香港的政治領袖，不要說立法會議員，怎能跟總統相比。我們的主要官員，總是記者找他們回答問題。難得發表演說，特首及財政司司長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也是看著唸，没有激情，更不要說能否觸動人心。其他局長、副局長，筆者也好像從未聽他們說過甚麼上任感受的演說。

看來，香港的政治領袖還需要多多磨練，香港普選的路仍是遙遠呢。

經機會勿淪為吹水會
太陽報 2008年11月7日

香港飽受金融海嘯衝擊，溫家寶總理上周開腔，提出“挺港”五大措施，具體而微，涵蓋金融及民生等不同領域，協助本港渡過危機，也收穩定民心之效。在感謝中央的關心和支持之餘，我希望由特首領導的「經濟機遇委員會」能夠有所啟示，提出盡快提出一些利民紓困的“好橋”，真正幫助市民走出困境，不要淪為另一個“吹水會”。

該委員會是在《施政報告》宣布成立，姿態很高，市民有一定期望。不過，委員會所能起到的作用，我有幾點疑問。

第一，該委員會是特首的智囊，本身並無實權，“務虛”成分較重；第二，委員會將“帶來新思維，為特區政府和業界提供具體方案，令香港轉危為機、度過難關”，目標層次較高，提出的措施究竟有多“具體”，會否重蹈“中藥港”等的覆轍，令人存疑；第三，剛公布的「經機會」十人名單，包括銀行高層、大學校長、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地產代理，文化界人士，唯獨缺乏基層代表，是否預示著委員會只集中關注社會的中上層，不知民間疾苦？

曾特首在該委員會首次會議後表示，預期下年的失業率會顯著上升，又指就業問題是委員會的工作重點。現時火已經燒到，救火必須及時，正如溫總說：「民眾的信心，要取決於領導層的果斷措施」。面對中小企、酒樓食肆排隊執笠，若“經機會”未能在短時間內提出具體措施，協助各階層度過難關，我擔心特首以至特區政府的聲望，會被進一步拉低。

為此，我期望「經機會」要加把勁，以實際行動擺脫“吹水會”的疑惑。

議員發言甚艱難
頭條日報 2008年11月7日

《施政報告》是特首每年大事，而立法會對《施政報告》進行的致謝動議，也是立法會每年的大事。致謝動議橫跨三天，按政策分五節進行，每位議員發言總時間為30分鐘。除非議員即場“爆肚”，否則稿件大都洋洋灑灑，約有六、七千字，議員真正可以暢所欲言。

不說不知，議事論政雖然是議員的天職，但除了在周三大會以外，要在議會中暢所欲言，並非一如各位想像中的容易。

以我參加的發展事務委員會為例，每月例會開2小時，以24名委員計算，平均每人只分配到5分鐘，而且，這個時間也要包括官員的回覆。若官員善於“拉布”，議員有時連追問的時間也沒有。此外，每次會議，議題通常不只一項，當遇上一些有大家有興趣，或者有爭議性的議題，議員可以發揮的空間，其實不多。

至於在特首答問大會，規定更加嚴格。要發問，先要按制向主席示意，我在上個月特首答問會上，就因為一時手腳慢，便“痛失”發問機會。不過，話說回頭，就算及時按制，只是過了第一關，因為主席還會再按黨派，以至按過往發問多寡等，決定各議員的優次。要知道，每次答問大會只有十多位議員有機會發問，但幾乎59位議員心中，都有兩、三條希望提出的問題，可想而知，議員為何有發言難之嘆。

香港為甚麼有補習天王？
星島日報2008年11月6日

補習「天王」是香港教育制度衍生的一個奇怪行業。據報道，他們大受學生歡迎，年薪竟然在一千萬元之上，箇中真偽，縱然難以驗證，但「天王」平日開跑車、買豪宅，卻是鐵一般的事實。

生活奢華，可能只是個別例子，作不得準，但香港補習行業的蓬勃，有目共睹。據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五年的估計，香港有超過七成高中生報讀補習班，而統計處資料補充，有補習的家庭在○四/○五年度，每戶平均花費在一千元以上。

對於經常把「求學不是求分數」這個教育理念掛在口邊的教育局官員，補習「天王」的出現，是狠狠摑了他們一巴掌。而且，補習行業的興盛，實際上衍生了另一個公平的問題。

無錢補習脫貧夢碎

眾所周知，教育其中一個功能，是協助基層市民脫貧。不過，現時的教育制度強逼學生「求學就是求分數」，令他們花錢去幫襯補習「天王」，希望藉此吸收考試「秘技」或者貼題「技巧」，但基層家庭經濟條件差，無錢補習，結果未能與其他學生公平競爭，導致脫貧夢碎。為此，教育官員應該好好反思，現時的教育制度究竟出了甚麼毛病？

答案不只一個，但其中關鍵，我認為是公開考試壓力太重。「一試定生死」的情況十分普遍。學生在完成中學後，為爭入大學校門，個個想盡辦法，結果造就了補習「天王」在香港成行成市。只要看看數字，就知道競爭的白熱化：每年差不多有十萬名會考生，經過重重篩選，結果只得一萬四千五百個學生有幸進入大學。可見，香港政府經常吹噓專上教育普及率接近七成，但實際的大學資助學額，只佔適齡人口不足兩成。

最令人擔心是資助學位不足的情況，只會愈演愈烈。因為當○九學年落實三三四新高中學制改革後，全港中學生均可完成中六課程，屆時，升讀大學的需求，肯定有增無減。

收生應考慮全人發展

探本尋源，要減低考試壓力，最直接的方法，莫過於增加大學資助學額，這也是教育界的共識。當然在政策配合上，也要考慮引入更多的校本評核成分，減少對公開考試的依賴；另一方面，大學在揀選學生時，亦應增加考慮學生的全人發展，而不應單憑公開考試的成績等。

假如提高學生入大學的比率是硬件，學生質素便是軟件，兩者缺一不可。香港每年花在教育上的經費高達五百億元。按政府的說法，每支出四元，便有一元用於教育。可惜投入與產出不相稱，我們學生的英語水平，以至普通話水平，都未如理想，早為人詬病。

過去十年，香港的語文政策反覆，造成了混亂，而最近的教育語言微調，也只是解決中中、英中的標籤，至於怎樣提高語文水準，仍靠學校日後具體落實。事實上，無論要提升英語或者普通話，離不開都要從教學質素及為學生營造環境兩方面入手，為此，我希望教育局不再墨守成規，在研究和改良教學方法方面多些努力。

請準備迎接金融海嘯餘波

《施政報告》發表翌日，我已在此指出，特首在“生果金”議題上的做法背離民意，相信要為此付上政治代價！同時，我促請他作為政治家，不要再糾纏於人口老化、未來經濟難以承擔等道理，反而要順應民意，落實社會經多番討論所達至的共識，把生果金一刀切地增加至一千元。

言猶在耳，特首在九天之後，極速“打倒昨日的我”，宣報『擱置』資產審查。這個最新立場，令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當然是特首從善如流，憂則是這是否說明特首以至他的管治班子已經『亂了陣腳』。

眾所周知，《施政報告》是特區政府一年一度的大事，箇中內容，絕對不會是特首的一時心血來潮，而是他和智囊、幕僚逐字斟酌、反覆推敲的結晶。令人費解是在這個幾上幾落的過程中，管治班子仍然未能準確評估民情的強烈反彈，而令特首最終扺受不了公眾壓力而改變初衷，既賠上個人聲譽，更令人質疑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

《施政報告》的更大敗筆在金融海嘯直捲全球下，無論在《施政報告》以至《施政綱領》，“中小企”三個字竟然從未出現，更遑論是對中小企的支援。在這份主題為『迎接新挑戰』的《施政報告》中，居然忘記佔全港企業98%以上的中小企，還不是『亂了陣腳』？及後，政府也很快意識到這個問題，並迅速提出『放寬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同時公開要求銀行不要收緊信貸，藉此幫中小企渡過難關。

以上兩點，足以證明管治班子在發表《施政報告》前，未有充分掌握社會脈搏，準確估計民意民情，導致進退失據。我期望特區政府能夠從“生果金”和“中小企”事件汲取教訓，準備應付接踵而來的挑戰。

以我的愚見，香港正在忙碌處理金融海嘯“第一波”引起的問題時，“第二波”己來勢洶洶。因“雷曼”清盤而引發『迷你債券』風波，現在甚至影響市民對銀行及香港監管機構的信心是第一波；正當政府『強迫』銀行『回購』債券及進行『仲裁』時，金融海嘯的第二波已經逐漸浮現：大量中小企因自身經營問題或資金不足而倒閉，銀行為求自保而『閂水喉』，政府又急急要呼籲銀行『同舟共濟』，不要一刀切向經營有道的中小企收緊信貸。

至於第三波，則是樓市的再下滑，『撻訂潮』可能再次出現。首當其衝的便是豪宅市場，日前有報導指匯豐銀行不願為豪宅做足『七成按揭』，若果銀行再進一步收緊按揭的比率，樓市又那有不下滑之理。

面對經濟嚴冬的腳步越走越近，我促請特區政府，尤其是財金官員必須以新思維去對抗海嘯及與銀行打交道，除了『出口術』及以『高頻率』向銀行發放通告外，甚至要『威逼利誘』銀行作出相應配合，因為這是特區政府能否有效處理金融海嘯的主要關鍵。

掟蕉的聯想
頭條日報2008年10月31日

當上立法會議員後，我不時會鼓勵囡囡多留心時事，尤其是立法會新聞。一方面是公民教育，培養她自小關心社會，另一方面也有點“私心”，心想，若Maggie在電視上見到媽媽，也可以有點補償，總算是“望梅止渴”吧。萬料不到，就這樣給她見證了立法會的第一條香蕉。

“掟蕉”事件後，我收到了其他媽咪的投訴，覺得會教壞子女。事實上，我也想，如果Maggie問我“點解個叔叔“掟蕉”？”，應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亦令我即時想起年前有個廣告，鼓吹青少年“想做就去做”，不應受任何束縛。但若果我們甚至下一代真是想做就去做，那麼社會會變成一個怎樣的社會：不想上堂就不上堂，不做功課就不做功課，想打人就打人，當然犯法要受到制裁，但這個絕對不是我們想要的社會。

為人父母者，肯定知道“身教”比“言教”有效得多。一旦小朋友覺得“掟蕉”有型有款，有樣學樣。日後為了宣洩不滿情緒，不只“出口”，更加“出手”，結果在學校向同學掟書包，在課室向老師掟粉刷，甚至回到家中，也向爸爸媽媽掟拖鞋，這真是我們想見到的嗎？

我已經想好答案，如果Maggie問我，一定要向她清楚解釋，凡事都要心平氣和，以理服人，“「掟」唔，所以媽媽都無「掟」”，希望Maggie能夠明白，更希望議會同事能夠明白，不致令立法會會議，日後變成需要家長陪同收看的“家長指引”類別節目。

還投資者一個公道
星島日報2008年10月23日

中信泰富(267)為對沖澳洲鐵礦項目，投資外匯Accumulator導致損失一百五十五億元，可謂一鋪輸掉半壁江山，社會大為震驚。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要出動母公司支持。根據報道，事件起因是兩名高層未有按公司內部指引，先取得主席的批准才投資衍生產品所導致。有關高層最後要問責下台，主席也唯有鞠躬向投資者致歉。

作為小投資者，當然感到無奈。但事到如今，道歉也無補於事。眼見股價一日間蒸發了一半有多，單日蒸發市值一百七十五億元，股價更創十七年新低，相信管理層一句「不知下級幹的炒賣活動」，也難令小投資者放下怨憤。事件發生後，社會上引發一場是否需要加強內部監控的討論。加上近日雷曼事件影響投資者對現行監管制度失去信心檢討現行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制度，特別加強對小投資者的保障，已成為政府最緊急要處理的事情。

免扼殺企業應有活力

在金融海嘯下，投資者甚至大企業因投資失利而導致重大損失，揭示現時監管的諸多漏洞。在這種社會氣氛下，要求政府加大對金融機構、上市公司的監控，以保障投資者的聲音，響徹雲霄。

這個方向無疑正確，但也不宜走得太過極端，以免扼殺企業的應有活力，甚至影響其正常運作。美國的教訓值得大家深思。若果大家還記得，七年前，美國能源公司安龍(Enron)破產倒閉，接是Worldcom，令美國政府在二○○二年七月快速通過了SOX法案(Sarbanes-OxleyActof2002)，旨在加強證券市場監管，恢復投資者信心。的而且確，SOX法案強化了上市公司內部控制責任，加重了違法行為的處罰，但同時也加重上市公司的成本負擔，導致許多中小公司要摘牌退市。部分海外的上市公司，甚至考慮不再在美國上市，令美國政府要急謀對策，現在正醞釀修改「惡法」以保持美國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

歷史告訴我們，過去管理層不按指引擅自進行各項投資，導致損失，甚至倒閉的新聞也不是新鮮事物。九五年，英國霸菱銀行交易員，挪用公司資金炒期指失利，令公司虧損十八億美元。結果令有超過二百年歷史的霸菱宣告倒閉。現在有SOX法案，美國的投資銀行依然過度投資衍生工具。這正正說明法則雖在，但也擋不了違規行為。

為何六星期後才公布

中信泰富今次事件是否個別例子，現時尚未定案。因為九月份以至第四季外匯期貨動盪，涉及對沖基金的損失，現在仍是未知之數，可能要等明年初業績公布時方較清楚。金融市場發展到今天，除了扮演融資的角色外，提供衍生工具以對沖企業面對的風險本是最正常不過的事。但財技高超的金融界將這些工具包裝再包裝，成為五花八門的投資工具，名稱功能均日新月異，政府要限制企業進行炒賣活動殊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因為這些工具若用得其所，是可以對沖風險，所以各國是沒有對企業在使用衍生工具施加限制，只要求企業披露相關交易。當然，披露為本的監管方法對小投資者是否足夠值得大家深入討論。

就中信泰富事件，證監即時要做，或者可以還投資者一個公道，就是要調查為何中信要在六個星期後才公布事件，而在這段期間，股價是否有異常變動，是否有內幕交易導致投資者損失，而涉及的高層有否帶欺詐成分。這些疑問一天不公告天下，投資者就真是「死不瞑目」。對政府而言，現時可能是適當時機考慮與中信泰富探討回購東西隧的可行性，反正中信泰富現在可能「缺水」，切勿錯過良機，為全民做件好事。

《施政報告》的啟示
李慧琼議員
星島日報 2008年10月16日

今日行政長官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以“迎接新挑戰”為題來回應金融海嘯的來臨。聽完整份報告內容，與先前傳媒估計的差不多，無甚驚喜，但大體而言是切合市民的期望：透過繼續深化與內地特別是珠三角洲的關係來推動經濟；加快落實十大基建，從而提升競爭力及增加就業以帶動內部需求，期望能轉危為機。最可惜，特首仍然“企硬”，不肯一刀切增加生果金。在這個社會幾乎達至共識的議題上還是“企硬”，縱有百般理由，也總要付上一定的政治代價。今天，立法會大演“擲香蕉”一幕已可見一斑。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今次施政報告中，特首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過去，政府一直以“大市場、小政府”來定位，對於要求政府介入市場，政府往往以此為為藉口來拒絕。

但特首今次表明政府在面對市場失效時，應強而有力的介入，這明顯是特區施政方針的一項微調。其實這項微調在過去數月的施政上已有跡可尋：在對基礎建設的投資，過去政府一直堅持以“建造-營運-轉移”(BOT)的形式運作，但這運作模式確實導致市場失衡及很多怪現象的出現：例如現時三條隧道使用量不均已是BOT的後遺症；市民期望的鐵路因無經濟效益而遲遲未能興建，好似沙中線就就是另一個例子。

高興的看見，今日特首表示要處理過海隧道收費差異的問題，那是處理BOT模式遺留下來的殘局。

早前政府決定用公帑來興建沙中線，已體現政府“參與”市場的決心。郵輪碼頭又是一個好例子，因為大家不想再見到有報導指郵輪來港無泊位的笑話，政府又一次決定動用公帑興建。

又看最近的金融海嘯，政府決定以外匯儲備作後盾，百分之百保障銀行存款，增加市民信心以確保金融體系的運作，以上種種，足以肯定政府在過去一段時間已調校政府的功能角色。

其實政府不需要太過顧慮“干預市場”，君不見過去一直奉行“自由市場”為金科玉律的國家：美國、英國也開始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把銀行一步步國有化以穩定市場的信心。因此，沒有永遠對的金科玉律，只有與市場，民意並進才是得民心的政府。

不過，我仍想借此機會奉勸特首聽從民意，把生果金一刀切地增加至一千元。坦白說，特首所講的理由不難理解，甚麼人口老化，不設審查機制的生果金對公共財政帶來沉重負擔云云，不無理由。但若果，特區政府能夠用另一個角度去思考，其實政府的角色是執行大多數市民經多番討論所達至的共識，那麼我相信增加生果至一千元及訂立最低工資的立法是事在必行。為何作為政治家的特首仍然不肯從善如流？

假若日後社會又有共識，認為公共財政不能再承受龐大的生果金支出，政府也可以順應民意，作出微調，到時再考慮加入息審查也不遲。

太堅持一些“與民為敵”的想法，是需要付上更大的政治代價，請特首三思。

做個好議員先搞好女兒關係
頭條日報 2008年10月12日

10月8日，我正式宣誓就任立法會議員，感觸良多。自二十五歲起身體力行參加直選，至今已參加了三次區議會選舉和兩次立法會選舉。在別人眼中，在從政路上，我算得上相當幸運。

在第一次參選區議會便勝出，再者，能夠從區議員晉身立法會者，寥寥可數，自己是其中一位幸運兒。作為立法會新丁，最重要懂得「搞好關係」。首要就是要搞好和家人的關係，尤其與女兒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當立法會議員，開會可能要「朝七晚十一」，還要落區和選民多接觸。雖然參選前已作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包括要求丈夫多兼母職，亦只能承諾女兒每晚回家講故事等……。

現實與「理想」總是有偏差，始發現兼職媽媽的角色不易做，且做得不好。原因是女兒Maggie剛六歲，正入讀小學。這個星期，女兒面對人生第一次的英文默書，看見女兒不知甚麼是默書，更不知怎麼「串」GoodMorning、Howareyou，看似簡單。天啊，原來要要她牢記，並不容易……香港的教育制度壓力實在太大太大了。

Maggie，媽媽真的對不起你，在你第一次默書的時候，因要預備立法會，協助雷曼苦主等的工作，這幾天都早出晚歸。昨天，回到家中，你「扁」嘴說：「媽媽，你為甚麼不教我！」我心中真的很痛。

除了無奈，還要感激一直支持我的Maggie好爸爸。昨晚，他滿頭大汗的走過來，告訴我Maggie已OK啦，不用擔心。

若你問我，已婚女性要從政。第一，一定要得到丈夫的支持，因他必須多兼母職，亦要接受跟我一起成為公眾的人物的不便，可不容易呢！

輸港副食品安全嗎？
李慧琼議員

蔬菜批發業界近日發起連串行動，包括舉行記者會及發動汽車遊行，指責特區政府縱容“走私菜”，即“假證菜”，據稱問題長期存在，威脅全港市民健康，也打擊業界以至相關人士的生計。業界因此要求政府制訂新機制，要求輸港蔬菜統一經批發市場檢疫規管，以杜絕虛假產地證蔬菜充斥市場。

按業界估計，每日有五百噸至六百噸假證菜經文錦渡流入本港，約佔入口蔬菜總量兩成。一時間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市民擔心香港超標農藥的“毒菜”事件再次出現。

不過，食物及衛生局則大派定心丸，指出2007年至2008年11月底，食環署在文錦渡管制站分別共抽檢了約55,500架運菜車，並沒有發現蔬菜來源與付運文件不符合的個案；而該署由2007年至今在進口、批發和零售層面共抽驗超過37,000個蔬菜樣本，合格率為99.9%。至於海關在2008年1月至11月期間，文錦渡管制站也只查獲兩宗走私案件。

面對業界與政府各說各話，筆者無意評論究竟哪一方提供的數據更加貼近現實；也無意一錘定音，認定業界將供港蔬菜先運到批發市場的建議，就可以一次過妥善解決所有問題。不過，由於問題直接涉及七百萬人的食物安全，政府好應該認真檢討現時機制是否有改善空間，尤其是批發市場的角色，以至對輸港副食品的食品安全監管制度是否足夠。

眾所周知，輸港蔬菜與肉類的監管制度並不相同。因為政府從食物安全管理的角度來說，蔬菜的風險不像肉類、魚類，以至禽鳥般高風險，尤其是鮮活禽畜有傳播經動物傳人的傳染病的風險，所以政府實施較為嚴格的輸入及檢疫措施，法例上肉類及禽鳥進口除了經註冊場外，更需特區食環署發出的入口批文，而運到香港時也須經批發市場(活雞)，或直接運往屠房(活豬及活牛)，以安排多一重的檢疫。

至於蔬菜、生果等副食品則沒有此規定。這類副食品可以直銷，也可以經批發商分銷。無疑，保障副食品的安全，靠的未必在於是否經批發銷售，而是一整套安全管理系統，不過，批發市場也有其好處，因為現時所有副食品，包括鮮活食品都是由文錦道過境的，但文錦道是幾十年的老口岸，現時的設施，以及可發展空間根本不容許較大規模的抽樣化驗工作。既然，現時每個蔬菜批發市場旁都有一個政府化驗中心，這個化驗中心其實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為批發市場的副食品做嚴格的質量檢查，並由檢驗中心發出類似“Q嘜”的優質標誌，協助整個批發市場轉型成為一個優質副食品中心。

此外，為了確保輸港蔬菜的食品安全，我們認為在現行檢疫機制下，內地有其責任，但本港也必須有責任加強檢測，所以無論在口岸加強抽檢，還是在批發及零售市場進行抽驗，我們都是支持的；政府現階段應增加口岸須抽樣板的車輛數目，以及增加檢驗合格批文車輛數目；另外，政府有必要與業界加強合作，收集情報，打擊“假證菜”問題，加強與內地當局聯繫，嚴懲違規人士。長遠來說，文錦道口岸的地理及設施限制，以及越來越大量的副食品輸港，香港實在有必要與內地討論利用其他現有及新口岸，探討利用批發市場作為優質副食品中心的可行性，以加強進口的檢疫工作。

教學語言微調政策是一隻好貓？

教育局上星期公佈了教學語言微調政策，很多評論都集中在過往「英中」、「中中」的二分法正式告終，或者是對弱勢中學的標籤效應是否會淡化等。不過作為一名家長，我認為不論政策是「微調」也好，是「巨變」也好，政策的成與敗，最主要還是要看效果。正所謂“不理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家長最關心就是新政策能否惠及學生，能否提高我們下一代的英語水平？

要提升學生英語水平，多聽多講，肯定是最重要的方法。從這個角度來看，微調政策這隻“貓”，肯定有其好的一面：第一，孫明揚局長估計，在新政策之下，可以用全英文授數的中一班級，會由目前的550班，大幅增加至900班；同時，即使學校因為學生未達水平而只能開“中文班”，學生接受英文授課的時間，也會增加接近一倍。換句話說，學生接觸英文的機會，可望增加。

然而，以英語授課的時間多了，不代表學生的英語水平就會自動“水漲船高”，其他因素是否配合，同樣重要。其中大家最關注的，肯定就是教師質素。

在新政策下，學科老師的英語溝通能力，成為政策能否順利推行的關鍵。為了協助學科教師，教育局表示會動用6億多元提供支援和培訓。無疑，錢是駛了，不過，學生的英語水平能否大幅提升？

我認為教育局除了大灑金錢外，也應制訂一套提升學生兩文三語能力的完整策略，包括有系統地強化語文老師的培訓工作；縮減老師課時，讓老師有更多時間備課及進修；加強小班教學，優化英文教學；協助老師改進教學方法，利用多媒體進行教學；以至增聘更多外籍教師，加強語言學習環境，提高學生對學習語言興趣等等。總之，方案很多，最重要是當局的誠意和決心。

對於新政策將學生由過往的「學校分流」改為「校內分流」，不少人憂慮會強化標籤效應，把標籤轉移至校內，對學校、家長以至學生的影響，不容忽視。教育局也特別為此表明，將來學校公布教學語言時，不會以「班」為單位，而是以「科」為單位，學校可以自決怎樣微調，按照學校的實際情況，增加學生接受英文的機會。我想，香港教育政策一向由教育局由上而下地推行，學校缺乏自決空間，而對於“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教育事業來說，讓學校擁有更大的自由度，鼓勵適當的競爭去推動進步，我認為是值得支持的做法。

此外，微調政策還有很多值得關注的問題，例如在同一間中文中學，既有「中文班」，也有「彈性班」，令學校出現兩種體制，增加複雜性，也令家長在選擇學校時混淆不清。另外，如果中一入讀了“中文班”，日後英文成績進步了，是否可以轉入“彈性班”？轉班機制和準則又如何？這些都有待進一步釐清。

最後是政策推出的時機問題。中學現正面臨縮班殺校的威脅，加上新高中學制明年開始推行，學校行政工作本來已經繁重，現時再引入微調政策，校方是否有能力應付？如何順利推行？又如何與高中新學制銜接？這些都是學校當局以至家長共同關注的問題。

總之，要教學語言微調政策真正成為捉到老鼠的好貓，真正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教育局的工作只是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