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9-02 一切美好事情非必然
2010-08-26 菲律賓欠港人一個真相
2010-08-19 限制熱錢衝擊大 復建居屋是正途
2010-08-12 業主就希望樓價上升?
2010-08-05 政府要反思樓市發展模式
2010-07-29 港人變房奴政府難卸責
2010-07-22 香港要走自己的路
2010-07-15 特首, 你錯了!
2010-07-07 應多討論「超級區議員」的候選人資格
2010-07-01 政府如何認對政治新形勢
2010-06-23 妥協才是通往普選的路
2010-06-18 社會厭倦爭拗 政改須「起錨」
2010-06-10 誰在剝削富士康的員工?
2010-06-03 徹查Planet Yoga倒閉之謎
2010-05-27 論「曾余辯論」
2010-05-19 保障消費權益 須踏出更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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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05 若然無「鬼」何須反應過敏
2010-04-29 打擊無良發展商不要手軟

2010-01-21「有為政府」是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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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08 發展教育產業需要深思的問題
2010-04-01 看待最低工資要有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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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8 婆婆何時能圓重建夢?
2010-03-11 監管銀行履行企業責任
2010-03-04「強拍」機制有待優化
2010-02-25 請財爺拿出穩定樓市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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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4 市建局不要當地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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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21 改善公眾參與,還要理順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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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07 給“八十後”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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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4 天堂中的陷阱
2009-12-17 停一停,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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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2 慎防香港變成孤島
2009-11-26 建築面積Vs實用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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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2 有綜援無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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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08 中國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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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27 發展產業要開放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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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正生書院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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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4 慎防集體記憶變成集體失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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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01 請為下一代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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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18 副學士也需要實習
2009-03-11 反思大笨象的角色
2009-03-05 預算案保守沒新意
2009-02-26 政府不能不處理的問題
2009-02-19 電盈一直迴避的問題
2009-02-12 企業社會良心何價?
2009-02-05 維護金融監管制度 保障小投資者利益

2009-01-22 負責任的時代 負責任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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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01 二○○九年的反思(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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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0 政府、監管機構、大型私人企業齊來面對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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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6 香港為甚麼有補習天王?
2008-10-30 請準備迎接金融海嘯的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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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6 充分利用「框架協議」下的「先行先試」
2010-03-11 香港還可以多等幾個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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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16 迪士尼能否扭轉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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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9 要為國史教育「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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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8《RTHK 3》Letter to Hong Kong
2010-01-15《China Daily》A practical way to implement electoral reform
                     and serve progress

2009-12-27 《RTHK 3》Letter to Hong Kong
2009-08-09 《RTHK 3》Letter to Hong Kong
2009-04-12 《RTHK 3》Letter to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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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02 《RTHK 3》Letter to Hong Kong




  一切美好事情非必然
2010年9月2日

過去十日,悲痛縈繞香港,市民鬱結難解。追悼會、簽名運動、遊行、抗議活動持續,香港民意鮮有的高度一致,希望死者早日安息,傷者盡早康復,最重要是要為「八‧二三事件」找出真相,還香港人一個交代。

大家都很憤怒,追究真相不僅是我們的權利,亦是我們的責任所在。這點很清楚,所以筆者在上周便要求特區政府向內地政府爭取,介入菲律賓的調查工作。

經過今次事件,香港人應該體會到一切美好幸福的事情發生在香港並非偶然,更並非必然同樣出現在其他國家,像高效的警察、廉潔的公務員、珍惜生命的價值觀等,在菲律賓好像完全不存在,而事實也好像告訴我們這些事物在菲律賓真的不存在。

各國發展情況不一,水平可以有很大差別。例如香港社會十分安全,晚上出街也不用擔驚受怕,環顧世界,即使西方發達國家,這些「福地」其實不多。香港人長期處於這種安全的環境,危機意識難免降低,到訪外地,包括發展中國家時,往往未有察覺要為本身的安全做好足夠的準備。

以筆者觀察,很多香港人在「八‧二三事件」發生前,外遊前絕少會先查清楚當地的治安情況,以及遇事時要如何保護人身安全,大家深信「跟團」出發便可確保萬事大吉。

期望香港人可以從事件吸取教訓,更加珍惜我們現時身處的安全環境和擁有的優良制度。

事發當日,香港人通過電視鏡頭,親眼目睹菲警遲遲未有拯救行動、狙擊手多次錯失良機、談判專家欠缺訓練、警隊裝備簡陋「兒戲」、特種部隊表現拙劣……完全脫離香港人一貫對特種部隊的印象,令我們大感詫異。加上菲總統當初態度傲慢,似乎未有把八條香港人命放在心上,甚至令人感覺輕佻,結果在香港惹起了公憤。

筆者不是說香港人的反應有何不妥,只是想到對於被指為「綁架之都」的菲律賓馬尼拉,八月二十三日發生的這類流血事件,對總統而言,可能真的沒有甚麼特別,只是及後基於外交壓力,總統阿奎諾三世對事件的態度才作了一百八十度轉變。

另外,對於事件的調查報告,菲警在事發翌日已表示調查工作可在日內完成。對香港人來說,菲警「效率」之高,實在匪夷所思。大家都會想,事發時槍林彈雨,死傷人數目眾多,調派至菲的香港警方調查人員亦表示,單是搜證最少便要一個月!故此菲警的所謂報告,內容肯定粗疏,充斥主觀的推測,不可能由此知道事件的真相。

筆者完全同意這個推論,但理解到菲律賓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以該國目前的鑑證和技術水平,哪怕搜證再詳細、調查工作需時再久,基於條件所限,最終的調查報告,也難達香港人要求的水平,相信難以說服香港人「收貨」,而香港人的憤怒情緒,亦不會因報告公開而平息。

筆者相信在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努力下,事件正朝向正確的方向進展。只希望通過今次事件,能夠讓香港人進一步反思,體會到幸福並非必然,因為一切事物並非依香港的情況發生。


  菲律賓欠港人一個真相 
2010年8月26日

願死者安息!願傷者早日康復!願受事件困擾者早日平復情緒!

八名港人無辜命喪菲島,四個大好家庭家破人亡:梁太三名至親魂斷異鄉;汪氏姊弟瞬間變成孤兒;傅太救了別人孩子,卻救不了丈夫;謝媽媽與盡忠職守的領隊兒子一別永訣……天何太忍!

看電視直播,我和其他香港人一樣,心裏的難過,久久未能平復。連日來,香港社會都在沉痛哀悼,盼望死傷者家屬要堅強面對,勇敢地走往後的路。

事件令人悲痛之餘,亦引起港人的憤怒,更引出無數問號。

報章、電台、facebook、討論區的留言對事件的種種疑點,以及菲政府的處理不當,群情洶湧,提出嚴厲的批評:指現場軍警沒有部署、遲遲未見行動、狙擊手錯失制服槍手良機、談判專家欠缺訓練、警隊裝備簡陋「兒戲」、營救人員拖泥帶水,「老鼠拉龜」、表現拙劣……結論殊途同歸,怒斥菲政府沒有把人質安全作為首要考慮,令八名港人白白賠上寶貴生命。

盼家屬堅強面對

筆者不是專家,無意評論軍警的策略,然而,從常理推論,槍手不是恐怖分子,提出的要求亦只是復職,不是甚麼難以做到的政治訴求,照理當局作為談判策略,不難暫時答應。可惜,菲警不僅態度強硬,甚至還要拘捕其弟弟!令人難以理解之餘,亦引起大家有一個大問號:當地軍警沒有平伏槍手的情緒,反而不斷刺激,槍手會否因此反撲,令事件最終要以流血結束?

尤其是有報章昨日引述傷者之一的陳先生憶述事發經過,指當槍手從電話得知其弟弟與妻子被捕之後,情緒開始變得激動,隨即開始槍殺人質,令港人對軍警的行動打上更多問號。

屠殺事件發生後,經過國家官員多番通過外交途徑施壓,菲總統日前改變態度,致電曾特首解釋事件,並承諾當事件調查完成後,會派副總統及外長親赴北京及香港交代事件。

然而,經過今次事件,筆者相信單靠菲政府自行調查,勢將難以平息香港人的憤怒,更難以釋除全球華人的懷疑。為了令調查結果更具公信力,特區政府應該爭取通過中國政府,向菲政府正式提出要求,調查隊伍必須包括中國政府代表或者外國專家,即使不能直接參與調查,也要發揮觀察員的角色,從旁監察,確保整個調查過程客觀持平,不受其他外力干擾。

勿遷怒於其他菲籍人士

此外,事件發生以後,不斷有消息指部分港人是被軍警的流彈所殺。雖然消息未經證實,但在這高度敏感的時刻,已加添港人的悲憤。為此,筆者除了呼籲港人要保持理性,不要將憤怒施加於與事件不相關的菲人,為了釋除港人的疑慮,並讓死者家屬更了解事件的真相,港府理應在他們的同意下,在港進行解剖,以確定致死原因。

特區政府要密切監察有關調查,當菲政府提交報告時為港人提出合理質疑,若有進一步證據,便要向菲政府提出索償。

無論如何,八條生命已經失去,無論用甚麼方法,也沒法補償。筆者只有寄望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向菲律賓追究到底,還香港人一個真相。


 

限制熱錢衝擊大 復建居屋是正途
2010年8月19日

連續寫了三篇有關樓市的文章,原本想轉換話題,但政府再出招打撃炒風,加上賣地消息影響,令議題繼續被炒熱,筆者亦因此「欲罷不能」

賣地成績超過市場預期,有測量師估計建成後的豪宅呎價在1.5萬元水平,引來同區二手樓盤由賣地前的「減價走貨」,變為「反價」、「封盤」。這是政府上周出招打擊炒樓後首次賣地,結果被傳媒戲謔為「打撃變刺激」,反映發展商看好後市,尤其是豪宅市場。

大家都在問,政府怎樣處理樓市過熱?市民買不到樓這個燙手山芋,特區政府手上還有甚麼板斧?要想出方法,首先要訂出方向。特區政府先要回答以下問題:政府在房地產市場要扮演甚麼的角色?政策目標又是甚麼?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曾在報章撰文表明政府要做的是「居者有其所」,而不是「家家有層樓」,所以協助市民置業,並不是政府的政策目標。那麼,政府對市民置業的政策目標又是甚麼呢?

若政府認定房屋是商品,樓價便要按供求關係決定,政府不應插手干預。反過來說,若把房屋當作福利,便要考慮如何照顧一部份無法分享經濟成果的人,但亦要避免對私樓市場造成影響。

自亞洲金融風暴後,政府的定位是把房地產市場視作商品,透過調控土地供應來刺激樓市,防止經濟下滑。近期由於供求失衡,加上長期低息環境,才導致這一輪樓市的升溫。

要達至把樓房作為福利這個政策目標,又不影響私人市場,可供選擇的方法其實不多。很多評論認為增加土地供應是調節樓市的根本之道。這個講法一定對,但若要做法有效,對樓價收立竿見影之效,土地供應一定要大幅增加。而在「八萬五」的歷史陰影下,社會大眾明白大量增加土地供應,萬一遇上各國退市及加息等外圍因素推波助瀾,隨時會出現新一輪樓市大跌,屆時,負資產業主湧現,「哀鴻遍野」,實非香港之福。

特區政府亦深明這個道理,所以在增加土地供應方面,不敢有大作為。

坊間流傳著政府的另一手準備是限制非香港居民買樓,以減少內地熱錢流入,推高本地樓市。這套方法不是香港首創,澳洲政府最近便在政治壓力下,對非澳洲人購房施加限制或需要預先申請,詳情筆者在8月5日的文章已有提及。

大家都明白,內地人富起來後會四出尋找投資機會,購房肯定是熱門選擇。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會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國。若然國家增長速度持績,富起來的人亦會與日俱增,中國人最喜歡買房子。早前,澳洲亦因眾多中國人子女前赴當地留學,引發當地出現買樓潮,推動樓價持續上升。

對國內或其他地方人士購買房地產施加任何形式的限制,必須十分審慎,衡量對香港的衝撃。因為此舉等如一改過去香港致力營造作為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更嚴重的後果是改變國內的資金流向其他地方,可能直接打擊香港樓市,故未必是市民樂意見到。

此路也不通,剩下的方法就是回歸「基本步」,即復建居屋以協助夾心階層上車。近月,各界已就應否復建居屋反覆討論,正反論據已充分表達,筆者不想多談,但相信復建適量居屋確是可以回應市民訴求,達至協助夾心階層置業的目的,而又對樓市影響最少的方法。


 

業主就希望樓價上升?
2010年8月12日

世界各地政府採用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加上長期低息環境,造就了2009年及2010年樓市的成交量及價格不斷上升,而且上升幅度已脫離了市民的承擔能力。

樓價飊升,年青人置業困難,加上社會向上流動減弱,要求政府協助市民置業或復建居屋的聲音不斷加強。政府早前展開公眾諮詢,期望以此換取時間,無需即時解決燙手山竽,承諾復建居屋。

政府深知改動政策可易如反掌地「推冧」樓市,最直接的是大量增加土地供應,其次是以行政手段包括提高樓宇按揭的首期要求,或徵收物業增值稅等,都可直接打擊樓宇價格。

為甚麼政府拒絕直接介入?除了是嘗過「八萬五」的苦頭外,就是政府一直相信已經「上車」的業主,不會想樓市下跌令其資產貶值。根據統計署資料,在香港七成住宅單位屬於自住單位,租住單位只佔三成,所以若從「大部份」市民利益出發,就不應該出手打擊樓市。

對於年青人或缺乏父母資助首期的年青人,置業困難重重。對此,過去已有大量評論,筆者今天不談,反而想集中談論政府一直認為,業主只會期望樓市不斷上升這套說法。

以筆者身邊的一群中產朋友為例,他們大多已自置物業,正如特首所言,他們最初「上車」,多選擇新市鎮,面積較少的單位。500 – 600呎的細呎單位亦多為新婚夫婦而設。數年過後,朋友多已生兒育女,有些更響應特首的呼籲,「勇敢」地育有三名小孩!。

以這位有5名家庭成員的朋友為例。問題來了,怨氣也大了。因為小房子難容5人,以500 – 700呎單位,平均實用率最多為8成,即實用面積400 – 560呎空間,多為兩房一廳的單位,再加上菲傭,顯得十分擠迫,所以朋友們聚會的話題除了集中在孩子如何入讀心儀學校外,就是談談換樓的打算。

數位朋友眼見樓市的升幅,都概嘆換樓無望,因為實在無法支付一層800至 1000呎,位處市區或擴展市區的樓房。他們的想法,相信也是不少中產的心聲。他們的要求,難道又算很過份,或者很不合理?

800至1000呎的單位,以實用率8成計,只有640 – 800呎。一般的間格為三房兩廳,以一個四人或五人家庭,渴望擁有三房兩廳的單位是有其實際需要,當他們的孩子稍為長大後,這個需求便會更加突顯。

至於單位要在市區或擴展市區呢?部份讀者可能不以為然,甚至認為要求有點過份,但若然看看過去中產年輕夫妻的住屋搬遷圖,一切便可以理解。兩夫妻,住在郊區,甚至離島也沒有甚麼問題,但當有了孩子,要考慮為孩子的選校或當孩子升讀小學時,住區的考慮便開始變得複雜,父母不能不仔細思量。

這是典型中產人士的故事,可能有千千萬萬個接近的例子。若然政府仍然相信只要樓市不跌,有樓人士不會變成負資產,就不會埋怨,就大錯特錯了。中產的怨氣隨著樓市升幅亦是與日俱增。筆者促請政府總結諮詢時,要考慮上述觀點。


 

《RTHK 3》Letter to Hong Kong
8 August 2010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Chinese language local finance columnist recently wrote a piece titled: “Hong Kong: The World’s No. 1 Home Slave” to describe the harsh reality for many people in Hong Kong. 

According to data provided by the Housing and Transport Bureau, there are 2.5 million residential flats in Hong Kong. Apparently, that is interpreted as good enough since the total number of households in Hong Kong is 2.3 million.

But there is shortage, because these numbers do not reflect the many, especially among the youth, who wish to, but cannot afford to, buy property. They are “forced” to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crammed together under the same roof. Our city’s young married couples are finding flats so unaffordable that they end up living with their parents or in-laws due not to filial piety, but out of necessity. 

Sinc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introduction of additional regulations, it has cooled the local property market. Unfortunately, the cooling effect was short-lived. Since then, the high profile and record breaking land auctions, in addition to perpetual low interest rate environment, have funneled enough euphoria into the property market. And in no time, prices are right back on the rising track. 

Our current “sizzling hot” property market is almost as hot as it was in 1997; home prices, on average, have reached shocking levels – there is only a 25% difference between now and 1997. 

For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Yam-kuen, the surge in high-end luxury property prices will not directly affect the prices of mass market residential homes. But the rise of transactions for these homes, as well as the prices for second-hand homes, tell a different story.

Supply of small class A flats have reached new lows, providing further evidence that on the supply side of things, shortage and scarcity will further drive up prices.

The un-affordability for homes here means that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f they were to be able to afford a home at all, it would take them a lifetime’s worth of earnings to buy one home. 

A 70 sq meter home (approximately 760 sq feet) comes with a HK$4.7 million price tag, topping counterparts in Zurich, Tokyo, Singapore, London and Paris. An average home in Hong Kong costs 20 years worth of total earnings, far exceeding our counterparts in Tokyo, which costs 16 years of earnings, and Berlin, which is only about three years.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e are the “World’s No. 1 Home Slave”.

Capital from mainland Chinese buyers cannot be ignored. The influx of buyers from mainland China is reflected in number of capital investment applications approved by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which approved 736 applications in the first quarter alone.

Of the total HK$ 5.2 billion invested in Hong Kong for immigration application, 39% of the money have bee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hat is HK$ 2.1 billion injected into the property market. 

The mainland government’s efforts in cooling down its property market have delivered results. But compound that with the increasing risk of a property bubble developing with the recovering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he abundant liquid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t is no wonder that we hear mainland investors snapping up the city’s most expensive properties.

These numbers should be ringing alarms for the government. Property prices and the un-affordability of Hong Kong are popular topics discussed over meals and have been the cause of public discontent toward our city’s leaders. Affordability, and even more crucially, “attainability” – for first time home buyers – are issues that will dominate our city’s political discourse.

With small and second-hand home prices on a perpetual climb, it is evident that there is more demand than there is supply. Property is not just a commodity; its supply is not solely determined by property developers. The government, as the ultimate landlord, determines its supply. Free market’s “invisible hand” is not applicable here.

Simple supply-and-demand shows that the rising property price is the direct result of the years of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of land supply. There may not be enough “residential land”, but the government can change that in an instant. This, of course, is not an argume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unleash unlimited supply of land into the market. 

As the one controlling Hong Kong’s land supply, the government – our ultimate landlord – is a dominate “player” in the market. It will take the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for the market to make adjustments. Therefore, when home prices rise to such an un-affordable and unattainable level, the government cannot hide behind the excuse of “market intervention”. 

But the government must first come to terms with the fact that it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causing and allowing home prices to reach out-of-control levels in the first place. To continue to ignore this, and by using “free market” as excuses for inaction, Hong Kong people will become ever more frustrated. 

Your West Kowloon Legislative Councillor,

Starry Lee


 

政府要反思樓市發展模式
2010年8月5日

上週,筆者論述了香港房地產市場的供求關係及政府扮演著主要土地供應者的角色。筆者想再談談各地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模式。

全世界的房地產發展模式,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政府主導,即是房屋由政府提供,主要作居住用途,市場提供只作輔助,新加坡便屬這種模式;二是居住主導,即房屋大多由市場提供,政府只為基層市民提供少量廉租屋,房屋主要作居住用途,投資和炒買單位有較多限制,美國和西歐大多屬這一類型;三是投資主導,即房屋大多由市場提供,政府提供的房屋作為補充,房屋主要為商品,不限制投資和炒買,香港和日本均屬這一模式。

從制造財富的角度看,投資主導效果最為顯著;相反,從民生角度看,居住主導對改善市民居住條件,效果最好。

香港樓市可算是投資主導型的表表者,而投資主導的市場當然有其缺點:

首先是房屋需求不易計算。政府不能只按家庭數目估算房屋需求,因為市場還有投資者及炒家,除了本地投資者,還有來自國內或其他地區的資金,所以政府無法準確估算房屋的需求。自08年底,樓價由低位攀升至今已達4成。投資樓市,回報肯定好過大部分「打工仔」,故香港有專業炒家,每天徘徊地產鋪緊貼樓市,猶如返工,加上一般中國人愛置業不愛租樓的觀念牢不可破,再配合近年市場資金充裕,息口持續低迷的推波助瀾下,房屋需求有升無跌。

其次是樓市價格與市民承擔能力不一定成正比,樓價反映投資者對後市的看法。投資者對待樓市,猶如股民對待股票市場,只當物業是一種投資產品,而價格的起跌,基本上與市民的承擔能力沒有甚麼關係。

第三是投資主導的模式導致貧富兩極化。樓價不斷上升,若有錢投資在房地產,投資者就如搭「順風車」,財富水漲船高,且無資產增值稅;但對於沒有財產收入的80、90後新一代,樓價的飛升,令他們「上車」無望,要置業安居和成家立業,壓力愈來愈大,推而廣之,這種模式某程度驅使貧富差距擴大,因而產生的社會問題,亦愈來愈多,而有樓和無樓人士的對立,亦會越來越尖銳。

面對樓價飛升,各地政府有不同的處理方法。最近有評論便引述澳洲實施行政手段,限制非當地居民購買房產的措施。過去一年,當地樓價上漲12.4%,基於民意壓力,澳洲政府宣布在今年4 月24 日重新執行審批政策,政策包括任何臨時居民必須申報並獲批准,才可在當地買樓,而離開澳洲時亦必須把樓賣出;臨時居民如果買了地皮,必須在兩年內興建,否則須把地皮賣出。

至於內地,面對去年大量資金湧入樓市,少數大中城市房價暴漲一倍,政府亦適時推出了新一輪的調控政策,藉此打壓投資者。措施包括首套房貸仍能享受首期二至三成、利率七折的優惠,但第二套房貸首期付款從四成提至五成,利率1.1倍,部分地區更可停發第三套房貸,對外地居民可停發按揭貸款,同時加強對閒置土地的清理,並大量推地。今年計劃推地18萬公頃,為過去三年年均供地的4.9倍。

回應筆者在文章開首提及的房地產發展模式,上世紀八十年代,內地樓市基本上屬於政府主導模式,九十年代是政府主導和投資主導的結合,及至最近十年則逐步轉向投資主導模式。觀乎內地政府最近的舉動,又令人隱隱然覺得樓市發展會由投資主導調整為居住主導模式。

香港政府能不因應形勢,反思香港房屋政策的發展模式?


 

港人變房奴政府難卸責
2010年7月29日

政府推出「九招十二式」後,樓市稍為降溫,但何文田豪宅地皮「天價」成交,加上低息環境持續,樓市又重踏升軌。平均樓價已升至與一九九七年高位距約二成五,部分指標性的一屋苑樓價,僅較當年高位差百分之三。

特首早前指豪宅樓價上升不會蔓延至「細價樓」,豪宅炒風亦不會對細價樓有直接影響。但由月初至今,多個細價盤的成交量,已超越上月同期水平,二手樓價也再度急升。樓價的節節上升,內地資金的推波助瀾亦不可忽視。有統計顯示,入境處數字顯示,首季投資移民獲批的個案有七百三十六宗,在港投資達五十二億元,當中投資房地產金額約二十一億元,比例為三成九。

有財經專欄便以「全球第一大房奴」為題,寫出香港市民「一世供樓」的悲歌。文章指,香港一個七十方米(約七百六十方呎)的住宅為,約要四百七十多萬港元,冠絕全球,其他依次例為瑞士蘇黎世、東京、新加坡、倫敦及巴黎。至於供樓負擔,香港人也最慘,柏林人三年收入已可買樓,香港人卻需要二十年人工,超過東京人的十六年而成為全球第一大房奴。

這些數字已為特區政府的管治敲響警鐘。政府不能任由樓價脫離市民的負擔能力,要回應民怨,就是否資助市民置業展開諮詢。

近日多方評論湧現,筆者亦想表達一下看法。

按照基本經濟理論,樓價水平取決於供求關係。近日細價樓及二手樓上升,正好反映這類單位「求過於供」。但房地產有其獨特之處,樓房不能視為一般商品,其供應不是由地產商決定,政府扮演了積極的角色,所謂決定價格的理論並不成立。在城規條例的規管下,哪些土地被規劃作住宅用途,哪些留作休憩用地都有嚴格規定,政府可以完全掌握。現時全港有六十四張分區計畫大綱圖和四十五張鄉郊分區計畫大綱圖,當中列明個別規劃區可作的指定用途。此外,政府又可通過勾地表調節每年的土地供應量,發展局局長早前公布今年度「勾地表」共提供四十六幅住宅用地,約可建九千個單位。

所以當樓價已超越市民承擔能力時,政府不能以「干預私人市場」為理由,置身事外。從上述分析,土地與住宅供應全是政府可主導的範圍,政府從未讓「市場之手」更有效調節市場。

在需求的層面來看,房屋基本上是沒有替代品,除非你選擇離開香港,否則必須居住。根據房屋及運輸局提供的資料,香港的住宅單位有二百五十萬,而住戶總數是二百三十萬。表面看來,單位並不短缺,不過筆者很認同梁振英先生早前的分析,就是數字未能反映有多少有心但無力置業的年輕人,要「被逼」與父母同住,反而,從住宅單位的空置率逐年下降,而細單位(四百三十呎以下)的空置率更創十年新低,清楚看到目前單位供應,異常緊張。

所以,樓價的上升,全是簡單供求關係的反映,今天的樓價高企可說是政府多年在「供應」方面控制的結果。

市場人士常說香港缺乏住宅用地,但只要政府政策一改,容許部分工業區可發展為住宅,情況可出現一百八十度的改變。當然,筆者不是說要立刻無止境的增加土地供應,但政府必須承認造成今天樓價升幅「失控」,政府是責無旁貸的。


 

香港要走自己的路
2010年7月22日

2010年,香港連續第十六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選為最自由經濟體。新加坡排第二,澳洲及新西蘭分別名列第三及第四。

最新《經濟學人》一篇題為「實驗告終」(“End of an Experiment”)文章,直指最低工資立法獲得通過,令人懷疑香港的自由市場會否被侵蝕,甚至影響這個地方的繁榮。

連續十六年獲選為最自由的城市,筆者不時思考是香港之福嗎?最自由是否代表行政機關法規相對寬鬆,有利營商。從做大個餅的概念來說,方便營商是重要,但更重要是如何保障消費者,保障小投資者,保障社會上最弱少的一群。好可惜在最自由的城市背後,我看到的是:(1)保障消費者法規零散不全;(2)小投資者訴訟無門;(3)貧富懸殊日益嚴重。若果這是成為自由市場的代價,那麼我寧願選擇一個較公平、公義的社會。

香港人的人均GDP已超過30,000美元,但貧富懸殊日益惡化,堅尼系數2006年已達到0.53的危險水平,全亞洲最高。基層勞工未能分享經濟成果,社會矛盾越演越烈。

亦是「自由市場」的治港哲學,香港經濟轉型一直未見成功,長期過份偏重地產、金融,突顯了產業結構的缺點。高地價政策衍生了天價租金,窒礙了大量創意和小本經營的發展。直至最近,政府才將過往奉之為金科玉律的「自由市場」概念稍稍鬆綁,變成「市場主導,政府促進」。因應這個概念的調整,六大產業才得以「出籠」,不過所謂的產業推動政策,主要只有土地政策,其他產業鏈的配套,以至對個別產業的支援,仍未見有改變架構來專職統籌和援助。

觀乎其他城市,香港政府的做法更顯得畏首畏尾。環顧世界,完全自由市場的追隨者越來越少,過去奉行「自由市場」的地方,包括美國、歐洲在經歷金融海嘯後紛紛把保險公司、銀行國有化以穩定市場的信心,完全違反「自由市場」的規律。而隨著美國金融大法通過,市場亦步向加強監管。

至於香港的主要對手,新加坡及內地迅速崛起的城市,從來都是主動定位,積極參與。新加坡為免資金閒置,多年前便成立主權基金,以國家資產作為後盾,直接參與國家項目的發展。韓國政府亦在十多年前開始重點發展「文化內容產業」,成立文化內容振興院來推動韓國的文化創意產業,再通過文化內容振興法來配合,成績有目共睹,而當地政府的工作功效亦是立竿見影。

一個實驗的告終,也是另一個實驗的開始,我們不需要老是沉醉於「自由市場」的美譽。大家應該記得,回歸之前,《財富》雜誌曾發表「香港已死」的封面專題,預期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城市在回歸後,無法保持昔日的繁榮,所以將香港判了死刑,結果10年之後,《財富》承認當時的預測錯誤;此外,1998年政府動用千億元大舉入市與國際炒家對抗,當時西方社會多批評特區政府破壞自由經濟,不過,美國和歐洲在金融海嘯後的行動,已是事實勝於雄辯。

環顧世界,「有為政府」已是大勢所趨,在發展經濟的道路上都採取積極進取的態度,為發展本身的產業制訂很多優惠政策。世界充滿著不同的可能性,我們無需死抱自由市場的原則,更不需要怕走一條自己的道路。


 

特首, 你錯了!
2010年7月15日

星期二,筆者在本立法年度最後一次特首答問大會上,要求特首立法規管物業銷售,曾特首堅持「9招12式」又快又准,一步到位,如果這些措施不奏效,才會考慮立法,又表示不論方法如何,最緊要有效,暗示立法與否其實並非最重要。

特首,你錯了!措施是否有效,固然重要,但立法其實是要向市民清晰表達政府的立場,表達政府的決心,也是回應市民對政府長期「放生」地產發展商的怨氣。況且,物業買賣投資是香港市民一生最大的投資,「9招12式」始終是行政手段,是指引,且是由地產建設商會執行的指引,效果成疑,雖然地政處有權終止發展商預售樓花的安排,但都停留在「出口術」,印像之中就從來沒有發生過,所以很難令市民相信指引會比法例有效。

面對各黨派要求政府立法規管買賣物業,特首兜兜轉轉,立場都是一旦措施不奏效,才會考慮立法。特首除了是認定行政措施有效之外,還透露了一段心底話!「我地只要說服多間地產商以市民利益為先,問題就會解決」。

這番說話或可解釋政府為何至今仍然拒絕立法,若然這真的是政府的想法,就未免太過天真。第一是眾所周知,市場參與者越少,競爭就會越小,香港大地產商兩隻手可以數完,業界的競爭有多大,可想而知;第二是資本家與消費者利益就算不是完全相反,但肯定要求不同,市民自然希望政府可以擔當「球證」角色,為他們主持公道。第三,在市民心中,地產商賺去他們畢生的財富而榮登世界富豪榜,市民根本不信發展商會被說服以市民利益為先。

特首,即使話說回頭,「9招12式」是否又真的很有效?「有效」除了考慮「快」-立竿見影外,還要考慮執行單位的公信力,及過去執行的紀錄。

就此,筆者在去年十二月就天匯被指托價一事在立法會質詢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展商在銷售樓宇時因發放誤導性資料、作出失實陳述或進行欺詐,須負上刑事或民事法律責任的個案共有多少宗;局長當時的回覆是,涉及發展商的詐騙行為有多少宗,警方沒有分類數字;至於地政署過去3年則曾因兩宗嚴重違反售賣「樓花」規定而向發展商發出警告信。面對市民排山倒海的不滿,政府對發展商的監管似有若無,現實只有兩宗被警告,最後也因發展商做了一些補救措施而沒有任何懲處,如何叫人相信特區政府不是偏幫大商家、大財團?

所以,若特首或特區政府不想令市民有「偏幫地產商」的觀感,更加要立法,且要交代如何監管物業買賣。

政府一日不立法,不改變,就令人更加認定政府「偏幫地產商」,認定是選舉制度的不公平,導致小部分人影響力無孔不入,左右施政。

特首,很高興你在答問大會上說政改方案通過後,會重點處理民生問題,也很高興你同日公開承諾會利用天匯事件,將現時樓宇買賣如果有不透明、不公平的地方,盡量透過這個機會解決,將問題真正處理。

為打擊不良銷售手法,政府正提出一個保障消費者的修訂,諮詢文件很快便會推出,是修訂《商品說明條例》,若企業以虛假陳述、疲勞轟炸以及威嚇等手法欺騙顧客,便要負上刑責。這些相關交易涉及金額肯定比不上買樓的金額,政府都應處理,更何況是大部分香港人最重要的投資呢。


 

應多討論「超級區議員」的候選人資格
2010年7月7日

立法會通過2012行政長官及立法會修改方案,各黨派正積極部署2011年及2012年的各場選舉。

當中尤其以變相直選的五個「超級區議員」議席最後矚目。此五席日後由三百多萬選民選出,該議員背後至少十多二十萬選民的支持,是兵家必爭之地。

這五個「超級區議員」怎樣誕生?繼近日各大黨的表態,議席已有初步輪廓。

首先是全港作為一個大選區,以比例代表制選出。各大黨均傾向低門檻的提名,即大約由10名至最多20名區議員提名一張名單。以全港405名民選區議員計算,10名議員提名門檻計,最多有40張名單參選。若提名門檻是二十人,候選名單數目會減半,只能有二十張名單爭逐。

民建聯日前已表達支持10名區議員作為提名門檻,估計有意參選人能獲得提名。

本地立法在今年年底開始啟動,估計到時的爭拗是候選人的資格。現時的功能界別,候選人要與業界有密切聯繫,但亦沒有明確限定候選人必須是業界的從業員。做法就是相信選民,相信選民會投票給最信任,最能代表自己的候選人,候選人身份並不是最重要,重要是候選人能取得界別的支持。

民建聯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林瑞麟局長表示區議員作為候選人是適當的,但可考慮擴大。而民主黨則建議略為擴大候選人的身份,前任區議員或區議會委員會的增選委員亦符合參選資格。

這些建議可以理解,因為作為擁有眾多區議員的政黨,若然要求完全不限制候選人的身份,將會損害區議員的利益,一旦開放候選人的資格,最終會變成重量級人物的角逐:黨魁、知名人士的競選。

繼疑似特首候選人被建議參加區議會選舉後,近日,立法會議會湯家驊亦表明有意參加明年的區議會選舉,並打算角逐「超級區議員」席位。

重量級人物部署參加明年區議會選舉,估計會不斷出現,筆者認為對原來專責處理地區事務的區議會並非好事:重量級人物擺明車馬,目標在於「超級區議員」的立法會議席,擔任區議員只是入場劵,其精力是會全力投入大區選舉,而大區選舉就只靠傳媒曝光、靠知名度、靠形象、靠財力才能取勝,而這些重量級人物一般身兼多職,放在小選區的時間又剩下多少?答案十分清楚,此舉根本違反當初設立小選區的原意。當然持不同意見人士會認為限制候選人必須為區議員是讓有志從政人士必須由區做起,亦有助培訓政治人才。

候選人的身份越不開放,明年區選黨魁挑戰新丁的局面肯定不只一區。

至於民主黨政制小組建議擴闊候選人身份至包括前區議員和區議會增選委員,原因不難理解。因為該黨不少重量級人馬,過往多是區議員,一旦建議獲接納,他們便可手握「超級區議員」的入場門票。

筆者認為現時「超級區議員」由一人一票選出,已是變相直選,距離真正的直選只有「兩步之遙」:一是開放候選人身份,即各界人士都可參選,二是開放提名人身份,對於開放提名人身份這一步在「超級區議會」選舉似乎是不可能,但候選人身份則值得各界討論。


 

政府如何認對政治新形勢
2010年7月1日

政改方案通過後,多方評論均集中在香港今後政治版圖的變化。

政改方案通過確是歷史的一刻。市民眼中是行出普選路的第一步,反對者視為民主最黑暗的一天。的而且確,政改一役後,政治版塊起了異動:民主黨確立了肯妥協、反激進的形象,企圖爭取中間溫和選民的支持。一方面與公民黨及社民連明確分工,另一方面亦與特別是一直爭取中間選民支持的建制派直接打「埋身戰」。過去,通過溝通向中央政府爭取權益是建制派的「專利」,今後「專利」不再,所以筆者估計在政改通過後,各黨派將會改變策略,以應付政治新形勢。

政改除了讓泛民重新定位外,亦突顯了建制派不滿特區政府視他們為「轎夫」。在政改的三日辯論中,建制派已流露出酸溜溜的感受,有議員更諷刺特首只搵民主派一齊「起錨」,民建聯則“連船尾也揩不到”,獨立議員“最多是做啦啦隊拍掌”,而工聯會、民建聯中委對政府處理政改的不滿,暗示日後必定調整策略。

民主黨新的形象究竟能為基本多少選票,中間建制派究竟受到多少影響。結果很快就揭曉,2011年大家都要面對市民。

2011及2012是選舉年。2011是區議會選舉,受到立法會5個「超級區議員」議席的吸引,選情肯定激烈,無論是參選人數,以至參選人的質素,都可能令人感到意外。最近更有人提議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落區一拼。若星級人馬出選成事,區選更加熱鬧。2012年更是好戲連場,亦有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選舉。

如何備戰?我相信未來日子,各大黨派除了「拼民主」,更要「拼民生」。在民生議題上,政府亦不一定取得建制派的絕對支持。近日工聯會亦就生果金離港限制提出司法覆核,已可見一斑。

政府應該如何自處?政改方案剛剛通過,社會暫時放下政改爭拗,政府民望可能有短時間的回升,但隨著民生議題成為政黨與政府之間「寸土必爭」的角力場,「官」「政」之間在民生議題上的矛盾,勢將日益尖銳。政府民望屆時能否保持,令人懷疑。

特區政府為了未來施政的暢順,可以做的有兩點:其一是檢討與各政黨的關係及方式,其二是盡早爭取市民支持政策。

按筆者的觀察,目前推銷政策的工作,主要落在各相關決策局局長身上。個別局長對負責政策熟悉,但手頭上籌碼有限,以至每次向政黨游說都是「鋪鋪清」,既削弱游說成效,行政立法亦難以建立持久的合作關係。不單民主派要為顯示「為民請命」而不會支持政府,建制派同樣會在民生議題上向政府發難。

與其讓各官員各自游說,特首辦或司長該統籌各決策的出台次序,並向各政治團體綜合游說,以鞏固政府在立法會內的支持。

第二點是要汲取早前「起錨」經驗,政府日後早在政策出台時,負責團隊、局長甚至特首必須以最大的誠意,盡早落區開諮詢會,走入群眾,開展搶民意的工作,千萬別以為任何政策都只要「數夠票」就可在議會通過,這套方法在未來兩年是可能行不通。


妥協才是通往普選的路
2010年6月23日

經過連月以來的爭拗,政改方案這幾天到了最後階段。我早前收到一位認識十多年的街坊的短訊,叫我要支持方案,要撐住。我和她和很多很多市民一樣,都希望香港真的可以「起錨」,政制真的可以「起錨」,不再停留在無盡的爭拗及內耗中。

政制爭拗不是近幾個月發生的事。回歸以來,一直就沒有停止過,2004年以後,就更日漸升溫。而爭拗持續,最大的得益者肯定不是香港,也不是國家。大家真的要反思為何有人總想政改成為永恆的議題,要不斷削弱中央與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令香港永遠處於內耗之中。

我們必須要面對一個政治現實,就是香港不是主權國家,中央對香港民主發展的確存有一些疑慮,我們不能不理解。因為香港的民主進程對內地有一定示範作用,而且中央亦會擔心,香港的發展會否因政改問題而受到影響,所以肯定要小心翼翼,要摸著石頭過河,循序漸進是有其道理的。

為此,我們要懂得妥協。很高興民主黨願意行出一步,願意溝通,明白妥協才是通往普選的道路。

香港可以實行普選是《基本法》賦予的權利。回歸以來,筆者認為香港民主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回歸頭十年,這階段的民主進程清楚列在《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二,所以社會的紛爭不大;第三階段是普選階段,當時香港已落實普選,而社會亦就普選有共識,因此也不會有甚麼爭拗。

而我們正身處第二階段,即普選的準備期。究竟香港怎樣走向普選,走向怎樣的普選,各界各政黨各有想法,各有疑慮。若然只是堅持再堅持,永不妥協,香港永遠不能走到第三階段。

2005的政改方案無法通過,香港平白損失了五年時間。如今政改方案有望通過,縱使並非十全十美,但總算邁出艱辛的第一步,為香港人帶來一點希望。

我不相信世界有一套十全十美,完全平等的選舉方案。就以美國這個公認的民主國家,不同州分的人口,最多相差70多倍,但無論一個州的人口是多是小,同樣都可選出2名參議員;而英國的上議院也不是經由選舉產生,又有些國家,會給予少數民族,少數黨派的一些特別照顧,大家也不認為有違平等原則。

除了投票,民主講求尊重和包容。但在香港,卻出現令人擔憂的趨勢,部分人士將政治觀點簡單二分,認同自己觀點就代表民主,代表聽從民意,就是好人,反過來,與自己不同意見者,就代表邪惡,再用扣帽子,上綱上線的方法去打壓,不能以理取勝,就用語言暴力去嚇怕對方。

如果政改方案得到通過,除了可讓政制向前走,還可以向社會發出清楚的訊息,凡事出現支持和反對意見十分正常,只要各方不要抱著非友即敵的態度,願意對話,願意溝通,有很多死結其實是可以解開的。

最後我要指出,市民需要民主,但更要民生。香港政制發展無疑到了關鍵時刻,但經濟和社會發展同樣到了重要關頭,香港正飽受內憂外患的威脅。我十分希望今次政改方案可以順利通過,讓香港社會能夠暫時放下政治分歧,集中精力解決其他迫切的民生問題,讓民生「起錨」。


 

社會厭倦爭拗 政改須「起錨」
2010年6月18日

政改方案投票的日子愈來愈近,重頭戲當然是今天的「曾余辯論」。政府上月底開始的一連串「起錨」行動,為政改方案造勢,引起市民的關注和媒體的廣泛報道。究竟「起錨」行動是否成功,筆者嘗試從幾個角度去分析。

從爭取民意的角度來看,不同的調查反映「起錨」行動成效不大。根據香港大學在第二場「起錨」行動之後進行的調查,支持特首選舉方案有四成一,較上月中,即首場「起錨」活動前上升了兩個百分點,不過反對比率卻上升至四成三,較上月調查大幅升了九個百分點;另外,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所做的調查也顯示,在連串「起錨」行動後,政改方案支持率沒有太大變化。

「起錨」未能迅速提高政改的支持度,我看有以下原因:高官每次落區,均引來大批人士「惡搞」圍攻,寸步難行,更遑論向市民宣傳;落區亦暴露了不少高官在回應意見時有欠大體,以致每次「起錨」,新聞焦點多集中在抗議示威或混亂場面。在負面報道充斥下,落區活動再有創意,亦難為方案加分。

最主要問題還是政府落區「起錨」太遲。假如尚在諮詢階段,政府便安排工作人員落區收集民意,市民便更能感受到政府的誠意。現在距離方案表決不足一個月才「起錨」,臨急抱佛腳下,落區只有四次,難免令人覺得行動「騷」味十足。

政改方案支持度雖然沒有明顯上升,但「起錨」行動凸顯了社會一個共識。浸大「香港過渡期研究計畫」的民調指出七成四同意香港的政制「循序漸進改革,好過原地踏步」,有六成受訪者則同意「『泛民』必須達至共識,因為香港需要政改」,筆者認為這結果很能反映一般市民的心態。

政改爭拗多年,政府做不到的事,立法會又做不到,無論誰對誰錯,不少市民已相當厭煩,很希望社會能盡早取得共識,政改能有突破。從筆者接觸所得,身邊的人對「起錨」行動,以及所引起的混亂和爭拗,最大的反應亦是「難以明白」及「十分煩厭」,所以「起錨」最大的成就是令普羅市民更希望盡早結束這場無休止的紛擾。

既然「起錨」的終極目標是要爭取部分反對政改的議員回心轉意,愈來愈多市民抱有厭倦爭拗的心態,能否為通過政改方案帶來一曙光,值得關注。部分立法會議員的立場近日有一些微妙的變化,首先是民主黨主席日前開出條件,將通過方案的條件縮減至只有一點,要求區議會功能組別開放給全港選民投票,而民協前日也提出通過政改方案的新條件。要求其實一點不低,中聯辦日前亦公開批評民主黨提出的是「三無」方案。姑勿論不同政黨的舉動真的是調整策略,抑或只是擺擺姿態,不想將關上談判大門的責任攬上身,始終是對「起錨」行動的回應。

向前看,無論香港的政改步伐最終得以「起錨」還是始終難逃「拋錨」宿命,繼續原地踏步,特首和一眾高官今次「紆尊降貴」,放下身段的落區行動,已為特區政府注入新的政治文化。當局日後的施政要取得市民的認同以至支持,問責團隊必須以最大的誠意,一早開展搶民意的工作,除了上樓落區,還要充分利用網絡力量,務求讓市民清楚知道其立場,亦要全面回應公眾的質疑。當然,負責官員必需要有充分的預備和掌握技巧,避免再次出現「多謝對方大聲」等尷尬場面。


 

誰在剝削富士康的員工?
2010年6月10日

國家六十週年進行閱兵,在世人面前展示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令世人眼前一亮。

美國《時代》雜誌亦在那時候揀選了中國工人作為風雲人物之一。這批數以千萬計背井離鄉的工人,就是內地去年成功「保八」的背後功臣。他們付出汗水,換取微薄的工資,好像要告訴世人他們被不合理地剝削以換取國家的強大。

近日富士康(2038.HK)出現「十二跳」後,更印證了上述講法。媒體把富士康指斥為「血汗工廠」及「剝削者」的替身。

對於工人以死相諌,聞者心酸,但剝削者真的只有富士康嗎?是中國政府甘心讓人民遭企業剝削嗎?

富士康事件,引起中國學者的熱烈討論。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盧暉臨在接受中國《財識網》的訪問時表示,企業作為僱主,並未為自己的員工提供城市生活的物質基礎,最重要的是沒有提供有尊嚴的工資,其次也沒有將勞動者作為完整的人來對待,沒有顧及勞動者的感受和給予人性的關懷。

筆者非常同意上述的評論。沒有向工人提供有尊嚴的工資,沒有被人性的對待,便無法讓勞動者「有體面地勞動」。究竟誰能讓員工有體面地勞動?從公司的損益表,我們看到另一番景像。

從財務分析員的角度,富士康的業績強差人意。過去三年,富士康的營業額在08及09年分別下跌了13%及22%,毛利率由去年的6.9%降至5.9%。只有5.9%的毛利率的公司肯定不是謀取暴利。說實話,富士康是電子加工廠的龍頭企業,其客戶亦是國際大客戶,毛利才只得6%至7%,同行的處境,大家可想而知。

富士康正正顯示作為國際大客戶「生產部」的悲歌。

富士康是國際大品牌如蘋果、戴爾、惠普的供應商。其最大客戶蘋果公司,營業額08及09年分別上升35%及32%,毛利率在過去三年平均高達36.1%,淨利率亦高達16%。無論從毛利率或淨利率都遠遠高於其「生產部」富士康的利潤。

難怪美國網民就事件電郵蘋果行政總裁喬布斯時指:「你可以做得更多!」

是的,這些國際客戶難道不知道富士康基層員工在加薪前只有約900元人民幣?難道不知道富士康是實行軍訓式的管治模式嗎?為甚麼還是不斷減低外判價錢?為甚麼不一早要求「生產部」加人工呢?客戶對其「生產部」的影響力其實比當地政府還大,中國政府的首要目標到現在還是如何養活十三億人。

蘋果能夠擊敗微軟成為美國市值最大,業界的巨擘,除了不斷創新,亦要不斷減低成本,通過外判或向外判商進一步的壓榨,便可賺取最高利潤。

富士康短期內加薪再加薪,令工人底薪由九百元提高至二千元,加幅逾1.2倍,事前肯定要與主要客戶取得默契。加薪究竟是富士康主動提出,還是其客戶要求還是一個謎。

時間真的太湊巧了。富士康宣佈再度加薪時,蘋果公司行政總裁喬布斯剛巧推介第四代iPhone。萬眾期待的第四代iPhone是蘋果賺錢的「殺手鐧」,估計會在市場上掀起熱潮。萬一「生產部」的工潮處理得不好,隨時令戰場轉移,掀起杯葛第四代iPhone的浪潮,對蘋果可能造成的損失不能輕視。

早在富士康「十二跳」發生時,有媒體以《帶血的蘋果》痛斥血汗工廠,直指蘋果公司輝煌業績的背後,是通過「血汗工廠」對勞工進行剝削。

大家在追捧iPhone時,有否想到富士康工人的「十二跳」?


 

徹查Planet Yoga倒閉之謎
2010年6月3日

擁有1萬3千多會員的大型瑜伽中心Planet Yoga上月突然結業,本人就此在FB上開了關注組,短時間內有超過700人參加。

清盤是一個漫長的程序。樂觀估計,需時都要二至三年,若以報章披露的資產狀況,清盤人要核實超過一萬會員的債權人。另一方面,要進行資產凍結程序。從資產負債表看來,主要資產銀行儲備有$4,145,296元,估計清盤官要用上一定時間與銀行周旋,而估計所需的清盤費用亦要數百萬元。

按報章披露(見表)截至2010年5月31日的財政狀況,總資產值只有4,278,439元,負債有111,493,876元。按清盤債權的「排隊」次序,4百多萬元的資產,最樂觀也只能支付當中$3,809,300元的欠薪及清盤費,但因為清盤費是最優先需要繳付的,清盤官收費一般以每小時計算,「埋單」動輒要3百萬元至4百萬元。故此62名員工欠薪隨時「泡湯」。

按這個推論,連員工的欠薪也「凍過水」,瑜伽中心學員即使再要團結,也可能徒然,學費很可能不能取回分文。按資產負債表上預收學費接近8000萬元,以會員13,000人計算,每人平均損失約6,141元。

會員的氣憤完全可以理解的,預付款項無影無蹤。苦主就只有坐以待「幣」?政府是否沒有甚麼可以做?

肯定不是的!部分苦主已到警告報案,要求商業罪案調查科介入,這點筆者是十分認同的,8000萬的預付款加上2400萬的董事借貸,超過1億元為何倒頭來只餘下4百多萬的「零頭」,倒閉事件是否涉及欺詐成分?從會計角度來看,只要派人跟蹤公司近年現金流的去向,定可以找到一些端倪。

除了資產部分引人質疑外,清盤人所屬公司與Planet Yoga的關係亦撲朔迷離。

根據報導,臨時清盤人及Planet Yoga的持有公司「盟光有限公司」的董事同屬鴻悅集團轄下,而現時申請正式成為清盤人之一的陳建衡及曹燕儀均為鴻悅企業顧問的董事,其獨立性令人關注。

基於已披露的財務資料,令人對Planet Yoga的倒閉是否涉及商業以外的因素有合理懷疑,加上瑜伽中心會員眾多,倒閉事件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為此,筆者已經去信財政司司長,促請他考慮根據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32章)第143條,委任審查員調查Planet Yoga倒閉事件之中,是否涉及欺詐或不誠實行為。若函件的要求獲財政司司長接納,而審查員能交出瑜伽中心的獨立帳目調查報告,肯定有助商業罪案調查科進一步調查。

署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去年底在立法會指出,在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情況下,財政司司長在考慮一系列的因素之後,有權決定是否行使《公司條例》第142條及143條的酌情權,委任審查員審查調查一間公司的事務,即使有關公司已進入清盤程序。

截至去年底,當局曾經引用有關條例委任審查員調查過38間公司的事務。其中包括為人所熟知的百富勤倒閉事件。當中多宗個案,警方在進一步調查後,更對相關的董事提出檢控。

瑜伽中心會員通過清盤程序取回預付款項的機會雖然渺茫,但筆者希望財政司司長能主動介入事件,徹查事件,為公眾解開Planet Yoga倒閉之謎,澄清是否應有人就此負責及是否涉及違法行為,以警效尤。


 

論「曾余辯論」
2010年5月27日

距離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的日子越來越近,特首曾蔭權的管治團隊「拉票」、「箍票」的動作頻頻。縱使立法會主席表明若然政府取得39票,他願意欲成其事,辭職投票讓政改方案通過。但至今,離投票表決日子不到一個月,政府似乎還未掌握到足夠的票數,所以特區政府近日頻頻出招,先是要求管治團隊全力落區,推銷政改方案,爭取市民的支持。然後是破天荒邀請余若薇就政改方案進行電視辯論。另一邊廂,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亦歷史性地與民主黨、民協、普選聯會面,進一步釋出善意。

特區政府的「急於求成」,完全可以理解。若然政改方案再一次被立法會否決,雖然是顯示社會未有共識,議會存在分歧,但更重要的是曾班子在兩屆任期內仍未能成功解開政治發展這個死結,亦未能駕馭複雜的政治環境,便標誌著特首在餘下任期難再有作為。

所以,特首願意冒極大的風險,邀請余若薇作電視辯論。今次「破天荒」的舉動,引起市民的關注,近日一些對政制方案不大熟悉的朋友,都突然與我談論這個議題,亦表示會收看辯論。從引起市民關注,以至集中討論這一點,特首肯定成功。

近日多方的辯論,都批評「曾」挑選「余」的準則有欠公允,甚至有抬高「公投」的講法。筆者雖然對特首挑選辯論對手的方法上拎不同意見,但我還是欣賞特首願意「放手一搏」。畢竟,論辯才,論表達技巧,特首都說自己是「螳臂擋車」,今次公開辯論,不只特首,而是特區政府要冒上極大的政治風險。

若然辯論的民調顯示,特首的支持度不升反跌,又或者支持政改方案的市民不升反跌,政府不單不能藉此爭取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更可能影響部分建制派人士的投票取向,願意冒這個險,顯示特首的決心,同時亦顯示特首不把個人榮辱放在首位。

近日的話題轉為斟酌辯論細節。筆者認為「曾余辯論」以一對一的形式進行,能夠把辯論的影響發揮到最大的效果,雙方能把理念清晰地表達,讓市民更掌握內容,爭取市民的支持。

電視辯論的威力跟辯論的設計有莫大關係。以香港立法會議員選舉論壇的安排,參與者眾,議題眾多,限時發言。經過多次的實戰經驗,對候選人的支持度影響輕微。縱使你有卓越的辯論技巧,每人5分鐘發言,回應只得一分鐘,怎能「越辯越明」。但若以英國國會選舉的例子,辯論的結果卻舉足輕重,自由民主黨領導人在今年英國國會選舉中,憑藉電視辯論的出色表現,一舉令英國國民閃電認識了他。

今次「曾余辯論」不是正反之戰,而是爭取民意之戰。根據香港大學最新民意調查,有四成六的被訪者認為立法會應該通過政改方案,比上次調查微跌了兩個百分點,表示應該否決方案達三成七,較上次調查上升了四個百分點。面對政改方案的支持度下挫,難怪特首要「兵行險著」。

要爭取公眾由認識、了解、到支持相關的政策,除了電視辯論外,還有很多「破格」的空間,例如特首或局長購買大氣電波時段,邀請市民phone-in,又或可以邀請城中名嘴,就政改方案向官員發問。

筆者認為在一個無干擾的情況下進行辯論是重要的,否則辯論可能出現「城市論壇」的混亂場面。不過,公眾參與確實重要,既然政府回應這次辯論「是2012年政改方案其中一個環節」,既然如此,何不承諾在辯論後,特首會購買大氣電波,讓市民phone-in以進行第二輪的民意戰?


 

保障消費權益 須踏出更大步
2010年5月19日

香港雖然號稱購物天堂,但消費陷阱隨處可見,消費投訴屢創新高,欺騙手法更是層出不窮,而保障消費者的法規又漏洞多多,無論是香港人或遊客,隨時有機會上當。消費者除了要小心謹慎,亦要自求多福。

香港人最大的消費項目,肯定是置業,但目前規管樓宇銷售手法,只有地產商的自律指引,可說「無法可依」。同樣,服務業佔香港GDP約九成,但直至現在,商戶就算提供的服務涉及虛假的陳述,仍然不是違法。

於是,電訊業、纖體、美容、「蠱惑」短訊……不良商人為做生意,窺準香港法例的漏洞,無所不用其極,明呃暗騙的促銷手法,已不是新事情。

雖然姍姍來遲,政府總算在前日提出建議,將《商品說明條例》的適用範圍由貨品擴展到服務,商戶若明知沒有能力提供服務,仍然事先收費,便可能負上刑事責任。

政府亦採納了民建聯的建議,為預繳式消費合約設立冷靜期。不過,這些建議對於保障香港消費者的權益,只算是「遲到好過無到」的小小進步。因為法規是死的,人是生的,筆者深信法規永遠不能追上日新月異的銷售手法。

況且,政府提出的冷靜期,涵蓋範圍十分有限,只包括上門推銷和旅遊會籍等的銷售,未有惠及美容、瑜伽班的消費者。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漏洞,只要問問身邊的朋友,無論男女,參加美容、纖體、健身服務的情況十分普遍,如果對這些服務網開一面,等如鼓勵行業的害群之馬,繼續以高壓手法,令消費者在被威逼情況下簽下不需要的服務合約。

據筆者了解,政府對金融投資產品的銷售都打算設立冷靜期,為何卻豁免影響廣泛的美容、纖體、健身服務,除了是屈服於業界的壓力,筆者看不出有其他原因
最近便先後有兩所瑜伽學校倒閉,引起社會對預繳式消費的關注。有評論指這類學校的收費,離不開三個模式:(1)要求會員購買會籍,然後免費享用一段長時間的課程;(2)以折扣吸引會員一次過購買一年或更長時間的課程,並需預先繳費;(3)要求會員最少必須簽一段時間(通常為一年)的合約,然後分期通過信用卡繳付學費。

無論任何一種付款模式,均令公司「先使未來錢」。公司生存之道,就是不斷吸引新客戶作預繳式消費。今次瑜伽學校倒閉,大量學員要求中止付款,銀行都不願意,才揭發原來即使提供的服務公司倒閉,他們仍要繼續供款,引起消費者極度不滿。筆者昨天與金管局會面,得知金管局亦沒有就銀行如何處理客戶預繳款項發出清晰指引。

消費者再一次求助無門:銀行方面要消費者繼續付款;金管局沒有指引;消委會以個案進入清盤階段,難以介入;想報警,除非證明有欺詐成分,否則能做的也不多。最終,唯有等清盤人安排清盤程序,才知可否收回款項。

筆者認為銀行公會、金管局應該從保障消費者角度出發,除非銀行已真金白銀代客戶向PlanetYoga繳付全筆費用,否則便要責成銀行容許客戶停止付款。

無疑,消費者在面對預繳服務時,必須先考慮可能承受的風險,不過,要維護消費天堂的美譽,最根本仍然是需要一套全面而嚴格的法規。所以,筆者期望當局行出了一小步後,必須加緊腳步,盡快建立全面性消費者保障制度,包括制定綜合性的《消費者權益保障條例》,以堵塞現時法例零散而互不協調的情況。


只許州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2010年5月13日

政黨可否在大氣電波作政治宣傳,近日引起社會的熱烈討論。接受民建聯贊助特約節目好像是「十惡不赦」,報章連日口誅筆伐,電台部分烽煙節目主持人也加入圍攻。

民建聯的「十八仝人愛落區」未曾首播,已有政黨及不同人士到商台示威,要求商台「腰斬」這個特約節目。

商台企硬,民間行動亦日益升級。上星期五是「十八仝人愛落區」的第二次直播,遭部分人士全程緊貼,有報章指四小時的節目,僅十分鐘成功與青年對話。若然搗亂活動持續,肯定逼使節目再縮減直播成分。

近來社會有股歪風,且日益猖獗,部分人士以出位的言論、粗暴的行為來阻止不同政見人士發表意見,甚至阻礙活動的正常運作。「維園阿哥」令「城市論壇」要不斷改變保安安排就可見一斑。這些手法不單止在時事評論節目出現,就連地區有些居民會,他們都會「踩場」,目的是想搗亂,結果就是諮詢會開不成。問題沒有處理,這樣的情況有蔓延趨勢。好像在大角嘴,就高鐵事件召開居民會,永遠是報警收場。

「誰大聲,誰夠惡」好像就是真理,民主最基本的一條是互相包容,尊重不同意見。但這群所謂民主鬥士,連最基本的尊重別人都未學會,怎叫人尊重?

筆者除了強烈譴責無所不用其極來干擾節目運作的人士,亦不敢苟同部分評論員持雙重標準,對待近日兩個疑似政治廣告。多份評論質疑商台不持平,「明益」民建聯,但其實與電台合作的門永遠打開,無論是主動或被動,我看不到分別何在

民建聯贊助商台《十八仝人愛落區》節目,由節目主持人與民建聯成員走訪十八區,與夜青、深宵工作人士及晨運客傾偈。而劉慧卿則購買廣告時段,廣告內容是:「我係劉慧卿,係時候普選啦,呢個星期日,有普選大遊行,三點鐘記得來維園啦。」

論內容,劉的報時廣告的政治味肯定更濃,為何鬧商台「見錢眼開」的人士不在劉的廣告第一天出街,就去商台示威,要求腰斬廣告,說到底是扼殺不同政見人士的言論空間,說到底是害怕本身陣營的電台與不同意見人士建立合作關係。

論時間,劉的廣告比民建聯的更早出街,但連日指責商台「見錢眼開」、「自毀長城」的評論都是由民建聯的節目曝光而觸發。為何商台收民主黨副主席的錢就合情合理,接受民建聯贊助就是「十惡不赦」!

廣管局現正就上述兩種疑似政治廣告進行調查,我認為有關調查應更廣及更闊,除了調查商台有否違反電台廣告守則,還要查個別節目主持人有否違反節目標準的「持平」原則。

根據有心人在網上透露的統計資料,今年一月至今,商業電台《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訪問民主黨議員次數合共六十三次,訪問公民黨議員合共五十六次,訪問社民連議員合共四十八次,而民建聯議員合共只有二十七次;而《左右大局》訪問民主黨議員合共三十七次,訪問公民黨議員共十八次,社民連六次,民建聯十次。

從數字上看來,主持人也未有「持平」對待各政黨,為何評論人不撰文評論要「持平」,那些說捍公平的政黨又為何不到商台抗議被「不公平對待」?世界上本沒有完全政治中立的人,帶有政治取向的評論者、主持人把政見加入文章或節目實屬常事,但完全以雙重標準看待兩件疑似「政治廣告事件」,就揭露出部分人士「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偏激心態。


  若然無「鬼」何須反應過敏
2010年5月5日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一句辭職投票,在政圈中引起軒然大波,無論是議員以至部分報章評論員,紛紛批評主席「違反承諾」、「破壞主席的中立形象」,亦有人因而推測政府已掌握了反對派中的三票,通過政改方案指日可待,引來反對派連日「捉鬼」。

主席有否違反競選承諾?筆者認為沒有,更覺得正正由於主席本人要履行承諾,才決定在投票前會先辭職,並表明不會在本屆立法會再次參選主席一職。至於主席的投票理由,也說得很清楚,就是讓政改方案得以通過,不想政制原地踏步。這點我也十分支持,因為香港的政治爭議已持續二十多年,一旦再原地踏步,只會出現「三輸」:即「市民輸」、「立法會輸」、「特區政府輸」的局面。

若然政府已擁有三十九票,多一票就能讓政制方案通過,讓政制向前走,主席的決定可說為了顧全大局,而犧牲自己。犧牲的包括主席的職位及可能要負上「背信棄諾」的罪名,甚至有報章已批評主席一旦投票,勢將成為憲制「歷史罪人」。

一「言」激起千層浪,社會的討論沸沸揚揚,恍似主席經已請辭。其實,主席的說法建基於一項假設,就是政府要手握三十九票。但要達到這一步,必先要通過重重關卡,難度很大。
首先,怎樣確定政府穩握三十九票?吳康民先生日前就撰文指出,唯一能夠保證「撬票」成功,便是由三位「轉」議員在當前,即政改方案投票之前,公開表明投票取向,以避免有人「無謂犧牲」。問題是三位議員要一早曝光,所受到的政治批評和壓力,非比尋常,如何勸服他們走出這一步?

此外,要落實主席辭職投票,還要通過另一關卡,而這關的難度也一點不低。主席提出請辭,必須有七天通知,然後安排重選。要主席不是白白犧牲,必須先找到一位表明會投票的主席。問題是誰會願意去做首位打破憲法慣例的主席?我想唯一能說服主席候選人公開表明會打破憲法慣例,只能是強烈的民意。若然政府拉到三十九票,除非支持通過政改的民意,遠遠超過主席須保持中立,否則,縱使主席投了票,政府贏了一仗,恐怕也是得不償失,因為既輸了民意,又輸了立法會形象,更無助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肯定會令市民更加認定政府只要數夠票,便不會理民意。

又有另一種說法,指可找一位非建制派的議員做主席。我看這個想法可行性極低。不要忘記,在主席辭職前,必須先有三位反對派議員表態支持,再要加上另一個反對派議員接任主席,那時,反對派的鷹派及傳媒,又怎會樣輕易放過這位「主席」,讓政府方案順利通過,而又有誰願意在無數反對聲中當「千古罪人」。

不過,上述討論還是言之尚早,因為主席辭職參選最重要的條件還未出現。我倒奇怪,為何反對派這麼快就有這麼大的反應,部分更以「惡毒」來形容主席辭職投票的想法。

筆者見到反對派陣營這陣子在努力「捉鬼」,就想到是否真的有「鬼」,若然沒有「鬼」,反對派的反應就不應這樣大,因為主席辭職投票的想法根本不可能發生。


 

打擊無良發展商不要手軟
2010年4月29日


「九招十二式」一推出,市民的反應是「為甚麼這麼遲?」買樓是香港普羅市民的最大投資,居然時至今天,仍然未有法例監管。縱使「九招十二式」能即時冷卻熾熱的樓市,但政府遲遲未監管地產商,卻肯定是「施政為民」、「福為民開」這些施政理念的諷刺。

細看「九招十二式」,最有實效的算是發展商在開售前要公開發售單位的數目和單價,防止發展商以「擠牙膏」方式出售,所以即時對樓市起了冷卻作用,但一時的冷卻又有甚麼用,市民只會認為政府發幾招虛招來回應民怨,又或認為這其實是一早應該做的。要搶回主導,我想政府不得不對發展商下重藥,以洗脫政府偏袒富豪的形象。

市民的怨氣是目前政府對發展商沒有甚麼監管,只是靠地產建設商會發出的一套指引,由地產商自願遵行。即使違規,發展商也不會有甚麼後果,更不怕被「拉人封鋪」。

上年十二月,我曾在立法會問局長,過去三年,發展商在銷售樓宇時發放誤導性資料、作出失實陳述或進行欺詐,因而須負上刑事或民事法律責任的個案共有多少宗;局長當時的回覆是,涉及發展商的詐騙行為有多少宗,警方沒有分類數字;至於地政署則曾因兩宗嚴重違反售賣「樓花」規定而向發展商發出警告信。

面對市民排山倒海的不滿,政府對發展商的監管似有若無,現實只有兩宗被警告,那麼怎樣叫市民相信政府的政策不是傾向大商家?

政府要扭轉政策傾斜的形象,即使不願復建居屋,起碼也做好「球證」角色。我建議政府在推出「九招十二式」的同時,要落實執行,大可派人以巡查,甚至「放蛇」方式來監察地產商的行為,一旦發現違規行為,政府便應高調公布和發出警告,即使沒有違規,政府也可公布巡查結果。

若然經濟持續向好,政府便應該找緊時機,推出法例來規管售樓,設立機制讓市民看見不良的商人會受到政府的制裁。

不良的售樓手法曾出不窮,不良發展商挖盡心思,誤導消費者作出錯誤決定。「發水樓」、Sellandbuyback,或者利用bundleprice谷「高」某些單位的成交價,又或者是通過傳媒「放風」,營造交投活躍的氣氛等等。就算二手市場,情況沒有分別,很多有利益衝突的人經常通過傳媒,發放消息,營造交投活躍的印象。在樓市,這些「取巧」手法沒有部門過問,也沒有法例或機制去查證消息是真是假。

金融和地產是支撐香港經濟的兩大行業,如果金融產品作出失實聲明,我們有證監會把關。在早前大摩高層內幕交易的事件中,犯事者要被送上法庭。不過,對於過去市民投訴不良地產商,或者涉嫌有利益衝突的人,通過傳媒以懷疑不誠實的手法向市場發放消息的情況,我卻看不到有任何監管機構,查證報章報道的銷情是否屬實。

昨天,立法會大比數通過以立法形式規劃樓宇買賣。政府不能再以社會或立法會未有共識而坐視不理。現在,球已在政府的一方,且看政府如何處理。


 

「有為政府」是大勢所趨
2010年4月21日

曾蔭權管治亮起紅燈。香港大學一項在政改方案發表前進行的民意調查,特首及三名司長評分全線下跌;特首的評分跌至去年十一月初以來新低;要求他「下台」的受訪者更上升至四成九,創下○五年上任以來最高。

兩周前,中文大學的另一項調查又首次確認香港不是一個和諧社會。認同香港是和諧社會只有26.5%,較兩年前大跌11%;有多達150萬受訪者表示要用上「激烈的手法」,「才可以使政府回應訴求」。引來社會很大迴響,有報章甚至在頭版以大字標題指「香港陷暴動邊緣」。

「激烈的手法」與暴力沒有必然關係,推論香港到了暴動邊緣,筆者認為言過其實。但兩間大學的調查結果,肯定已為特區政府的管治敲響了嚴峻的警號。

社會不和諧的成因,社會多集中在貧富懸殊和政制紛爭,但細心看看調查,就會發現「官民矛盾」絕不能掉以輕心,因為這項分數的惡化幅度,位居第二;而「80後」更認為此項矛盾較政治紛爭嚴重。

做「官」不是「以民為本」嗎?為甚麼「官民矛盾」會突然變得尖銳?

筆者認為市民眼見貧富懸殊問題惡化,樓價上升脫離市民的承擔能力,每年福布斯「上榜」的香港富豪,大部分都是地產商,社會不禁相信政府政策向大企業傾斜,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社會不和諧,有人歸咎經濟因素,這些說法不無道理,但香港已過了高速增長階段,四大支柱產業難有突破,六大優勢產業又前途未卜,期望經濟再次騰飛,藉此改善社會和諧,有點不切實際。

「財爺」昨日回應預算案時,處理貧富懸殊仍然是一貫的思維,就是透過發展,透過教育讓市民向上流,分享到經濟的成果。這個說法永遠不會有錯,只是數據已反映GDP增加,不代表市民收入可按比例增加。分配不均下,市民自然希望當局介入,讓財富分配更加合理。所以,預計要求政府通過改革稅制以達到財富再分配的壓力,與日俱增,本地的低稅制或會受到嚴峻挑戰。此外,高地價政策已被市民認定為「萬惡之首」,政府需要深思發展商在房屋供應的角色。管治班子的思維若然停留在以「小政府」處理「社會分配」,矛盾情緒,只會揮之不去。

財爺也意識到情況的嚴峻,承認「隨著社會發展,資源分配問題往往會引起不少爭議,容易產生怨氣」。

除了施政未符市民期望,近年鄰近「有為政府」的積極進取,紛紛為當地中小企制訂優惠政策,令欠缺主動的特區政府備受批評,也加深了社會矛盾。

以珠三角從事加工貿易的港資企業為例。目前正面臨轉型和升級的困難,特區政府主要由貿發局和生產力促進局等各自提供支援,未能發揮良好作用。比較之下,台資企業的轉型和升級則較成功。以東莞台商為例,當地的東莞台商協會牽頭,由台灣十四家半官方或民間的產業升級專業輔導機構,組建了東莞台商協會轉型升級聯合服務處,為台資企業提供了一條龍的高效專業服務。與港方一盤散沙,單打獨鬥形成強烈對比。

究竟「小政府、大市場」是否真的能讓香港成功轉型,處理社會的和諧,好多中小企早已提出質問,「有為政府」是否就等於放棄市場原則?環顧鄰近地區,茫至是城市,在發展經濟的道路上都是「有為政府」。不只經濟,美國的奧巴馬政府都要做個有為政府而通過一個被形容為世紀醫療方案。


 

充分利用「框架協議」下的「先行先試」
2010年4月16日

粵港最近簽訂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意義重大,確定了香港在區域的金融、航運及現代服務業的中心地位,但除了靠中央的定位,香港要保持優勢,最重要還要靠實力,靠表現。

香港的優勢能否持續的確令人憂慮。「世界經濟論壇」發表○九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的排名與○八年一樣,在全球一百三十三個國家或地區中,競爭力排行十一,但港人「假想敵」的新加坡,競爭力則顯著躍升,由排行第五爬升至第三。雖然香港力保排名不跌,但對比周邊國家的急速發展,香港明顯是不進則退。

香港能保住十一位的排名,很大原因是香港背靠中國,與內地的金融市場有緊密聯繫,因此對投資者和公司仍有吸引力。反觀新加坡,卻可靠本身的國力成為亞洲最具競爭力的國家,如它的資源及勞動市場效能是全球排名第一,而金融市場成熟度則排行第二,加上該國近年致力發展基建和高等教育等,令競爭力大增。

與內地城市比較,香港近年亦被上海趕上。上海當局早前公布,全市去年實現GDP增長8.2%,總值達2,183億美元,反映其經濟總量,已超過GDP僅有2,107億美元的香港。上海迅速崛起,令香港的危機感頓然升溫。

面對激烈的競爭,香港要如何應對呢?筆者認為最重要是如何利用好香港「背靠祖國」的優勢,而在粵港最近簽訂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的機遇下,香港須利用好「先行先試」的尚方寶劍,令很多不能在現有國家體制內、或在全國推行的措施,可在廣東省或廣東省內部分區域進行試點、突破,先行先試,增加香港的實力,而這是需要有創新的思維,但特區政府看來在這方面仍須加倍努力。

為了加快兩地開放融合的步伐,粵港兩地必須攜手合作,向中央爭取,發展如前海、河套、橫琴等粵港合作「先行先試區」,爭取在該地採納更靈活及先行的開放措施,建設成粵港合作的先進服務與產業園區;同時,香港政府是否可以考慮仿效新加坡政府設立投資公司或類似的主權基金的做法,參與園區的管理與投資。將部份財政儲備投入,作為該投資公司或類似的主權基金的種子資金,一方面可增加財政儲備投資的多樣化,另方面可加快相關產業的發展,令香港經濟結構逐步邁向多元化。

近年政府銳意發展六項優勢產業,早前公布的預算案除了提出釋放土地及培訓人才外,便沒有其他支援措施。就如何讓市民監察六項產業的發展,本人在上次辯論施政報告發言時,已要求政府提供六項個別優勢產業對香港GDP所作的貢獻以及就業數字的資料,但至今還未獲得有關數字,在此我再次促請政府盡快提供有關資料,以便市民能檢視政策推動的力度與進展,令推動新產業不會流於空談,進一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正視「學習差異」兒童教育需要
2010年4月15日

「望子成龍」是每位家長的期望。孩子聰明伶俐、健康成長、名列前茅,父母當然喜上眉梢。但世界並不完美,當發現孩子有「學習差異」,或者是在各項發展的表現上未能追上同齡小朋友,家長所面對的憂慮和困惑,大家都能理解。

「學習差異」並非學術名詞,一般是指與主流標準有差異,因而在主流教育和課程中未能獲得充分照顧,其中涵蓋身體障礙、智力、社交、情緒、行為、學習能力、言語等範疇。若小朋友經常出現「坐唔定」、「唔守規矩」等行為及情緒問題,也有可能是出於「學習差異」。

「學習差異」學生是否已得到足夠的支援?這個問題要分開兩部分討論,在小學階段,學校獲得的資源相對充裕,也有能力為有需要的學童提供系統的辨識和支援;但在學前階段,幼稚園卻沒有得到額外的資源,只靠家長及老師「瞎子摸象」,自行發現,然後再交由衛生署作進一步評估和介入。

這些學前階段的「學習差異」兒童有多普遍呢?根據教育局局長在立法會向筆者提供的資料,已被評估為有需要接受弱能兒童學前服務的約有8,900名。但數字只反映「冰山一角」。

民建聯與教育學者最近公佈的研究報告指出,約七成教科師表示幼兒機構各有約兩名屬於自閉症,專注力不足或過度活躍或語言障礙的幼童,以此推算,全港即約有5%兒童出現「學習差異」,這個數字與外國相約。學者指出,政府提供的數字是多年累計總額,完全脫離現實。

教育局的數字偏低,原因不難理解。其一是教育局認為過早標籤兒童並不合適,故未向幼稚園提供辨識及支援的資源,但家長和老師始終不是專家,辨識效果自然並不全面;此外,當發現子女出現疑似「學習差異」徵狀,家長初期普遍都會感到難以接受,拒絕進行評估,以至有關數字未能反映實況。

除了資源,現時針對學前階段「學習差異」兒童提供的協助,有很大改善空間。首先,經衛生署兒童評估中心評定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會被編配至「特殊幼兒中心」或「兼收弱能兒童計劃」,但這些機構的服務對象,限定為弱智、肢體傷殘、失明及自閉症,未能涵蓋其他性質的「學習差異」兒童。

其他問題包括:孩子獲得支援的大前提是必須先獲家長主動進行評估;評估輪候時間要近一年,拖延了兒童獲得支援的時間;評估中心只能根據孩子被評定當日或一段較短時間的表現,未有對孩子的情況進行較長期的追蹤。

我們的研究報告指出,幼兒機構老師認為針對「學習差異」兒童,從學校政策、設施、教師培訓及課程方面,都可以說是「零」支援。

「盡早辨識,盡早介入」是全球教育界及學術界,對支援「學習差異」幼童的共識,而且也有助減低兒童日後的學習困難。以至英、美、台灣等地已將學前階段兒童的學習差異需要,納入教育體系。

為此,我們的報告提出一系列改善建議,其中最關鍵是提早支援「學習差異」兒童,由現時的小學向下伸延至三歲;同時為幼稚園及教師制定一套支援政策,讓教師及幼稚園可及早識別,及早支援。

若各位有興趣瀏覽報告,歡迎到以下民建聯網頁
http://www.dab.org.hk/hk/content/web.do?id=bb3c8871274c59df0127f0aa327b0025


 

發展教育產業需要深思的問題
2010年4月8日

上月中,一名來自廣西的中文大學碩士生在宿舍自殺,引發新華社發表一篇題為「他們為何看不見春天?」的署名文章,內容提及十年內起碼有5宗同類的悲劇發生,文章以「大躍進」來形容香港高等教育近十年的發展模式。令人反思特區政府近年銳意擴充專上學額,以至發展教育產業的方向和策略。

筆者絕對不同意把教育視作賺錢工具,視作「產業」。教育是社會最重要的投資,「教育」的成品:人才更是未來一個城市能否致勝的關鍵,怎樣培育人才、吸引人才、讓人才有機會發揮是對香港教育的挑戰。

每當政府官員被問到對教育的承擔時,一定會說現時特區投放在教育的經常開支,已佔政府的經常開支四分之一,即政府每用4元,就有1元用於教育。然而,這樣的答案,市民會滿意嗎?

教育是中產最關心的議題。縱然教育開支一點不少,但政府也不得不承認每年14500個大學資助學額已經20年沒有檢討,而且教育的公共開支只佔整體國民生產總值的4%,低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6%的要求。從這點來看,香港高教基建遠遠不足本地需要。

怎樣解決教育資源投放不足?政府希望透過發展教育產業,即私立大學來滿足社會對人才的渴求,及學生對學位的要求。這點筆者也明白,單靠政府的資助是行不通的,發展私立大學也是大勢所趨。問題是政府的鴻圖大計是發展香港成為「亞洲教育樞紐」,從數字看來,這只是一廂情願的理想,與現實情況相距太遠。

根據教育學院的研究,7294名於2007/08學年入讀教資會資助課程的非本地生,92.57%來自內地,而2811名修讀自負盈虧課程的非本地生,內地生佔高達83.83%。該研究同時訪問孟買、新德里、雅加達、吉隆坡4個地區在自己國家讀書或參加教育展覽的1370名學生,發現他們對香港高等教育的認知不足,四至五成人對本港高等教育完全沒有概念。難怪負責人也指香港目前不是「亞洲教育樞紐」,只能是「國家教育樞紐」。

香港校園日趨「內地化」,未能真正面向世界,筆者認為是香港資助學位未能滿足本地要求,而大學撥給非本地學生的學額,又不得超過兩成,以這個非本地學生數量來說,不但滿足不了「國家教育樞紐」,甚至連「珠三角教育樞紐」也力有不逮。

為此,筆者認為在目前階段,香港發展私立大學實際所能發揮的作用,是培訓人才及增加本地學生入讀大學的機會。問題是政府除了提供土地,在欠缺其他資助下,私立大學如何保證學生質素?

方法之一是收取高昂的學費,但香港的私立大學仍在起步階段,難以建立品牌效應,加上商界捐款未成氣候,要落實這種辦學模式,難度不少。另一個方法是學費水平貼近其他受資助大學,而在「將貨就價」情況下,教學質素便肯定有所妥協。明顯地,這也絕非我們想見到的情況。不理質素,短時間大量增加自資專上學額的惡果,大家仍然歷歷在目。

人才的培訓,絕對不是數量的追求,而是質素的提升。可惜政府迄今仍未能說服公眾,在開辦更多的私立大學的同時,如何確保學生質素,真正協助香港走向知識型社會,從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這點才是公眾最關注的議題。


看待最低工資要有同理心
2010年4月1日

近日政界最熱烘烘的新聞,肯定是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口出狂言」,指不排除提出以20元作為最低工資的水平。這番言論引發各界紛紛與「20元最低工資」「割席」。先是自由黨,然後是部分商會,甚至連飲食界也指說法不代表他們,最終張議員要為自己的言論道歉。

這一幕只是最低工資的揭幕戰。估計在政改方案之後,最低工資將成為另一項最具爭議,牽連最廣的議題。是一眾基層打工仔、工會、中小企以至商會寸土必爭的議題。

「20元最低工資」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生活水平?

從感性上,筆者只能說20元全不可取。因為以這個時薪,每天工作8小時,每星期做足6天,月薪4,160元。扣除飯錢,比外傭的3,580元更少;扣除交通費,幾乎肯定低於單身平均綜援水平的3,874元。

從理性分析又會如何?撇開20元不談,最低工資水平應該多少,人言人殊。由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的23元(月薪約4,800元)至工會代表爭取的33元(月薪約6,900元)。對此,筆者未有立場,故隨便挑了中間數,即28元(月薪約5,800元)做個簡單分析,粗略估計最低工資對低薪行業的衝擊究竟有多大。

以下分析完全根據統計處的公開資料,即《二OO九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及《二OO八年按年經濟統計調查》。

統計處指的低薪行業,涵蓋零售、飲食、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安老院舍等行業,涉及75萬人,約佔全港僱員(不計公務員及外傭,下同)四份一,整體僱員開支佔經營開支41.9%。

若最低工資為28元,低薪行業的整體薪酬開支會增加3.6%,收益會減低0.57個百分點,而該等行業原來的盈利率(EBITDA相若)中位數為5.5%。換句話說,最低工資實施後,推算盈利率會減低約一成,影響可謂輕微。

不同行業的成本結構迥異,受衝撃的程度也南轅北轍。最嚴重是清潔和保安,該等行業僱員開支佔經營開支八成或以上(80.1%及87.4%),若最低工資為28元,薪酬開支會增加接近一成,收益相應減低約7個百分點。由於該等行業的盈利率中位數分別是6.3%和6.0%,換句話說,實施28元最低工資後,該行業將會有超過一半企業會虧本。

同一道理,飲食業在實施28元最低工資後,收益會減低0.82個百分點,比較該行業6.6%的盈利中位數,影響不應很大。

因此,經粗略計算後,筆者還是不明白為何會出現「20元」才是對業界最低殺傷力的水平的說法。由此推想,商界對最低工資的抗拒,可能出於本能反應,才會想出一個有等於無的最低工資水平。

筆者預期「20元事件」只是序幕。隨著最低工資機制落實,更多商界人士必定會提出更多「精闢」的言論。可以預見,商界與基層的對立情緒可能升溫。

值得留意是在「加價」潮下,各大公共事業即使錄得巨額盈利,仍然申請加價,早已積聚不少民怨。為此,請各位商界朋友慎言,否則不但會破壞「良心僱主」的形象,更有可能壯大厭棄功能組別的力量。

最低工資的水平不能,亦不應單從經濟學去理解。在香港這個高度發展的社會,最低工資是保障最缺乏議價能力的基層打工仔的工具,請商界朋友以同理心去看待這個水平。


 

政府不能不處理的問題
2010年3月25日

自天星碼頭保育事件起,一群年輕人選擇以激進手法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對現況的憤怒。這股力量的凝聚力上升速度驚人,通過「高鐵事件」完全展示。相當多的評論都有類似看法,就是市民未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滴漏效應」看似行不通,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大減。這種矛盾,便化成一系列社會行動。

根據統計處資料,由96 年至06 年,香港的GDP實質增長了34%,但與此同時,月入4000元或以下的住戶,卻由12萬個增加至20萬個;月入10,000元至約40,000元的住戶比例,由61.2%降至55.1%;至於個人的收入中位數,也僅僅多500元至10,500元,反映經濟發展並未惠及各個階層。

根據香港大學06年9月公佈的研究指出,在96年至05年的10年間,有29%的勞工人口成功向上流動,26%向下流動,其餘45%沒有任何流動。整體而言,01至05年的收入流動性,確實較96至01年為低。

這堆數字已敲響了警號,說明回歸10年,薪酬向上流動幾乎停頓。

回想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香港創造了很多神話。如今,香港發展進入成熟階段,白手興家故事難以復再。但特區政府仍然相信「滴漏效應」、「大市場、小政府」。現實是經濟即使發展,也未能惠及各階層,加上香港經濟受到一波又一波的衝擊: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爆破、「沙士」以至全球金融海嘯。不要說往上流動,能保住工作,維持穩定收入已經很好。

因此,特區政府不能以「自由市場」為藉口,無視社會向上流動停滯不前。

向上流動受阻,原因很多:其一是經濟的客觀因素;其二是香港產業結構失衡;其三是香港的教育制度未能配合人才在全球一體化中競爭。

長期以來,香港經濟結構偏重金融、地產和保險,上述研究也印證出這三行業向上流動的機會較高,如何扭轉目前失衡的產業結構,為經濟尋找新的增長點,已是迫在眉睫。

特首提出要發展六大優勢產業,方向正確。但如何確保推動這些產業會令市民有多元化的就業機會?如何為優勢產業培養足夠的人力支援?措施明顯不足。

此外,我們的教育制度未能協助年輕人擴闊視野,提升競爭力。開放改革三十年,內地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世界各地的人才都湧往內地尋找機遇。香港人同文同種,加上生活文化相若,理應佔盡優勢,更應把握機遇,積極闖出去。

教育,肯定是增加向上流動的最重要工具。問題是下一代能從教育中掌握多少新中國的發展。年輕人有多少能說清楚全國人大代表的角色和功能;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職能有何不同;執政黨的歷史和執政經過,以至省縣、市、鄉的政治制度等?國情教育的重要不只在於提升青年人的國家認同,也關係青年人是否有能力繼續在未來世界中競賽。

此外,不少研究都指出,推動社會向上流動的關鍵在於創意和科研。但目前教育制度培養出來的學生,相對來說較為被動、沉默、缺乏創意,也缺乏勇於發問,敢於創新的精神。

對此,筆者本身也沒有靈丹妙藥,但相信若教育制度未能培養下一代敢於嘗試,敢於走至全世界去接受挑戰,他們向上流動,以至香港向上流的機會其實會日漸減弱,希望教育局局長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婆婆何時能圓重建夢?
2010年3月18日

強拍9成降至8成近日成為社會的焦點,小業主意見分歧。經過9小時的討論,最後雖然通過,但怎樣再進一步保障小業主的權益,仍然未能讓大家安心。

在整個審議過程中,筆者一直有聆聽小業主的心聲,亦聽到不少業主認為土審處做不好把關工作,導致物業被賤賣。他們提出的理據,通常來自兩個強拍個案。其一是銅鑼灣希雲街44號的醬油鋪,該業主指面對發展商財雄勢大,小業主難以匹敵,「任何一個律師都說小業主沒可能贏」。另一個案是灣仔金國大廈,向海單位的收購價低至三千多元一呎,較業主估價師的估價低了一半。

在投票前,我細心翻查土審的判詞,以確定把關工作是否做得夠好。篇幅關係,以下只集中講希雲街的個案。

地鋪單位無法就收購價與發展商達成協議。針對現有用途,發展商估值為359萬元,而地鋪業主的估價為1022萬元,即接近前者的三倍。經審裁處實地視察有關地鋪,裁決現有用途價值為458萬元。

審裁處也接納地鋪所在的建築物己經到達其壽命的盡頭,在經濟上不值得維修,因為維修費用很大程度超過維修帶來的經濟增長。所以理應重新發展。補充一點,發展商由始至終,共向地鋪業主5次提出收購,收購價也由最初的600萬元,提高至1171萬元。審裁處評估後地鋪的現在用途價值和重新發展價值後,接納有關收購價公平合理,反映發展商已採取合理的收購步驟以購地鋪,故此批准強拍申請,也接納發展商的專家估價作為強拍的底價。

看過上述個案,便會發現目前涉及的問題,是超過土審可以處理的範圍。因為「開天殺價、落地還錢」,究竟是多少錢才合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都覺得自己提出是「合理價」。尤其是當感情因素也一併加入,一樓一鋪,隨時變成無價之寶,所以政府責無旁貸,必須要就如何讓小業主在私人重建中參與,盡快展開討論。否則,無論是9成或8成的強拍門檻,這類指控都不會就此消失。

整個審議過程中,筆者最經常聽到的訴求,是被強拍的小業主希望參與重建,問題是「樓換樓」、「鋪換鋪」涉及很多技術問題,要講分享重建的成果,亦要講承擔風險,分擔建造成本,如何達成共識,肯定不是短期之內可以做到。我看一個可行方法是可讓小業主以「股份制」形式合作,然而,在小業主和發展商同坐一條船的情況下,便有可能承擔重建的利益或虧本的風險。

筆者擔心的另一個問題,是強拍門檻獲得到通過,肯定會引發更多「收樓集團」,用盡各種手段去收樓。為了謀取鉅大利益,這些集團對小業主斷水斷電,甚至用上一些更卑劣的手法,已不是甚麼新聞。

當局必須正視這個情況。小業主的議價能力並不一定會因強拍門檻降低而減弱,反而,可能發展商會因為收樓成事機會較大而願意提價,有利業主。但用不正當手段是不能接受。局方必須在五十年樓齡的大廈,透過房協做好宣傳工作。讓小業主清楚本身的合理權益,若然價錢不合,便不應降低叫價。

因為條例的一個最重要的把關是要有8成業主的業權才可以啟動。若然業主是在不公平的情況下達成文易,最重要的把握就不存在。

昨天開會前,我收到一位婆婆的信件:「請議員做好心,做好事,我希望八成業主通過,可以收樓,我不想行樓梯,門到我死都要行。我見比我大的公公婆婆行得很辛苦,我看見很心痛。」這位婆婆的心聲與我服務舊區所聽到的聲音一脈相承。希望婆婆的夢想盡快成真!


 

香港還可以多等幾個10年!
2010年3月11日

全球溫室效應影響加劇,香港天氣愈來愈熱,冬天越來越短。慳電減排,刻不容緩。政府每年用電25億度電,是全港單一耗電量最大的單位,所以,公眾要求政府以身作則,帶頭慳電減排,完全合理。

最近三年的《施政報告》,關於建築物節能的主要有兩項,第一是在啟德發展區設立區域供冷系統,第二是強制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

在啟德發展區設立區域供冷系統,我十分支持。因為與傳統的氣冷式空調比較,區域供冷系統可以慳電35%,效果顯著。問題是根據機電署2003年公佈的「全港廣泛使用水冷式空調系統落實研究」顧問報告,考慮了技術及財務可行性之後,明確點出了全港有15個分區(包括中區、灣仔、銅鑼灣、尖沙咀、東南九龍、將軍澳、屯門、東涌)設立區域性供冷系統,完全可行。

如果15個系統全部落實,報告估計到了2020年,每年可以慳電2億度電,相等如減少14萬噸二氧化碳的排放,也等如45,000個家庭一年的用電量。

上述報告發表以後,政府只針對了東南九龍,即現時的啟德發展區,以及灣仔和銅鑼灣區做了進一步研究,直到現在,即是差不多10年以後,只有啟德供冷系統一項得以成事。

區域供冷系統在香港雖然是新鮮事物,但環顧世界,已經存在40年。根據2004年的資料,美國有超過6000個區域採暖冷凍系統;日本有142個註冊區域採暖冷凍裝置、新加坡在2000年便已有第一個區域供冷系統網絡、而韓國也有6個區域供冷系統網絡。所以,香港在這方面的工作已經十分落後,必須急起直追。

作為政府帳目委員會委員,我留意到審計署在去年發表的第53號報告,指出為了符合成本效益,區域供冷系統只應集中在新發展區推行,這點我是同意的,但即使如此,對於顧問報告建議在其他9個新發展區設立區域供冷系統,政府立場如何,構思如何,當局始終欠市民一個交代。

再講強制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高樓大廈耗電佔香港總用電量的9成,所以,要實質減低碳排放,在某程度上,就是要想想如何為建築物慳電節能。為此,政府在1998年推出了「建築物能效標誌」計劃,鼓勵私營機構自願參與,不過參與註冊計劃的比率長期偏低。截至上年9月,機電署只發出約2500張證書,涵蓋約1000幢建築物的照明、空調等屋宇裝備,不要說1000幢建築物相對於全港建築物數目微不足道,就算已參與的大廈,原來超過7成是政府本身的樓宇,即是「塘水滾塘魚」,反映計劃失敗。所以政府被迫最近提出立法強制《守則》的實施。

問題是《守則》的參與率似有若無,不是今時今日才突然發生,而且民建聯早在2005年提出的動議,已點出《守則》自願參與成效不彰的情況,為可政府要到2009年底,即《守則》推出10年後,才提出立法建議。

我不想經常批評政府磋跎歲月,只是歲月真的不饒人。回歸之後,香港的用電量已經增加接近4成,試問香港還可以等幾多個10年!

總結政府對推動區域供冷系統以至《守則》的態度和力度,筆者不期然想起建築物堆填區收費計劃,要足足十年才能成事;2005年發表《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至今真正推行的,只有膠袋徵費一項,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很擔心再過十年八年,建築物的節能減排步伐,仍然與市民期望有很大距離。


 

監管銀行履行企業責任
2010年3月11日

匯豐控股(005)上周公佈業績,表現只是市場預期的下限,或許因此,匯豐早前宣布加入按揭利率戰,以低息搶攻拆息按揭市場,有評論指匯豐希望藉此追回過往作為本地樓按業務「大哥」的地位。

近年熱錢湧入,按揭利率低處未見低,樓市興旺,炒家重臨。金管局從穩定市場的角度,訂出按息下限參考,防止銀行罔顧風險,過度推波助瀾,為熾熱的樓市「火上添油」,影響銀行體系的穩定,可以理解。另一邊廂,銀行公會對於訂立按息參考水平反應冷淡,表明無意協調利率,強調市場會自行調節。不過,有銀行卻即時響應金管局的建議,停止提供本港銀行同業拆息加0.65厘的按揭優惠。

2001年中之前,銀行之間存在存款利率協議,消委會幾經爭取,利率協議得以取消。今次按息下限,會否成為另一種利率協議,令人關注。

筆者認為,金管局今次做法與過往一脈相承。「陳總」不只一次提出警告,樓市熱火朝天,置業人士要小心自己的承擔能力。因為低息環境無可能長期持續,尤其是當各地政府一旦宣佈退市,香港熱錢流走,利率就會掉頭回升,置業人士是否捱得起貴息,令人關注。尤其是當樓市下滑,業主走避不及,負資產問題重演,更會拖累特區政府民望「插水」。

此外,現時的樓按市場已有「割喉戰」的氣氛。銀行推出的不只是「震撼價」的按息優惠,而是以零利率作為招睞,對象是「炒樓一族」,銀行的生意眼在於賺取手續費。加上按揭證券公司成立以後,不少樓按都可以做到9成,好處是置業者更易「上車」,但樓按的槓桿比例增加之後,置業者承受的風險,難免更高。

金融海嘯後,「大得不能倒」(too big to be fail)成為了銀行的代名詞。金融系統的穩定,對於任何一個國家或地方,都是重中之重。即使最信奉自由市場制度,最反對干預的政府,無一例外,都會動用鉅額公帑入市,拯救陷入危機的銀行,以免金融系統因骨牌效應而全面崩潰。

由此想到,利率協議取銷以後,香港銀行之間的競爭加劇,對消費者肯定有好處,但負面影響也有不少,而且在近年陸續浮現。

銀行利潤缺乏一個制度化的保障之後,銀行開始「不務正業」。為了爭生意,爭業績,由過往賺取息差,轉而走向「證券化」,賣保險,賣「迷債」,再遇上金融監管制度未有與時並進,最終爆出「雷曼」事件,至今,大批苦主仍然得不到任何賠償,遊行示威,也不知要到何時何日。

取銷利率協議的另一個後遺症,是銀行之間為求搶客,利率減價戰不斷。面對利潤減低,銀行為求自保,自然要銖錙必較,減省開支,於是,一切非賺錢業務便要叫停,包括關閉分行;向低結餘戶口收取行政費用;拒絕做一些非牟利的工作,這些做法,都引起不少客戶,尤其是長者及大廈法團的強烈不滿,但面對私人機構,這批客戶也只有無可奈何。

由此想到,金管局的職責是促進銀行體系的安全和穩定,過往監察的,都是銀行是否符合資本充足率(CAR)等要求,至於今次為按息下限訂出參考水平,金管局可能也是從穩定金融系統的角度出發,但客觀效果,肯定有助減低銀行之間的競爭,令置業者要增加供樓負擔,即在某程度保障銀行賺錢。既然如此,難道金管局不應該也關注一下銀行對社會的承擔,如何履行企業責任,為不同社群提供適切的銀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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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拍」機制有待優化
2010年3月4日

舊樓問題將是特區政府的一項頭痛工作。10年之後,香港舊樓數目便會較現在增加一倍至9500幢,當局無論為「樓宇更新大行動」「加碼」再「加碼」,還是推出更多樓宇復修計劃,也是杯水車薪,而要重建也是談何容易,因為香港舊樓業權分散,難以整合。

加快舊區更新是社會的共識。而重建工作,可藉市建局推動,也可由私人發展商負責。然而,市建局財力有限,對揀選重建地區十分「挑剔」。由2000年成立至今,只展開了35個重建項目,完全無法滿足市民對舊區更新的要求,故此有需要調動發展商的力量。

目前,發展商要申請「強拍」,最少要集合九成業權。門檻一點不低,所以條例1999制訂至今,只有20宗成功。為此,當局今次有條件降低「強拍」門檻,讓發展商有更大誘因進行重建,筆者基本上是支持的,因為可令居民有多一個選擇。且啟動「強拍」的門檻是要得到多數業主,無論是八成或是九成業主的支持,才可啟動。

當局打算在三種情況下放寬「強拍」門檻至八成,分別是50年樓齡以上、大廈只剩下1個單位未收購或樓齡30年以上的工廠大廈。

近日這個議題成為爭論點,有議員已表明反對。筆者雖然支持修例的方向,但對如何完善上述的安排有以下意見。

物業極有可能是小業主一生最重要的資產,加上面對「強拍」,業主是無可奈何之下被迫出售物業,他們要求有更實質的機制保障權益,完全合理。筆者認為其一是強制發展商在申請「強拍」前,要先與小數業主進行調解,而政府可以在調解中要求發展商讓小業主有優先揀樓權,或者考慮讓小數業主有權參與重建。

小業主的另一項擔心,是恐怕發展商在降低門檻下有恃無恐,物業會被賤賣。為此,土審處的拍賣機制需要優化。現時,為照顧各方利益,發展商、市建局和小數業主都可獨立聘請測量師為樓宇定價,而土審處在處理「強拍」時,底價也反映重建價值,不過當局要多走一步,土審處在面對「強拍」時,應同時參考市建局現時向受重建影響業主提出的補償額,即同區面積相若七年樓齡單位的價值,一旦小數業主在「強拍」下的補償額遠低於市建局的參考水平,土審處便可以作出平衡,酌情提高補償。

要切實保障小業主權益,應讓他們有參與重建的選擇權。有意見認為要「樓換樓」和「舖換舖」,原則雖然簡單,但要具體落實,仍有很多技術問題。另一個可行方法是可讓小業主以「股份制」形式合作,然而,在小業主和發展商同坐一條船的情況下,便有可能承擔重建虧本的風險。無論採取何種方式,當局都必須承諾會盡快檢討並修改「強拍」的主體法例,還業主參與重建發展的權利。

市區重建一直由市場帶動,以前的重建項目,都集中在發展潛力高的地區,而一些有更大重建需要,但價值未必很高的舊區,居民望穿秋水,都得不到發展商,以至市建局的「垂青」。以筆者熟悉的九龍城、深水埗為例,除了最近塌樓現場附近的唐樓,多年以來既無強拍,也沒有市建局來敲門,業主只依靠不同復修計劃的小修小補,始終未能回應居民徹底改善居住環境的心願。

既然市建局受公帑資助,便必須以公眾利益為大前提。為此,筆者在同意當局降低「強拍」門檻,為重建引入更多私人力量的同時,市建局必須承諾會將有限的資源集中,針對最有需要,居民最渴望的地區做重建,藉此與私人發展商有所分工。這是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必須回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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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財爺拿出穩定樓市決心
2010年2月25日

曾俊華司長昨天公布任內第三份預算案,用了不少篇幅講如何穩定樓價,方向正確。樓價肯定是中產人士最關心的,尤其是當元朗的新樓呎價到了五千元的水平,將軍澳又出現「麵粉與麵包同價」現象,令人想起曾特首去年十月《施政報告》發表後,在電台叫人買不到「市區樓」,也可以買「新界樓」的建議已經行不通;同時也反映當時豪宅樓價的暴升,真是會帶動整體樓價上漲。

財爺今次的說法便較為貼近民意,不但在預算案五次提及樓市泡沫的風險,並在第二十一段至三十三段,即用上十三段篇幅,交代政府如何確保樓市的健康平穩發展。

筆者注意到財爺說今年預計有一萬四千三百個私人單位落成,主要來自○九至一○年度勾地表的四十幅住宅用地提供約一萬個單位,再加上港鐵和市建局項目所提供的單位。無疑,這個數字的確較○八年的九千單位為多,但比較起○五年的一萬七千個,以至○○年至○四年的高峰期間,每年新建單位達到二萬六千至三萬一千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語。當然,新建單位供應量近年大幅下跌,主要因為停止賣地及勾地政策所致。

預算案繼而交代穩定樓市的「曾四招」:分別是增加土地供應、稅務措施、提高成交的透明度及防止過度信貸等。由於篇幅所限,筆者今天會先概括講講土地供應。整體而言,增加土地供應的「招數」大致正確,但筆者看不到司長的決心。究竟政府最終會否出招,出招的力度有多大,目前言之尚早,難免令人對政府穩定樓價的決心,抱有疑問。

正如第二十六段所說:「我們會在勾地表內指定數幅市區住宅用地,如未被成功勾出,政府會在未來兩年因應情況安排作公開拍賣或招標。」這項建議原意是好的,可令發展商即使不勾地,也不會令市場土地供應「斷纜」。然而,筆者的疑問是既然二○一○至一一年度的勾地表已放在財爺的辦公桌上,為何他不乾脆講明留了多少幅用地,而只肯說「數幅」;為何不是坐言起行,就指定有若干土地再於今年推出拍賣,而要在「未來兩年」;為何是「因應情況」,而不是肯定地表明會推出?

字裏行間隱含的訊息,就是政府仍然以勾地制度為主,其他措施暫時「只講不做」,僅向地產商提出警示,政府是會關注樓價發展的。萬一樓價仍然有如脫韁野馬,當局才會考慮如何推出優化措施。

另外,財爺在第二十七段說:「……出售一幅位於元朗鄰近西鐵朗屏站約一點二公頃的土地作私人住宅用途,並通過賣地條款,包括指定單位的最低數目及單位的面積限制,增加中小型單位的供應。」利用賣地條款是可以更直接控制中小型單位的供應量。為了增加施政的透明度,財爺有需要進一步解釋,今次做法究竟是一次過的試驗計畫,還是一項既定政策;如果是政策,按政府目標,中小型單位應該佔總供應百分比多少;為何選擇在元朗區的土地實施新的土地條款;背後的想法又是甚麼?

土地供應以至房屋政策是市民最關注的政策。香港市民一生的儲蓄就用作供樓。買了樓的,望升值,未買樓的,想上車。政府怎去平衡「有殼」和「無殼」市民的利益是需要極大的政治智慧。筆者始終相信,住屋是市民的基本需要,社會上大地產商及小市民們的對立已經非常明顯及尖銳。市民認為政府偏幫大地產商,當樓價不斷上升,怨氣只會不斷積累,這亦是部分「80後」反建制的原因。當元朗單位呎價已到了五千元,當「麵粉與麵包同價」時,政府是時候以決心和實際行動來回應社會的訴求。


 

預算案為甚麼會被冷對待?
2010年2月18日

首先向各位讀者拜過年,祝大家虎年進步,身體健康。

下星期三,曾俊華就會發表任內第三份預算案。本來,財政預算案是社會大事,應該是落實特首每年《施政報告》的理念,但礙於客觀現實以及財金官員的理財概念,以至每年的預算案,大家的關注點都是派些甚麼「糖」,其他內容都被傳媒及普羅市民「冷對待」。

先講客觀現實。香港的稅種有限,庫房收入離不開利得稅、薪俸稅、印花稅及賣地收入等,來源狹窄,而且極不穩定,完全視乎當年經濟的好壞。根據政府2006年底提供的資料,對前8年,賣地收入波幅達540%,印花稅達140%,利得稅達85%,薪俸稅達51%。

收入不穩,但開支不止「寸步不讓」,還在持續增加。作為會計師,筆者認為特區政府理財人的工作殊不容易。單單教育、房屋、福利等政府三大經常性開支項目,過去5年,分別增加一成至兩成。這個情況只會繼續惡化,因為隨著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重,65歲以上人口百分比,由近年的12%上升至2033年的27%,可以預見,繳納薪俸稅的人口比例越來越少,但同一時間,醫療、老人及相關社會服務的開支卻越來越多。一旦再遇上經濟逆轉,香港財政能否繼續維持穩健,令人十分憂慮。

面對庫房收入波動不定,政府要在不出現赤字下紓緩貧富懸殊,最簡單、最容易做的就是短期派「糖」,也由於理解這項限制,民建聯也只能負責任地向政府提出一些有時間性,數額有限的建議,包括撥款10億元設立低息貸款基金,借錢協助失業人士應付一時的緊急需要;以及撥款1億元另設一項貸款基金,協助失業人士修讀專業課程,為他們增值。

要根本解決收入與開支長期失衡,政府曾在2006年中提出銷售稅,結果因為公眾一面倒反對而告吹。不過,解決問題不會是獨步單方,事實上,政府在銷售稅拉倒之後,已提出多達10個方案去擴闊稅基,所以,公眾期望「財爺」應該有更前瞻性的目光,在預算案中交代解決這個結構性問題的一些想法和方向。不過,我估計司長今年也不會有甚麼突破性的看法。

客觀的限制任何時候都會存在,但收入與開支失衡這個死結長期未能打開,筆者認為最關鍵的還是領導人的理財觀念。

香港財政儲備約有5000億元,外匯基金儲備大約有2萬億元。由殖民地時代到回歸十多年期間,政府處理儲備的投資方式,一成不變。在今年的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曾經提出將外匯基金儲備的一部分作為主權基金,做法參考新加坡的淡馬錫主權基金或國家的黑石基金,司長沒有甚麼回應。又有議員提出,若認為主權基金的投資政治風險太高,或可把一部分撥作投資人民幣相關的項目,司長也沒有甚麼回應。

為此,我曾經在立法會挑戰財政司司長,要求他今年與市民、業界和立法會共同探討這個問題,可惜司長拒絕回應,真是另人失望。

回歸前,英國人不願將儲備作長遠打算,還可以理解,因為地方始終不屬於自己,但回歸後十多年的今天,連將如何善用儲備作為一個議題,亦不願意,便很難說得過去。

筆者認為,這是一面鏡子,反映財金官員不能與時並進,理財方針一成不變,結果就令每年的預算案焦點,始終離不開是否派「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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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區更新應有持份者的參與
2010年2月11日

馬頭圍道「樓」意外,震驚全港,意外亦揭示了香港舊樓失修的潛在危機,弱勢社群的無助。老業主及窮租客成了社會的「孤兒」,要獨力面對樓宇失修,管理不善等問題。

事發現場的唐樓群,住的大多是租客,絕大多數屬於基層勞工。他們選擇住在土瓜灣舊區,未必是其本身意願,只是因為該區租金特平,或者因要在附近返工返學,所以因利成便,遷入舊樓。要求租客參與大廈管理是不切實際,因為他們只是「過客」心態,唯一的希望,就是盡快上樓。

舊樓生環境惡劣,垃圾堆積、滲水、僭建問題嚴重、牆壁天花剝落,加上單位間隔被改動情況十分普遍,威脅住客安全。就如今次塌樓意外的45J,地下單位的主力牆,就懷疑被人非法拆除。

對於一些對社區有感情的老業主,即使他們有心,但無力處理複雜異常的大廈管理問題。所以,無法團、無管理、無保安、無維修的「四無」大廈長期存在。縱使政府大力催谷,通過威逼,發出維修令;或利誘,通過不同機構、不同部門提供的財政資助,都沒法大幅改變現實舊樓的環境。

筆者估計,即使政府再努力,那怕是發展局林鄭月娥局長在立法會表明會全力做好舊樓工作,舊樓失修情況普遍,始終是難以改變的現實。根據政府資料,香港樓宇的設計壽命以五十年為標準,加上鹹水樓工程時有所聞。所以,街坊望穿秋水,就是等重建的一天。

街坊不但希望,甚至是主動爭取市建局「插手」重建。他們曾為此約見市建局,希望直接表達訴求,可惜對方始終拒絕,令居民十分失望。

市建局成立時有四個使命,即「4R」,重建、復修、保育以及活化舊區。不過如果問大家市建局在過去十年的成績,就好似得1R,就是獨沽一味的重建發展,而且所選擇的地點都是「市區地王」,發展密度亦不比私人發展商低,建成的住宅成為屏風樓,計畫徹頭徹尾成為地產項目。為此,社會對市建局有「強搶民產」、「文化推土機」、拆散家園、破壞社區網絡的指責,也就不足為奇。

過去多次事件,都反映市建局所到之處,激起不少反對聲音,例如上環嘉咸街計畫、旺角波鞋街、灣仔喜帖街等,都是這類指控的典型。

為甚麼這麼多不滿?這麼多投訴呢?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市建局的「黑箱作業」。

第一個「黑箱作業」是市建局不以舊區居民意願作為主要考慮,所以出現嚴重的錯配。土瓜灣居民多渴望成為重建,但他們偏選喜帖街,選上環。

第二個「黑箱作業」是單一的發展模式。現在市建局必須收回所有業權才發展,居民只可選「賣還是不賣」,不可以選合作發展,舊樓業主無法合理分享市區重建後的經濟成果是衝突的主因。若然市區重建局在策略檢討時不考慮把居民作為合作夥伴,是無法加快市區重建的步伐。

市建局任重而道遠,要真正推動市區更新,必須顧及持份者的利益與需要,以及讓他們有更大的參與,並結成合作夥伴。

香港目前有四萬幢私人樓宇,樓齡超過半百的約一成,大約四千幢,而往後每一年,我們將會有另外五百幢樓宇達到五十年的樓齡。所以舊樓問題是城市的計時炸彈,為了有效拆彈,市建局必須調整策略,重新上路。


市建局不要當地產商
2010年2月4日

紅磡馬頭圍道整座樓宇倒塌,震驚全港。筆者先要向四名死者致以深切哀悼,祝願兩名傷者早日康復,以及六十多戶共約130名災民盡早重過正常生活,並向拯救隊伍致敬。

很多人質問:「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為何都會『冧樓』!」箇中原因,仍有待當局深入調查。但「冧樓」後的首要工作,應是善後。今次的災民,基本上是租客,不少是新移民、長者、少數族裔人士等,都是基層勞工。居於上址,都因租金較平,而且返工和孩子返學就在附近。他們在頃刻之間流離失所,境況徬徨,期望可以原區安置,也屬人之常情。

農曆新年將至,筆者期望房署可以因應他們的特殊情況,加快審批程序,即使資產或收入輕微超出申請資格,也以恩恤理由,安排他們上樓。與此同時,附近未有封閉的唐樓住客,若他們不再願意居於上址,筆者也希望當局可以特事特辦,體諒他們的惶恐心情,多提供一個選擇,盡量提供恩恤安置。

為讓其他舊樓住客安心,林鄭月娥局長承諾在一個月內,巡查全港4000幢樓齡50年以上的大廈。筆者希望屋宇署除了按一貫做法,巡視大廈外牆及公共部分,若然發現結構有被改動,就應進入大廈內或單位內詳細視察,使巡查更嚴謹。

事實上,舊樓內部間隔大兜亂十分常見,一個單位「間」成多間「套房」出租等。單靠外觀,無法得知,所以,政府計劃推出的強制驗樓計劃,有需要把主要改動樓宇結構,列入檢驗範疇。然而,檢驗只屬事後行動,並非源頭處理,所以,為了防範於未然,當局要想想怎樣監管結構的改動。

怎樣防止同類慘劇發生?這個問題相當複雜,也不是一篇短文能夠全面交代,筆者只能在以下概括其中幾個重點。

香港有不少舊樓無法團、無保安、無維修及無管理,今次的塌樓、連同早前的鏹水彈、「一樓一鳳」及吸毒者等治安問題的根源,都與這些「四無大廈」有關。這類舊樓,連最起碼的大廈管理問題都無法糾正,更遑論維修。今次慘劇後,當局不能再容忍這批「城市炸彈」存在,應該有新思維,一旦涉及公眾安全,在非常時期,應委託管理人代為管理或聘請管理公司管理這類隨時變成「危樓」的「四無」大廈。

舊樓問題涉及部門相當多:屋宇署、機電工程署、水務署/食環署、民政署等,部門各自為政,互不協調,衍生出很多老大難問題。其實,舊樓問題肯定比樹木多而繁雜,既然樹木都有專員專責處理,政府應該考慮是否有需要設立舊樓管理專員,統籌現時各部門的工作。

大廈管理是專門學問,業主需要專業人士提供協助,不能完全依賴政府部門。但要全面提升物業管理水平,卻很視乎當局的決心,是否有決心推行物業管理公司發牌制,將大廈監管質素納入規管?是否有決心成立「樓宇事務審裁處」,以解決現時大廈管理糾紛需時冗長,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政府也不是沒有發現舊樓的問題,故此最近推出強制驗窗、驗樓計劃。問題是現存舊樓數目眾多,加上按年遞升,而驗樓計劃每年只巡查2000幢舊樓,要舊樓全數驗妥,要花很長時間;另外,正如上文提及,檢驗範疇未包括樓宇結構,若然將檢驗範疇擴展,當局會如何跟進,屋宇署如何配合?有甚麼機制去監管影響樓宇結構的改動工程?這些問題,政府必須清楚交代。

長遠來說,巿建局要履行社會責任,不能專揀地價高的地方重建,而對真正有需要重建的舊區撤手不管。此外,市建局亦應有更多的靈活方案,多聽舊樓業主的意見,包括採用"由下而上"的方式,由舊樓業主作主導,在取得一定的業權同意後,主動邀請巿建局進行重建。否則,市建局只會淪為另一個地產商。


 

奪命慘劇不能重演!
2010年2月2日

香港原來還會「冧樓」。首先向塌樓事件中的4名死者致以深切哀悼,祝願2名傷者早日康復,以及60多戶共約130名災民盡早重過正常生活。

「冧樓」災難的真正原因,還在調查,是否因裝修破壞結構,導致舊樓極速倒塌,言之尚早,但鐵一般的事實是屋宇署在「冧樓」前不足一個月曾經巡樓,並無發現即時危險。所以,政府事後亡羊補牢,安排在一個月內巡查全港4000幢樓齡50年以上的大廈,以確保舊樓結構安全,但市民真的就會安枕無憂?

有報導日前引述專家警告,「冧樓」意外旁邊的唐樓群出現不少新裂痕,「已經不能住人」,當局為了令市民放心,必須承諾巡查時除了靠「目測」公用部分和外牆外,一有懷疑,必定會仔細檢測單位的內部結構,否則,再多的保證,再多幾趟巡樓,全港一百多萬舊樓住客,始終枕食難安。

除了粗疏的驗樓程序,屋宇署懶理「維修令」的跟進,也是舊樓環境普遍惡劣的原因。以筆者服務的九龍西區為例,區內舊樓處處,大廈接獲維修令和修葺令,可說司空見慣。問題是部分業主對命令愛理不理,而屋宇署又一拖再拖,即使採取行動,也動輒是三五年之後。屋宇署必須改變這種被動的做法,確保發出的維修令要及時執行,否則等同懲罰「聽話」的業主,更將舊樓住客的安危置之不顧。

日前就有報導指屋宇署早知「冧樓」現場附近兩幢舊樓失修,並於去年初發出命令,以大廈「可變得危險」為由,要求業主維修。可是,維修最後限期至今已過了超過5個月,署方仍未採取任何行動。很明顥,若署方任由情況繼續,輕則外牆批盪剝落擊傷途人,重則「冧樓」奪命慘劇隨時重演。

「冧樓」也帶出目前單位內部進行改建、分拆房間等工程「無王管」的問題。無疑,政府今天會向立法會提交《2010 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提出強制驗樓和強制驗窗計劃,不過,草案存在兩大問題,其一是強制驗樓後,如何善後,會否令部分貧窮的舊樓業主負擔不了維修費用;其二是草案不會檢驗樓宇內部結構變動。

社會上有聲音要求加強對上述工程的監管,筆者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就界定這類工程與業界取得共識,政府有必要把握機會,把何謂改動樓宇重要部分與業界磋商,將目前的混亂情況納入規管,以回應市民的訴求。

筆者一直關注「四無大廈」,今次慘劇便是問題一個不幸的延伸。香港有不少舊樓無法團、無保安、無維修及無管理,導致問題叢生。今次的塌樓、連同早前的鏹水彈、「一樓一鳳」及吸毒者等治安問題的根源,都與「四無大廈」有關。許多無業主立案法團的舊樓,連最起碼的大廈管理問題都難以協調,更遑論維修。問題是舊樓數字與日俱增,失修舊樓問題愈遲解決,禍患只會愈大。

今次慘劇後,當局不能再容忍這批「城市炸彈」存在,繼續危及市民生命。政府應該有新思維,一旦在公眾安全的前提下,應該考慮委任代理人去管理大廈。

最後,針對塌樓現場附近的唐樓群,無論政府如何巡查,如何修修補補,都不可能有人心甘情願入住,筆者認為市建局應顧及居民的這些想法,認真考慮以此作為一個試點,與這些舊樓的業主共同商討,如何將上址重建。


 

勿讓「五區」公投撕裂中央與香港的互信關係
2010年1月28日

一句「五區公投,全民起義」,中央被逼出手,發表嚴正聲明,繼而引發一番「口誅筆伐」。有立法會議員化身正義之士,企圖塑造成願意為推動香港民主進程而犧牲,為取銷功能組別而辭職。香港的政治文化,議會運作走到如斯地步,實非香港人之福,我作為議會中人,無可奈何之下,只有選擇在今天的議事堂,以行動表達不滿。

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否有人為了一己私利而扮演烈士,大家要擦亮眼睛看清楚。

「公投」、「總辭」的最大得益者,肯定是社民連。首先「總辭」是社民連把台灣民進黨陳水扁的政治技倆引入香港,他們提出所謂「公投」,已收「先聲奪人」之勢。再者,社民連三位辭職議員可利用補選,提高知名度。其副主席亦因「公投」議題,大大提高其政治本錢。

縱觀社民連三子一年以來在議事堂的行為:由「擲蕉」、「粗口辱罵」再到「總辭」,可謂無人不認識。無論補選結果如何,他們已坐穩激進派「龍頭」大哥的地位,距離在日後立法會選舉中每區能穩取一席的目標不遠。

這是比例代表制的現實,政黨不一定要以多數市民利益為前題,只要每區爭取到部分,甚至10%選票的支持,便可穩守議會內「中型黨」的地位。民主社會不能阻止政客不負責任的行為,而損失的卻是香港市民。

「五區公投,全民起義」,加深中央對香港的疑慮。我從不相信香港人會勾結外國勢力顛覆國家,但觀乎社民連近日的行徑,我擔心有更多人相信一種說法,就是有人以香港作為顛覆國家的基地,此舉肯定無助於民主向前,加上今次得到表面看來相當「專業」、「中產」的公民黨結盟,令中央戒心更大。

事件最令人不滿是有人誤導市民,披著公義的外衣,以辭職為手段,「公投」作包裝。《基本法》從來沒有授權香港有公投創制權。補選就是補選,是候選人的選舉,跟議題掛鉤的公投不能混為一談。

第二項不滿是有人用公帑達致一己的政治目的。辭職議員要求選民重選他們返回議會,目的是提升其政治本錢,這根本是勞民傷財,多此一舉,行為既不負責任,也造成了起碼一億五千萬的公帑浪費。

第三項不滿是有人自編、自導、自演整個補選成敗的規則。「公社連」將五區補選上綱上線,定性為所謂的「公投」,拉所有人“落水”,任何參與者無論立場如何,都會被標籤為參與「公投」。可笑是「公社連」自訂遊戲規則:第一是五區得票總和超過每區建制派最高票候選人的總和;第二是投票率目標訂為五成。

香港選民登記率約五成,若投票率達五成,「公社連」候選人又取得五成選票,七除八扣,即全港只要有12.5%人同意,就通過所謂的“公投”題目;另外,過往立法會選舉結果清楚反映,反對派和建制派得票的「6‧4比例」相當穩定,難有大變。

可見,「公社連」要通過所謂的「公投」方案,十拿九穩,令人因此懷疑,「公社連」搞的一套遊戲規則,並非真心推動議題而寧願放手一搏,反而是因為怕輸而機關算盡。

退一步來說,不討論諸位辭職議員的政治動機及自編勝負規則,最重要是整個請辭、「公投」、「起義」會加深社會的兩極化,撕裂香港市民及中央政府經過十多年之間所建立的互信。2017年普選特首的承諾是人大經過深思熟慮後作出的莊嚴決定,得來不易。現在香港政制發展處於十字路口,不斷分化社會,是有利還是有礙民主發展,大家心中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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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公眾參與,還要理順政治參與
2010年1月21日

經過24小時的馬拉松會議,財委會以31票對21票,通過高鐵的撥款方案。雖然通過了撥款,但筆者沒有甚麼興奮。

事件的爭議,不單單在於是否興建高鐵,議員審議的亦絕不只是高鐵項目,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政府分配資源的優先次序。會議廳外,政治體制未能妥善理順民意的一幕又一幕,大大地放大在七百萬人面前。會議廳內,政府、議員、市民之間的不信任也表露無遺。

有評論指在皇后碼頭事件後,政府未能汲取教訓,透過公眾參與的模式,在政策制訂初期,吸納民意,以避免在關鍵時期爆發爭拗,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不過,這個說法有欠公允。縱觀過去兩三年的發展,政府,尤其是發展局已經有所改變,採用公眾參與作為項目的既定模式。本人亦曾直接參與九龍發展(啟德機場舊區)及中環填海新區的公眾參與活動。此外,發展局早前主動就市區重建進行策略檢討,同樣採用公眾參與模式。

可惜,這套模式未有全面推行。運輸及房屋局在處理今次“高鐵”事件,便沒有採用。“諮詢不足”不但壯大反對力量,亦成為反對者一個強而有力的理由去反對撥款。高鐵總部設於九龍西,得益最大,受影響也較多。在工程期間,交通擠塞,以至如何處理地層被徵用等,居民的不滿和不明,等如擴大反對者的隊伍。我期望政府整體,包括運輸及房屋局能汲取教訓,日後在推行其他項目時,全面落實公眾參與。

不過,有了公眾參與,是否就能避免所有爭議和衝突呢?我看不是。

按筆者近距離觀察今次“高鐵”事件,部分人士將高鐵項目說成是政府政策向有錢人傾斜,向利益財團傾斜。推而廣之,不只高鐵,近年每當社會出現爭拗,部分人士總會將“貧富懸殊”、“官商勾結”、“政治權利不平”掛在口邊,將這些因素與事件綑綁在一起,說成是爭拗出現的根本原因,藉此爭取更廣泛的支持。

這團火一直燃燒。大家心裡都明白,今日的高鐵,明日的最低工資,然後是政改方案,“惹火”項目接踵而來,筆者可以斷言,一定有人將這些項目與社會的不公平,政治的不公平緊緊連在一起,也肯定會不斷壯大反對力量。

所以,單靠“公眾參與”不能完全處理社會上的不同聲音。因為任何政策,任何形式的參與都會有不同意見,也有受影響人士,唯有透過完善“政治參與”,才能有效吸納和疏導不同聲音。

縱使如此,大家亦要明白有了平等的“政治參與”,並非所有問題就可迎刃而解。眾所周知,“黑金政治”仍然廣泛存在於台灣的選舉;而美國的貧富懸殊問題仍然嚴峻,這些社會現象,總不能完全歸咎於政治不公平罷!

“高鐵”事件後,香港的政制究竟走向更保守,抑或更開放,還是未知之數。筆者只知道以現在的政治參與模式,即政府有權無票,議員有票無權;政府貫切行政主導,但立法選舉是比例代表制的情況下,香港肯定裹足不前。不單是政治體制無法向前,經濟及民生項目亦同樣連在一起,寸步難行。

日前,香港又再次被選為最自由的城市。最自由的地方,理應是最具創意,最具生產力的地方。筆者與各位讀者一樣,期望香港的傳奇可以延續,但這並非必然。日本經濟在低谷徘徊了二十年,至今未見起色已說明一切。在商業社會中,最差的不是錯誤的決定,而是“不作決定”、“停滯不前”,尤其是香港面對的競爭者是決策靈活,行動迅速的中國及新加坡,所以,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一日不解,前境實在令人擔憂。


  A practical way to implement electoral reform and serve progress
15 Jan 2010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ver 50 percent of the respondents supported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plan proposed by the SAR government despite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 people found the proposed plan “not ideal”. Only 29.5 per cent of the 1,007 polled agreed with the opposition camp that the proposals are “a step backward”, while 40.3 percent saw them as “a step forward”.

We have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in fact, Hong Kong is not an independent place. In order to take a step forward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we have to get the agreement or consensus from two-thirds of the legislatur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general public. Most important of all, we have to work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Basic Law and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Universal suffrage is clearly specified in the Basic Law and the only thing to answer is how to achieve it, given all the above-mentioned constraints, plus our need to comply with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Law.

The two major decisions that must be made before the end of the consultation period are how to realize the selection and election by universal suffrag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for 2017 and 2020, respectively; 2012 is only the midway stop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That is, if we cannot move forward, there is a chance that we will be challenged for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requirement for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Hong Kong to take this step forward.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2012 is the only midway stop and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to expand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committee before 2017.
For the realization of electing the LegCo by universal suffrage, there remain two midway stops: 2012 and 2016. Practically speaking, if we want to move forward, we have to get two thirds of members of the current LegCo to agree. Any proposal to abolish or curtail the rights of the existing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s hardly believed to be able to get the existing members to agree.
The other way to progress is to expand the numbers of voters in each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in order to make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more “democratic”.

According to the proposals put forward by the government, the LegCo in 2012 will have 10 additional seats, half of which will be directly elected and the other half allocated to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he new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will be elected by elected District Council members from among themselves.

This is not a prefect proposal, in the sense that it does nothing to change the composition and election method for the existing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However, the proposal is practical in that it is easier to get support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as all are involved in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s as well as from existing legislators, since their interests are not affected. It is definitely a forward-moving proposal.

Some do not agree with allocating the new seats to the District Council and suggest allocating those new seats to other new sectors such as the civil servants sector,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which employ more than 100,000 workers. Others have asked me why there are no representatives for housewives and the unemployed or even retired people in the LegCo. Views are divided in this regard. But most importantly, the public in general will not agree to creating new sectors unless everyone has the same right to participate.

Some commentators are against the allocation of new seats to the District Council because they believe most of the district council members are not well qualified and will make the LegCo a place for district affairs. Working as a district council member and with other district councilors for more than 10 years, I find these comments unfair and prejudicial to district councilors. All directly elected district councilors are accountable to their residents and the Hong Kong people in general. They are being closely watched by the media and voters of their constituencies. As long as the rules are set, voters will chose the right candidates based on what they have done in the past and what they pledge to achieve as voters know that those selected have a relatively good chance of becoming legislators.

Therefore, the proposal put forward by the government is a practical solution to allow democratization of the LegCo to move forward. I cannot think of any other method that is politically achievable.

The SAR Government has resolutely decided to exclude appointed members of District Councils for both its proposed new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in LegCo and the expanded Election Committee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These arrangements are definitely steps forward as compared with the proposal put forward in 2005.

Whether or not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in LegCo should be abolished is not a matter to be dealt with during this consultation. We still have six years to go before we reach another midway stop, 2016, before 2020. Today,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s for us to make are what electoral arrangements should be adopted in 2012 for both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LegCo. Let’s move forward and discuss that; we have already missed one opportunity.


 

珍惜機遇 發展高鐵
2010年1月14日

立法會財委會本周五、周六已預留兩天,繼續審議高鐵項目。計及過去兩次財委會,高鐵的馬拉松會議已開了10小時。審議時間之長,相信是立法會的記錄。

高鐵事件令立法會內外充滿火藥味,遲遲未能表決。一方面是挑戰議員的忍耐力,另一方面,議員也是在測試市民對於議會“議而不決”的底線。

在一個特別財委會上,詹培忠因不滿議員“拉布”先發難,最終演變成議會內“手指對手指”,以粗言穢語互相對罵。被報章形容為立法會之恥。會議尚未完成,議員先在市民前醜態盡顯,嚴重打擊立法會整體形象。

上週五,財委會會議結束後,再有議員“忍無可忍”與主席理論,不滿主席故意不為會議定下投票時間。

財委會為立法會最後把關的委員會,是政黨、議員最後表達立場的地方。過去大量複雜的項目,也不需要徹夜開會,原因很簡單,有關項目必須“過三關”:即先到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反覆討論,若然是工務工程,需再到“工務小組”,然後才到財委會表決。

政黨、議員在工務小組、財委會前,有責任掌握大部分資料。以高鐵為例,政府經過“鐵路事宜小組” —“工務小組”—“財委會”,前後經歷5年有多。而高鐵總站設在西九龍,政府也早在96年初已經提出,各界關注這個項目的人士必定知道,若要提出反建議,必須要負責任地在合理時間提出。

上周提出超過7成問題的議員,早已表態反對項目,所以提問只是為了達到其他政治目的。無論官員的回覆如何,也改變不了他們的投票意向。撥款至今拖了四周,最受影響的當然是廣大市民和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事件反映特區政府無法駕馭當前的政治局面。運輸局早在政策制定初期,未能發動市民熱烈參興,又未能引導及掌握民意,使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受到嚴峻的考驗。

假如現在否決政府方案,效果不是支持“錦上路”,而是把整個高鐵項目“推倒重來”。除了“錦上路”方案外,市民問我為甚麼高鐵不能建在“紅磡”、“啟德”,或其他新界的地方呢,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香港會失去連接高鐵的黃金時間。

669億元是龐大的金額,而高鐵亦是一項龐大的投資。投資的目的,是為了香港未來。香港是一個成本高的地區,經濟能否維持高增長,實有賴香港能否為國家提供適切的服務。

今年是「十一‧五」規劃最後一年,「十二‧五」規劃快將出台,國家要維持高的增長,必須發展中部及西部城市。而第一個完成的高鐵車站在武漢,而武漢到廣州只需要三個多小時,只及現在的三分一,而武漢市已表示會爭取到北京的高鐵在今年年底通車,明年再開通武漢至上海段。

反觀香港,即使今天通過建高鐵,仍然要2015年才接上國家網絡,只可算是“及時”惠及全國高鐵網絡,再等只會是香港的損失。

中西部的崛起是未來發展的重點,而中西部發展的其中命脈是高鐵。所以,香港參與中西部的建設是“機不可失”,再磋跎歲月,損失的是香港人。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香港的資金、專業人才在今天中國的發展已經不再是“天之驕子”,若然香港自己放棄這個黃金時機,不能俾益的只是香港人。

香港參與與否,國家的高鐵網絡都會建成,國家在未來仍然會以高速發展,請珍惜機遇。


給“八十後”寫的
2010年1月7日

年青人激情,以行動表達不滿,以行動爭取心中的公義。年青人激情,沒有錯,誰沒激情過,尤其是年青時候,我也曾經為社會的不公而氣憤、流淚!

但激情的同時,要學會尊重別人的意見。部分“八十後”採取激進的行動反對高鐵,因為他們相信高鐵是“益”有錢人的建設,又不想見到菜園村被毀。

“八十後”生於繁榮,物質不缺,個人主義較濃。“八十後”有權激情,但年青人要學會包容,生活在一個七百萬人的社會,可能有七百萬個意見,與你意見不同的,你都要學會尊重,不能動輒以“語言暴力”處理。

那天,你們包圍立法會,表達反對意見,凡是與你們不同意見的議員發言,你們大聲疾呼,用盡一切難聽的語言辱罵。

做議員,我不怕被罵,也會對自己投票負責任,今天不是講高鐵的事,而是我十分痛心你們不能包容,尊重不同的聲音。

除了“語言暴力”外,每個人都要學會從別人角度去想想,要了解為甚麼有不同聲音,你們可以不認同,但要接納社會本來就是由不同的個體組成。

真正的言論自由,是包括基本的尊重與包容,不是透過“語言暴力”。近來,“語言暴力”不但在議會時常出現,年青人喜歡的網絡世界也不時發生欺凌事件。

其實我非常擔心,從而想到青年人不懂得把尊重和包容帶到工作中。有僱主反映,香港青年人不肯捱苦,工作態度不及國內學生積極,這些聲音敲響了警號。

對於這個警號,年青人要深思,特區政府更要深思。

歸根究底,年青人最需要機會。在這一點上,“八十後”與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沒有甚麼分別,目標都是將餅造大。

為年青人創造機會,特區政府做得很不足夠。最簡單莫如大學資助學額,竟不及適齡人士的兩成,其他八成多年青人,只有自求多福。部分入讀自資的專上課程,畢業時人人揹上十多廿萬元的學生貸款;其他則要提早走入社會,好運的成為低學歷,低技術的基層勞工,運氣差一點便要長期身處失業大軍。

數字說來有點悲涼。15歲至24歲的失業率達15%,其中,15歲至19歲的年青人,失業率接近3成,等如每4個年青人,便有1人找不到工作。問題之嚴峻,已非單靠勞工及福利局之力可以解決,而勞工署推出的“青見計劃”、“展翅計劃”更只是杯水車薪,措施軟弱無力。

青少年是我們的下一代,也是最有創意、最具活力的一羣。但當他們連工作也找不到,要他們看到未來的方向,定下人生目標,不是有點強人所難?說得遠一點,年青人以請食“K仔”作為社交手段,又認為只要有錢賺,援交沒有甚麼大不了的想法,難道與年青一代對未來完全失去信心沒有關係?

特區政府並非對問題不知不覺,也明白年青人的問題和處境,只是沒有將此放到最高層次,以新思維來解決。筆者在去年《施政報告》辯論中,已提出單靠勞工及福利局是不全面的,亦提及杭州市政府建立了6個高校創業區,提供資助及小額貸款予當地青少年創業,為社會創造了就業機會,也為社會創造了財富。筆者說出這些例子,不是要求特區政府照搬,而是希望當局以同樣的誠意,因應香港的情況,構思出真正為香港年青人提供的機會。此外,政府當局也應考慮帶頭聘請這批年青的新力軍。

為年青人提供機會十分關鍵,對香港的長遠發展以至社會穩定都絕對重要,不能單由勞工及福利局一力承擔,特區政府應該特事特辦,各決策局都應該在本身負責的政策範疇內提出措施,協助紓緩這個日趨嚴峻的社會問題。


為消費者設下基本安全網
2009年12月31日

元旦開始,香港的民事訴訟程序有重大的改革。就是在對簿公堂之前,訴訟雙方必須先嘗試調解,藉此鼓勵市民採用較合乎經濟效益的調解,避免耗費時間與金錢去「打官司」。

「打官司」經常被指為有錢人的玩意,所以筆者支持引入調解制度,為消費者以至投資者提供簡便的途徑去追討損失。正如筆者上周在此提出,香港雖然號稱購物天堂和國際金融中心,但損害消費者和投資者的事情,每時每刻都在發生。正如早前發生的亞洲果業事件,就令部分投資者對目前制度失去信心。
集體訴訟值得考慮

目前,投資者要與金融機構展開訴訟,很大程度要付出真金白銀,反而消委會就設有訴訟基金,為消費者提供經濟和以至法律協助。

然而,有了訴訟基金,是否就為消費者設下基本的安全網?

要申請訴訟基金,與民事訴訟的新安排有點類似,必須先經調解,無良商人就懂得鑽這空子。筆者早前協助的一批纖體瘦身苦主,曾不只一次獲告知纖體公司願意和解,結果兩個月後,和解沒有下文,苦主最終都要靠訴諸法庭取回公道,期間當事人已被折磨至心力交瘁,大大打擊他們的決心。

即使進入正式申請程序,要獲審批也非易事。訴訟基金成立十五年以來,獲批的申請只有三十二項,即每年平均只有兩項,對比於每年數以萬計的求助個案,訴訟基金的作用可說似有若無。在這種情況下,試問小市民怎樣去追求公義?苦主若以法律行動尋求索償,難免要拿出真金白銀,個別當事人即使勝訴,追討回來的賠償,絕不足以抵上付出的精神心血;萬一敗訴,更連金錢也要賠上。

上月,法改會提出諮詢文件,建議為香港引入集體訴訟,筆者認為值得考慮,因為有助平衡消費者面對企業時的弱勢,但預計社會對此會有一番討論,部分評論擔心制度一旦落實,香港會像美國一樣湧現大量相關訴訟,虛耗社會資源。因此,要在短時間內扭轉目前消費者權益不受保障的情況,不能依賴集體訴訟的落實。筆者促請政府積極考慮以下中、短期的改善措施。

中期而言,筆者建議授權消委會作為代訴人,代表消費者向法庭提出追討,既可以解決消費者一旦敗訴,要負擔高昂訟費的憂慮;同時又可以為大部分未能主動提出訴訟的消費者,尋求法律上的補償。澳洲的「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就可根據《一九七四年貿易行為法》,在取得消費者同意後,直接代表他們向法院起訴,向不良商戶追究民事責任,為消費者的損失作出補償。

短期而言,筆者認為首先要擴展《商品說明條例》至包括服務的提供。說來有點可笑,服務業佔香港GDP約九成,但保障消費者的《商品說明條例》竟然未有涵蓋服務業!政府早前總算答應修例,堵塞漏洞;第二是規定有關會籍、套票及其他預繳式服務合約,引入冷靜期,這方面已有很多評論,毋須在此重複。

筆者想特別指出的是消委會的點名制度。公開不良銷售手法公司的「黑名單」,總算是消委會對付無良商人一種「無辦法之中的辦法」。然而,由於消委會不受免責條款保護,萬一有所差池,隨時被人「反咬」指控誹謗,所以消委會運用權力時,門檻甚高。以至大部分銷售手法有問題的公司,仍可繼續經營,誤導更多消費者跌入陷阱。此外,即使被公開點名,對於公司以至負責人的註冊、續牌,完全沒有影響。

所以,在保障制度不健全,法例不完整之下,消委會即使再有心,最多也只是「無牙老虎」,如何強化其角色以真正為消費者提供基本的安全網,就要靠政府的誠意和決心。


 

(RTHK 3) Letter To Hong Kong
27 Dec 2009

While I am sitting here at the RTHK studio and as you are listening to me in the comfort of your home or your car – and perhaps enjoying a nice hot cup of chocolate, there are many who are cold and hungry. And there are many more who are unable to enjoy this festive season because they are busy – busy at making ends meet; busy at working so as not to lose their jobs; busy at struggling with poverty.

For a city home to the world's most expensive homes, it is really a shame to see people forced onto the streets without homes and it is heart-wrenching to see families paying luxury home prices to be squeezed into shared flats.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a few years ago, Hong Kong has at least thirty-one thousand shared flat households. Their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is thirty-four hundred dollars a month. More than half of these tenants use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ir meager income – thirty to fifty percent – to pay for their living space. Sixty percent of these shared flats can be found in the Yau Tsim Mong, Sham Shui Po and Kowloon City districts.

Actually, "shared flats" is not a good translation or description for "板間房" . Translated literally as rooms separated by boards, these tiny tiny spaces of no more than 100 square feet are rented to entire families. They are called shared flats because each flat is divided into as many as twelve sections, housing twelve families. Not only are they claustrophobically designed, they have poor ventilation and bad sanitary conditions. These urban slums are so neatly squared away inside old buildings that their tenants are easily forgotten. But every now and then, especially during the heat of our hot summers, we hear of elderly tenants dying from the heat because an average shared flat is two to five degrees Celsius hotter than the outdoors.

In the last policy address, the Chief Executive used the need to develop six industries as an excuse to not offer the disadvantaged the helping hand it desperately needs. I support government policies aimed at balancing what traditionally had all been slanted toward on either property or finance industries. Improving Hong Kong's economic structure or GDP is one thing; creating a more healthy wealth distribution is another. When the boat does not end up lifting all tides, so to speak,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ould only become greater. We may be able to have a greater GDP. Numbers mean nothing if the poor are getting poorer.

Since the handover, Hong Kong's GDP has grown 34 percent. Middle of the range earners have not seen increase in their wages; the lower 30 percent are earning less. No matter how bullish the market is, or what new record the Hang Seng reaches, or how many property transactions we have, it is getting harder for the poor to escape poverty.

In our fight against poverty, there are definitely more the government can do; and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women in poverty. According to numbers released by the Census Department this year, men in the workforce earn 40 percent more than their female counterparts. For those whose earnings amount to less than five thousand dollars, eight out of every ten are women. Training programs may help but the government must heed to the problems faced by working mothers at the grassroot level. Child care services are needed for mothers so they do not have to choose between feeding their unattended children and keeping their hungry children safe.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subsidy program proposed by the Poverty Commission (need factcheck). Unfortunately, it was a program Ebeneezer Scrooge -- before he was visited by the ghosts of Christma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would have been happy with. It was a stingy offer only available to qualified residents of Yuen Long, Tuen Mun, Northern District and Islands District.

Sham Shui Po has the lowest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in Hong Kong. In terms of needs, Sham Shui Po should have been covered in the program.

Money spent on transportation, the Census Department has found, is about the same for residents in urban or rural areas. For the government to only offer subsidy for the needy based on the district of their residence is puzzling.

Poverty is a complex issue; it is not something we can solve overnight or is it a topic I can cover in this "Letter." But this is something we should think about more often. Poverty is a problem we cannot ignore.

For the upcoming budget, I hop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can attach importance to society's duty to take care of those in need and offer the assistance some need to rise out of poverty.

And to all of you, I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I am Starry Lee – your Kowloon West Legislator


天堂中的陷阱
2009年12月24日

香港滿佈消費陷阱!消費者委員會前日高調批評9間“機頂盒”公司呃人,上門聲稱“不裝機頂盒不能收看電視”,藉此誘使市民購買機頂盒。這些新聞不是第一次發生,無良商人為求促銷,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法,時有所聞。蠱惑收費短訊令長者學生紛紛中招,被動地付出高昂費用收看一封封“情書”;纖體瘦身公司巧立明目,明呃暗騙代言人簽下不公平合約。

這些事例反映商人為求獲利,促銷手段無孔不入。筆者日前就「人對人」的促銷電話公布一項調查,發現有近六成市民曾收到促銷電話,更有逾九成人認為受到這些電話滋擾。在手機滲透率高踞世界首位的香港(100名市民有170部手機),要完全避開消費陷阱的滋擾,可謂防不勝防。

因此中招者也不在少數。根據民建聯7月公佈的“消費者權益保障意見調查”,有23%受訪者過去在香港本地消費時,曾經遇到商家誤導、欺騙、高壓、威脅、滋擾,或其他不公平手法推銷,而蒙受金錢損失;當中有8%的人最大損失高達5萬元以上。

可見,香港美其名是購物天堂,但保障消費者的制度,未符市民的期望和要求。市民在損失金錢後,往往因牽涉金額少,只會自嘆倒霉,不再追究,否則動輒打官司,即使勝訴,隨時賠償連律師費也不足夠支付,得不償失。

基於大多數消費投訴不涉及刑事,保障消費權益的工作,通通交由消委會。但消委會即使有心,但在現行制度下,最多也只是“無牙老虎”,除了公開有問題的公司的“黑名單”,以警效尤,其他可以做的不多。

即使如此,筆者也想補充。筆者一直協助纖體瘦身苦主,也有將個案轉交消委會跟進,消委會早前也曾公開纖體公司的促銷手法,可惜未有同時公開被投訴的纖體公司名稱,以至這些銷售手法有問題的公司,仍可繼續誤導更多消費者跌入陷阱。

消委會設有訴訟基金,可以資助苦主打官司,表面上似乎可以為整個保障制度作最後把關,而消息人士也曾在一篇報導以“15年內未嘗一敗”來形容基金出招“例不虛發”。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來,訴訟基金的運用“極之謹慎”,甚至可說嚴苛。

根據消委會07-08年報,訴訟基金在該年度審議了11組申請,結果否決了10組,只就一宗有關延遲完成住宅物業的個案提供資助。對比於該年度消委會總共收到3萬6千多宗投訴,基金的動用比例,微乎其微。數字顯示訴訟基金“有等如無”。

至於小額錢債審裁處,雖然可以處理不超過5萬元的錢債糾紛,只是筆者質疑實際能成功解決的個案有多少。

在現時的法例下,消費者權益的保障,某程度只能依靠傳媒!例如日前的蠱惑短訊問題,經傳媒廣泛報導下,群情洶湧,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立即責成電管局,急召各大電訊商開會,並即時達成四項原則,與業界草議實務守則。購物天堂居然要靠輿論來為消費者把關,非常可悲!

政府不是不明白現時的情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表明即將提交諮詢文件,打擊不良營商手法,筆者一方面聽其言,觀其行,希望政府盡快提出建議,同時促請當局建立全面性消費者保障制度,重點是盡快制定綜合性的《消費者權益保障條例》,堵塞現時法例零散而互不協調的漏洞;至於有關會籍、套票及其他預繳式服務合約,必須訂立合約冷靜期,讓消費者有機會停一停,想清楚,合約才生效;同時賦權消委會可作為代訴人,代表消費者向不良營商者作出追討,維護購物天堂的美譽。


 

Made with China ?
2009年12月18日

最近一段有關中國製造的宣傳短片,引起了不少關注。該片不長,只有約30秒,安排在美國的有線新聞網絡(CNN)等主流媒體播出。這段在香港被稱為 "Made with China" 的短片,令人關注的地方,除了是宣傳手法創新,也因為有人批評其內容出現文法上的瑕疵。有學者就直指 "Made with China" 的用語屬於文法錯誤,但可用於廣告口號。

宣傳國家的短片被指文法出錯,自然成為一時話題。問題似乎出在 "with" 和 "in" 的正確用法。

早在 "Made with China" 的短片出街之前,"with" 和 "in" 的交替使用,已經是英文文法的熱門話題。當中,又以"In regard to"和"With regard to"的用法,最常被人提及。

無論 "In regard to" 或者 "With regard to",兩者都是標準英文,意思大致一樣,都是「關於」、「有關」。例如:I spoke to him [in regard to / with regard to] his future.(我跟他談及他的未來)。

一個較有趣的例子是:I work [with / in] XX company。 無論用 "with" 或者 "in" 都指“我是某某公司的僱員”;不過,若用"with",可以有另一種解釋,即是“我與某某公司聯合(例如成立合夥公司)進行某些工作”。我們也可寫成 "I work for XX company" 。事實上, "I work for XX company" 也有“我直接受聘於某某公司”意思。

舉了多個例子, "with" 和 "in" 的用法似乎差不多,那麼用 "Made in China" ,還是用 "Made with China",意思沒有甚麼不同吧?事實並非如此,我認為短片之所以成功,全在於用字的精妙,一個 "with" 字,便能夠把短片的重點完全突顯,即是產品雖然在中國製造,但設計意念卻來自全世界。所以,廣告要帶出的訊息,就是中國要與全世界合作,講貿易、講配合、講協作,含義十分深遠。

筆者在網上反覆看過這段廣告,廣告出現的MP3機印著 "Made in China with software from Silicon Valley", 衣服印著: "Made in China with French designers", 雪櫃印著: "Made in China with European styling"。 "in" 和 "with" 在這裡的用法絕對正確。而在廣告結尾,畫面上 "Made in China" 中的 "in" 慢慢變成 "with",而旁白也隨之說出“Made in China: Made with the World”:這段短片的正式名稱。

為此,我想為這段短片平反。因為短片的“官方”名稱文法完全正確,至於文法有錯誤的"Made with China",不過是香港的說法。


停一停,想一想
2009年12月17日

公民黨日前宣佈將會參加五區請辭,看來這項行動事在必行,問題只是何時正式啟動。

對於公民黨的決定,筆者感到失望。五區請辭最先由社民連提出,當時已被指為行動的目的,是要爭做“民主派”的龍頭大哥,推動他們所謂的新民主運動。起初,公民黨對建議相當冷淡,對建議的效果甚有保留。後來,公民黨在短時間內改變想法。及至上周,民主黨會員大會以大比數否決參加五區請辭,並否決以該黨名義助選,公民黨面對今日這個進退兩難的局面。

筆者真不了解公民黨的盤算,與該黨現時的定位大相逕庭。參加辭職這個決定,極有可能令該黨既失去理性溫和的中產人士的支持,同時又爭取不到最激進一群的認同。況且,無論從接觸的專業人士,以至大學的民調結果,全部顯示反對五區請辭的人,遠比支持人多。

無論公民黨的盤算是不想失去民主的參與,還是真誠相信通過五區請辭,可以帶領社會走入民主的另一階段。他們決定「去馬」,各個政黨就要準備迎戰。

筆者尊重他們的選擇,但可惜這次的政制諮詢被他們騎劫了。因為當他們決定辭職時,社會的焦點就落在補選上。我當然不認為補選等如公投,因為每位曾經參與直選的人都很清楚,選民投票,總有這樣那樣的理由,所以,即使某位候選人最終當選,也無法印證選民投下的一票,究竟是因為支持某一個議題,還是因為不想這位候選人落選。在不能得到甚麼結論下,推動五區補選有何意義,值得每位香港人深思。無論原因為何,落實五區補選最大的輸家,肯定是香港市民。

第一是輸了公帑,按政府估計,補選費用最少一億五千萬元,代價高昂;第二是輸了討論政策向前走的機會;第三是輸了討論改善目前政制困局的機會。

關於第二點,每次政改方案都關係政制的長遠發展,很需要社會各界詳加討論。然而,有了五區請辭,輿論一定變焦,往後的報導和分析,大部分都會集中在各候選人的競選策略、競選活動、以至各候選人的勝算分析。對於更為重要,更需要深入討論的政制議題,方案如何優化等,不是淪為次等議題,就是被完全忽略。

然而,筆者認為最重要始終是第三點。中央承諾香港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2020可以普選立法會,不過,即使這些承諾得到落實,但香港政制的獨特設計,仍然令社會前進時舉步維艱。在目前制度下,政府有權無票,議員有票無權,議員的“天職”某程度上就是做反對黨,政府在議會內沒有忠實支持者,導致官員只「撲火」,偏重政治化妝,「做騷」成為施政重點,甚至反過來要與議員爭奪民意。在這種心態驅使下,政府除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導議題,其他都可免則免,以免挑起民怨,激化矛盾,禍及自己。

今次的諮詢文件未有包括討論如何改善現行的體制,或未有總結十年施政舉步維艱的結果。所以,即使整套方案得以落實,普選後的特首,無疑更有民意基礎,但手上仍然無票,要施政順利,仍然要靠政黨。

所以,我期望大家能停一停,想一想,因為這是關乎施政能否暢通的關鍵。


香港要有“公平待客”之道
2009年12月9日

港交所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子政在回應亞洲果業(0073)「錯盤」事件時,認為事件「非常不幸」。

「非常不幸」的金融事故接連發生。金融海嘯甫開始,2008年10月便出現中信泰富炒燶外匯衍生工具而輸掉「半邊江山」事件。小投資者一覺醒來,股價跌了一大半,不知道去那裡投訴。事件當時炒得沸沸揚揚,但一年之後的今天,政府未見任何行動,而商業罪案調查科的調查進展,公眾也茫無頭緒。

雷曼事件發生一周年,部分「迷債」事主「有幸」取回六成本金,但大量其他相關產品的苦主,仍然要四出遊行抗爭,不知何時完結。至於證監會的調查,要到明年3月才初步完成,考驗著苦主的耐性。

無疑,電盈私有化一役,散戶取得了勝利,不過事件中要有很多天時地利的配合:散戶團結、證監神勇,加上上訴庭多從小股東權益考慮,只算是個別例子。現行制度未能有效保障小投資權益的問題,未有解決。

正當證監會發出諮詢文件,希望進一步完善目前保障機制之時,最近又發生了亞洲果業「錯盤」事件。

兩天之內,本人就接獲近二百個求助,在無派單張,又無掛橫額之下,上周六舉行的遊行,短時間內就召集了逾百名股民上街抗議,足以反映投資者的憤怒。

筆者認為事件的關鍵是聯交所、上市公司、保薦人以至會計師是否有從投資者角度出發,用清楚及簡單易明的資料,協助他們有根據地作出投資決定。這個原則,不是筆者憑空杜撰,而是白紙黑字,寫在金管局因應雷曼事件而發生的報告(8.9段)。至於證監會的報告說得更加直接,指出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有“公平待客”(Treating Customers Fairly)的監管方案,方案重點,不在於市場參與者提供甚麼指引,而是投資者能否真正得到保障。

說回今次事件,亞洲果業在本月初“一拆十”,但聯交所大利市機在該股上市當日,仍然顯示今年六月底的未拆股的數據,即NAV(Net Asset Value / 每股資產淨值)是人民幣37.5元。由於資料通過聯交所發放,令很多散戶“入錯市”,連專業股評人也基於錯誤資料分析。反映問題不完全是散戶的問題。雖然聯交所事後發表聲明,指出做法不過依慣例而行。然而,十多日後,同樣以介紹形式上市的心連心化肥(1866),卻被要求公司發出最近總股本,每股盈利及參考股價的通告,這種做法上的改變,不正是反映以往的做法有缺失嗎?

大家都知道,股民買股最主要取決於兩個數字:其一是EPS(Erning Per Share / 每股盈利),另一項便是NAV。當然,投資者要對投資負責,事前也應細心閱讀招股文件。不過,經港交所審批的招股文件,未有在顯眼的位置上說明股份被分拆,加上大利市機上的誤導資料,難道聯交所可以完全卸責嗎?

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反映香港保障小投資者的機制未成氣候。

筆者多次提出,小投資者無權無勢,既無資訊,又無財力,在面對財雄勢大的上市公司或大財團時,處境十分不利。香港既沒有集體訴訟(class action),又不容許律師以「不成功、不收費」模式提供服務,投資者一旦決定打官司,也只能付出真金白銀,自求多福。

筆者經常指消委會是“無牙老虎”,不過始終都有訴訟基金,可以協助消費者通過法律途徑,爭取公義,反而證監會這個唯一處理證券及期貨業投訴的法定機構,有權調查和懲罰違規的金融機構,卻無權指令金融機構對苦主作出賠償。

香港正考慮設立金融申訴專員,筆者建議參考消委會的訴訟基金,在專員下設投資者訴訟基金,為小投資者提供「撒手」,讓他們可以申請入稟或集體訴訟形式,討回公道。至於基金的來源,則可以從印花稅撥出某個百分比成立。

香港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必須要做到“公平待客”。在眾多不幸事件之後,請讓小投資者有申訴機會。


 

Light的用法
2009年12月4日

講了很多集關於人體不同部分的idiom,今天轉為講講另一樣平凡不過的東西:光。光可以來自太陽、月亮、燈和火。假如沒有光,四周漆黑一片,甚麼東西都難以分辨,一旦有光,事物立即清晰可見,明明白白。所以,英文就有“I see your point”的說法,這裡的“see”,當然不是我「見」到甚麼,而是我「理解」你的觀點。既然有光(light)才可以看見(see),而“see”又有理解的意思,按照這個邏輯,“light”便有「理解」和「評價」的意思。

以下三個例子,"light" 以不同方式出現,請大家留心其中的分別:

1)It was only when Peter dressed up himself that Mary saw him in a different light.
彼得經過悉心裝扮後,瑪麗終於對他另眼相看。

2)I saw him in a completely new light after witnessing his dedication to the orphans.
自從親眼目睹他全情投入幫助孤兒,我對他完全改觀。

3)Whatever really happened, Susan likes to remember what she has had with John in the best possible light.
無論實際上發生了甚麼,蘇珊只記著昔日與約翰美好的回憶。

除了以上用法,"light" 也可用在 "in the light of",喻意就是顧及、鑑於,再看以下兩個例子:

4)We need to think about what should do in the light of our budget.
鑑於預算有限,我們有需要想想應該做些甚麼。

5)In the light of his little interest in the topic,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he has written so little.
考慮到他對那個題目缺乏興趣,所以他很少就此發表文章,不足為奇。

最後,當我們說某項資訊 "sheds light on" 某件事,直接的意思就是將光照射到某處。既然有光,事物自然就看得清楚,因此,"sheds light on" 的真正意思,是一件原來複雜難解的事情,因為出現了某些證據,或者通過某種創新的詮釋,事情突然變得清晰起來,例子如下:

6)Darwin's book sheds light o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eings.
達爾文的書解答了人類演化之謎。

7)The government is certain that the upcoming report will shed light on the problem of unemployment.
政府相當肯定即將發表的報告可以解開失業問題的死結。

特此鳴謝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 梁頌康 提供部分內容


 

慎防香港變成孤島
2009年12月2日

數十名市民昨天圍繞立法會大樓,高呼反對興建高鐵。在一片抗議聲中,負責審議該工程的工務小組討論氣氛熱烈,發言者眾,以至今天要加開會議,繼續討論這項涉及600多億元的工程撥款。

項目最大的爭議,其實是造價為何要600多億元。600多億元等如政府四分一年的公共開支,是否物有所值十分重要,但相關的聚焦討論不多,市民的關注反而是菜園村的「不遷不拆」,擴展至元朗錦上路的「另類方案」,以至大角咀地層收回而觸發全面收購的訴求。所以,當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上月初舉行公聽會,便有20多個團體出席,要求議員和政府正視他們的訴求。

另一邊廂,面對對這項涉及“國策”的高鐵工程,特區政府也十分緊張,以「人釘人」方式游說議員,緊密監察支持和反對票數的最新變化。

幾個月前,筆者拜會廣東省交通部。甫一開始,他們就與我們分享未來十年國家鐵路網絡大計,放在眼前的一幅圖,是一幅未來的鐵路網絡,網絡宛如蜘蛛網一般的緊密。他們很高興,很自豪地說,國家十年內的鐵路網絡肯定可以與日本和歐洲相比。話剛說完,就轉過頭來,問我們香港的高鐵何時上馬?我們頓時語塞,一時接不上話來,我們連高鐵項目何時送上工務小組也不知道。

坦白說,以國家目前的實力,在公共政策方面的落實能力,我十分相信這個蜘蛛網很快就會落實。前日,全國的高鐵系統又跨進了一個新里程,全長一千多公里的「武廣高速」開始試行。通過「武廣高速」,由武漢至廣州只需3個小時。

至於高鐵香港段,即使撥款獲順利通過,今年動工,最快也要到2015年才能完成。

令筆者慨嘆是高鐵香港段早在《鐵路發展策略2000》已經建議優先發展的鐵路項目之一,亦是前年《施政報告》公布的十大建設項目之一。期間,政府差不多每年都有到立法會交代項目的最新進展。可惜,經過了接近十年討論,香港何時與國內的高速鐵路系統“接軌”,仍是未知之數。

高鐵全長26公里,造價需要600多億元,說高鐵造價貴,筆者是同意的。不過,基建投資金額一向龐大,所以大家的著眼點,應該是工程能否做到物有所值。要評論高鐵是否物有所值,除了著眼高鐵日後的載客量或真接收益外,高鐵帶來的其他收益,包括縮短了香港與國家主要城市的距離,因而帶來人流、物流,從而帶來商機,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這些無形或者難以實質計算的收益也要一併考慮。

無疑,項目建造成是天價,但筆者多次提出政府應改變過往基礎建設需要收回成本的原則,因為基礎建設項目,尤其是鐵路項目是可以帶動周邊經濟,是香港融入珠三角生活圈的重要一步。

為了香港的長遠策略發展,筆者支持興建高鐵,但如何進一步壓縮建築成本是政府要繼續努力。不過,方案推銷過程中,的確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尤其是諮詢過程,明顯不足。大角咀居民的憤怒完全可以理解,港鐵收回大廈底下地層的決定,市民居然要通過報章報導才知道,而對於居民擔心重建價值受影響的關注,政府也只是打官腔,重申現有的機制,如果政府沒有認真考慮居民的要求,等如迫他們走向對方面,對解開死結沒有幫助。

大家不要忘記,過往的經驗清楚顯示,工程拖得越久,造價只會越高。幾年之間,政府估計高鐵的成本,已經由原來的四百多億元增加至現在的六百多億元。如果大家再不爭取時間,繼續糾纏於無盡的爭論,筆者擔心香港距離被邊緣化,變成孤島的日子,又走前一步。


建築面積Vs實用面積
2009年11月26日

隨著社會的進步,市民對城市規劃以至樓宇設計的要求不斷改變,不斷提高。回想三、四十年前建成的樓宇,這些建築無空中花園、無會所、無環保露台,除了必要的公用地方之外,建築面積就等如實用面積。這個時代的的樓宇,如美孚新村、淘大花園的實用面積高達九成以上。這些樓宇沒有創意的設計,沒有花巧,就好像一件件積木散落在社區的角落。

這些沒有性格的樓宇設計,不能怪建築師,亦不能怪規劃師,只怪香港實行高地價政策,寸金呎土,誰會願意把可建樓宇面積“浪費”而建成環保露台、豪華會所、停車場,除了無市場,更重要是不賺錢。

不過,隨著市民對居住環境配套措施的需求日增,平台花園、露台、住客會所已屬屋苑的基本設備,發展商自然不會錯失商機,為了增加新樓的吸引力,務必想盡辦法帶領社會潮流。現時新樓的趨勢便以優質服務作為賣點,將住宅與酒店服務結合。

為了回應市民追求優質建築,政府近年向發展商提供誘因,若他們建環保露台,建會所,就會送出這些樓面面積,即豁免將這些設施計算入可建樓宇面積。這些額外的面積,成為近日熱門話題,亦即是「發水」的面積。

這項政策原意可以理解,然而卻成為市民質疑是政府另一項“明益”發展商的措施。

因為樓宇呎價一直以「建築面積」計算,包括可建樓宇面積和「發水」部分,而「發水」部分是政府向發展商送出的禮物,市民卻要真金白銀買回來。有些「發水」部分的售價,例如停車場,甚至比單位的呎價更貴。

當局向發展商提供豁面安排,最不妥的地方是政府沒有通盤的考慮。政府一方面容許樓宇“發水”,卻沒有同時為“發水”部分訂下整體限制。正如發展局局長日前在立法會會議上承認,政府並沒有就樓宇項目的各項總樓面面積寬免作出統計,或者建立資料庫。在欠缺整體監察下,發展商肯定會以無限的創意,千方百計用盡這項豁免政策的所有好處。

政府對“發水”部分沒有整體的規管,其實同時削弱了對樓宇高度、體積和密度的監管。根據屋宇署的資料,有樓宇的停車場獲豁免的總樓面面積,甚至高達樓宇本身的總樓面面積約50%至110%。若任由情況繼續,“發水樓”越發越大,樓宇的體積以至高度,既會阻礙鄰近居民的景觀,更會影響通風,加速屏風樓的出現。

我認為政府最起碼要為每個項目可「發水」的面積設限,即不得超過可建樓面積例如20%,又或政府認為必須提供的設施,例如環保露台,便不應再有任何豁免,而要求發展商必須提供。

但大家不要以為限制了“發水”面積後,呎價便會下跌,因為呎價無論以建築面積或實用面積計算,都是市場供求決定,成本只是一個考慮因素,不能完全和成本掛鉤。所以,落實上述措施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一些沒有獲面積豁免的設施,規模會比現時細得多。即是說,豪華會所不見了,環保露台不再那麼大了。

此外,實用面積經過多年爭議,去年底總算統一起來,但也只屬地產建設商會發出的指引,並無法律效力。不過,比較起來,計算售樓的「建築面積」的問題更加「無皇管」,因為連一個大家公認的標準也沒有。各發展商會按各自的方程式計算「建築面積」,計算方法既不統一,又缺乏透明度,令市民難以比較。

筆者認為這種情況非常荒謬。既然市民目前是以「建築面積」付鈔,政府不能沒有統一建築面積的計算準則,讓市民在一個完全可以比較的環境下,作出可能是一生最重要的投資決定。


讓大衛能夠挑戰巨人
2009年11月24日

聖經故事中,大衛戰勝了巨人哥利亞,大快人心。然而,喜出望外的背後,正好反映這個結果,其實出乎意料:大衛應該是輸的,結果贏了,所以才令人感動。為何大衛應該輸?自然是兩者實力懸殊。

這個故事有其現實意義。香港號稱國際金融中心,又叫購物天堂,但小投資者以至消費者的處境,與大衛沒有兩樣,只是站在他們面前的不是巨人,而是財雄勢大的巨賈財閥,或者是妄顧誠信的無良商人。

筆者對於現行保障投資者/消費者的制度的確有很多質疑:明明是華爾街精英挖空心思製造出來的“毒債”,偏偏沒有監管機構能夠及時制止,令“迷債”及雷曼相關產品苦主要四出遊行抗爭,取回本金;明明是上市公司玩弄財技,偏偏沒有任何方法阻止小股東被人任由魚肉,令千萬家財“大縮水”的老伯,要聲淚俱下要求與公司主席對話;明明是纖體公司巧立明目,明呃暗騙代言人簽下不公平合約,偏偏消委會又拿他沒法,以至有代言人因無法討回七萬多元纖體費用而要看精神科醫生。

筆者不想危言聳聽,也無意一口咬定現行的保障制度已經崩潰。正如在電盈私有化一役,散戶最終取得了勝利,不過事件中要有很多天時地利的配合:散戶齊心、證監神勇,加上上訴庭多從小股東權益考慮,所以這次只是個別例子。在現行制度下,小市民要取回公道,正如大衛戰勝巨人一樣,機會百中無一。

法庭原本是尋求公義的地方,香港也一直以完善的法治制度見稱,然而,香港既沒有集體訴訟,也不容許律師以「不成功、不收費」模式提供服務,苦主即使有再多的質疑,有再多不公平的證據,一旦決定打官司,難免要拿出真金白銀,但打官司動輒過百萬元,而法援又有嚴格的資產限制,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保障,試問小市民怎樣去追求公義?況且,對於牽涉眾多苦主的個案,個別當事人即使勝訴,但追討回來的賠償,隨時得不償失,連律師費也不足夠支付。

這些死結一日不解開,大衛要成功挑戰巨人,運氣始終較公義重要。

上月,法改會提出諮詢文件,建議為香港引入集體訴訟,筆者十分歡迎。因為集體訴訟起碼可以讓小市民集合起來,凝聚足夠的力量,與企業和財團對簿公堂,藉此爭取公義,也有助打破“法律是有錢人的遊戲”這個觀念。

集體訴訟對保障消費者有著明顯的好處,因此,除了熟知的美國之外,加拿大、澳洲、內地以至台灣,對於提出集體訴訟,已有一套既定機制,或者已設下某些規定。

筆者明白,集體訴訟並非靈丹妙藥,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也可能鼓勵人們事無大小,動輒打官司,令社會付出很大代價;又或者最終只“益”了中間的律師,對小市民追討損失無補於事。這些都需要社會小心衡量,防止機制被濫用。

歸根究底,引入集體訴訟只是其中一道板斧。因為對於大部分人來說,訴諸法庭除了要顧慮經濟能力,還會因「打官司」曠日持久,期間當事人要勞心勞力,大大打擊了他們追討賠償的決心。所以,當局必須同時加強消費者委員會,以至未來金融事務申訴專員的職權,強化目前的調解和仲裁服務,讓小市民可用較便捷的方法解決糾紛。

是否要在香港引入集體訴訟,法改會已經提供了很好的起步點,最令筆者擔心是幾個月前看過一篇報導,指回歸以來,由法改會提出的報告書,超過半數石沉大海,而其中有一份關於保障消費者的報告,事隔十年仍未獲得政府任何回應。做法完全不可接受。

為了真正保障投資者/消費者權益,筆者希望當局必須要營造環境,強化小市民的力量,讓他們能夠在法律上站於一個較平等的位置,挑戰巨人,令公義得以彰顯。


Thanks, but no thanks!
2009年11月20日

Idiom講得多了,今天想轉轉話題,與大家討論一句可能是用得最多的說話。對了,就是thank you。

“禮多人不怪”。由小朋友開始,爸爸媽媽都教我們對人要有禮貌。得到別人幫忙,我們必須說句“thank you”。可能講得太多,我們有時說“thank you”,只不過是沖口而出,隨便說說,其實沒有甚麼需要感謝的地方。久而久之,“thank you”用得實在有點泛濫,用地道的說話來形容,就是已經很“行”。

當然,如果有人只是幫我們推推門,或者讓一讓路,一句“thank you”其實很足夠。不過,對於一些較為重要,較為實質的幫忙,單單說一句“thank you”,又似乎不大恰當。究竟如何恰如其分地表達感謝之情,其實是一種藝術,因為當中的用字衍詞,以至說話時的態度,都會反映出我們的心思,也會令出來的效果完全不同。

舉個例子,當你說“Thanks a lot”,可能代表你真的心存感激,但也有可能包含“多得你唔少”的意思。試想想,當阿Ken在公司會議上作簡報時,資料出現錯漏,老板誤以為是另一個同事Susan搞錯,於是在會議上公開對Susan作了一些批評。阿Ken眼見風頭火勢,沒有即場站出來認錯,而Susan又不想當眾指出老板的不是,加上與阿Ken總算有點交情,所以不便即場爆發,只有忍氣吞聲。但當Susan踏出會議室門外,滿肚怨屈,於是禁不住向阿Ken狠狠地講了一句“thanks a lot!”。這時,阿Ken再要天真,也不會以為Susan真的感激他的所作所為吧!

幸運地,說多謝的方法千變萬化。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朋友一句簡單而獨特的說話:“I can't thank you enough! You’re a gem”。坦白說,我做過甚麼令她要多謝我,已沒有印象,不過被稱為“a gem”,實在讓我有點飄飄然,樂了半天。

“You're a gem”與“You are one in a million”意義相近,都有極少、珍貴、獨一無二的含意。我想,當有人用心為你提供一些特別的幫助,她/他絕對值得你花一點心思,充滿感情地說出一句窩心的感謝說話。


 

中國應當向美國學習甚麼?
2009年11月19日

金融海嘯後美國元氣大傷,而中國經濟卻持續高速增長,實力此消彼長之下,就任不足一年的美國總統日前訪問中國。就在“胡奧會”前夕,美國《時代》週刊以「美國應當向中國學習的5條經驗」為封面專題,說美國應當學習中國“雄心壯志、重視教育、照顧老人、大量儲蓄、放長眼光”等五條經驗。 

筆者認為這個說法頗值得玩味。美國的《時代》周刊被認為是當代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雜誌。她對中國的態度,一直是輿論的風向標,能夠準確反映西方民意。所以,內地學者曾對該周刊的封面做過一些分析,結論是西方媒體對中國領導人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取態。1949-1978,國家成立初期,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領導人被刻意妖魔化。1950年,韓戰爆發,解放軍與聯合國軍隊開戰,而12月的《時代》週刊的封面(圖),不需細看文章,單看封面,已令讀者對毛澤東產生厭惡的感覺,充分顯示美國敵視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及領導人。

1978-2000年,國家處於開放改革期間,每當中美兩國領導人會面,《時代》總會在封面將他們放在一起,例如小布殊和江澤民,也只有在這些機會,中國領導人才不致被“矮化”處理。第三階段是2000至現在,隨著中美關係轉調升溫,《時代》對中國領導人的處理也比較客觀真實。2002年,中國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即將訪問美國,4月的《時代》封面採用的照片(圖)就相當正面,頗能反映胡錦濤親切而自信的一面。

所以,當看到最新一期《時代》說美國要向中國學習,筆者認為是態度上一個大轉變。其實,這個轉變十分微妙,美國從來都是「世界警察」,在亞洲更有日本作盟友,但自從日本民主黨執政後,他們亦要微調與美國的關係。事易勢易,西方輿論在對華態度上,由過往妖魔化,繼而承認,到現在進一步轉變成學習對象,無疑都是實力掛帥。

國家經過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國力已與過往不可同日而語:外匯儲備超過2萬億美元;GDP超過4.4萬億美元。以中國今時今日的實力,所有重大的議題都需要中國參與才能奏效。10年前,在中美峰會上討論最多的離不開是人權、防止核擴散和貿易,但現在雙方議題已經擴展到幾乎涵蓋世上所有主要問題,從應對氣候變化到伊朝和北韓核問題、非洲發展、到如何挽救全球經濟,美國都需要中國的參與。

經歷金融海嘯後,美國國力大減,但往美國尋夢依然令不少人趨之若鶩。筆者經常有一個夢,該是所有中國人的夢,夢想世界各地都往中國尋夢,不只是尋找商機,而是因嚮往中國的文化、自由、民主及包容。


 

血的idiom
2009年11月13日

血液(blood)每天24小時在我們體內循環流動,不斷為每個器官補充氧氣和其他養份,對維持生命起著關鍵作用。由於血液的重要性,我們很多時會將血液和一個人的質素和感情扯上關係。看看以下兩個例子:

1)Bad blood has arisen between our two daughters because each wants us to retire to their town.

2)The murderer shot him down in cold blood.

先看(1),望文生義,既然是“bad blood”,當然不是甚麼好東西。由於血液代表著一個人的情緒狀態,所以bad blood是指一切負面情緒,包括仇恨、憤怒和憎惡等。所以(1)的意思是兩個女兒為了希望我們退休之後能搬到她們的城市居住,竟然互相憎恨起來。至於第二個例子,相信讀者很容易理解,因為cold blood與中文的“冷血”意義完全一致,都是形容某人態度冷漠、對人沒有同情心甚至會殘害生命,所以(2)是指兇手冷血地把受害者開槍撃倒。

Blood除了用來形容一個人的情緒狀態,有時還跟某人的能力和與質素有關。再看以下兩個例子:

3)John is a great runner. It's in his blood.

4)I am a man of countryside. It is in my blood.

毫無疑問,當有些東西是你血液的一部分,肯定是難以改變,所以被認為是永恆的。此外,血液不單運行全身,而且深入到身體最微細的部分,所以,當我們指某人的跑步能力是“in his blood”,其實是讚賞他天生是一個跑手。

所以,(3)是指他是一是偉大的跑手,跑步是他的天賦才能。而(4)則是我天生熱愛鄉村生活。

順帶一提,blood除了可用在‘in the blood’ 和 ‘bad blood’等作名詞外,不少形容詞也會用上“-blooded”作為詞尾,例如‘cold-blooded’, ‘hot-blooded’ 和 ‘red-blooded’等,都與一個人的性格有關。例如:

5)He is a hot-blooded director.
他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導演。

6)He is red-blooded man.
他強壯而充滿活力

特此鳴謝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 梁頌康 提供部分內容


男女真的平等嗎?
2009年11月11日

「每個成功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女人」,其實筆者相信每個成功女人的背後,也一定會有一個男人默默地支持,所以,立法會昨日討論加強男士的支援服務,筆者認為很有需要,不過,相對於男士,香港婦女在社會遇上的問題肯定更大。

表面看來,香港保障女權的機制已經發展多年:政府早在96年便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同年引入聯合國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至今十年有多;到了2001年,我們又有「婦女事務委員會」,專責向政府提供改善婦女福祉和權益的意見。所以,本港女性地位不斷提高,似乎無可爭議。

不過有了這類「公約」、「委員會」等「硬件」的保障,是否就代表女性有平等的發展機會?根據統計處今年公布的數字,男性每月收入中位數為12,000元,比女性的8,500元高出4成;而且現象並非集中在某一個階層,而是在除了運輸、倉庫和通訊業外,其他職位及教育水平上,女性的薪酬都較從事相同工作的男性為低。至於收入低於5,000元的基層勞工之中,更每10位便有8位是女性。

究竟是香港女士特別愚笨,技不如人,抑或香港的社會制度,令女士的潛能未能充份發揮?

根據聯合國最新公布的人類發展指數(HDI),香港排名不差,位列24,不過當計及性別差異的因素,香港排名即時下跌至94,較內地的34位頗有一段距離。

其實也不需聯合國的數據,大家都很清楚,女性在香港社會仍然肩負著照顧小孩、老弱的責任。當孩子出生後,往往是妻子辭職,留在家中照顧孩子,社會視這些做法十分正常,天經地義,為何反過來當辭職在家的是丈夫,大家卻又認為他是「食軟飯」,「無大志」呢?

為甚麼到了21世紀,我們仍然有“男主外,女主內”?為甚麼一定是“男兒流血不流淚”?這明顯是中國傳統觀念窒礙男女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所致。

性別在職業上也有定位,為何超過8成的士、小巴司機都是男性,超過7成保安、管理層也是男性,這些不正好是傳統角色窒礙男女在社會中的角色的鐵證?

要改變這種觀念,談何容易,筆者認為政府在這項改變人心的工作上,可以做的不多,反而是傳媒如果繼續泡製諸如「千億新抱」等新聞,繼續將「釣金龜婿」渲染成女士普遍的心願,社會目前對女士的扭曲觀念,恐怕只會揮之不去。

當然,筆者也不是說政府在推動兩性平等的工作上可以撒手不理。政府部分政策沒有考慮性別因素,實際上強化了女性的不利情況。例如,很多扶貧措施都集中在職業訓練,希望通過技能的提昇,令受助者脫貧,這個方向無疑正確,不過忽略了婦女所面對的,其實是勞工市場一些獨有的問題。因此,單單改善個人的能力,甚至提供就業機會,也未必有效協助到婦女擺脫貧窮。

要處理兩性在工資上的差異,首先是要釋放女性的勞動力。政府若然能以新思維,為基層婦女提供託兒服務,肯定有助婦女擺脫貧窮。

正如筆者早前指出,現時幼兒託管服務不足,遠遠未能滿足需求。政府為鼓勵婦女外出工作,可以為婦女提供「現金補助代用券」,一方面可鼓勵區內的婦女協助其他外出工作的婦女照顧子女,另一方面也可加強已經十分薄弱的鄰里關係。此外,政府也應充分利用各區公屋的空置單位或空置停車場,以低廉租金租予社會企業開辦夜間託兒服務,以及針對6至1 2歲兒童而設的兒童教育社,方便要外出工作而夜歸的父母,亦有助鼓勵婦女及家庭照顧者自力更生。

筆者認為男女平等的概念,不應該,也不能夠僅僅停留在“男性有甚麼待遇,女性也有甚麼待遇”這種絕對公平的層面,政府應該因應兩性的不同需要,營造一個適當的環境和制訂符合兩性不同需要的政策。


誰來監管地產資訊的準確性
2009年11月04日

天價豪宅成交的消息曝光後,全城熱談。矛頭之一是《施政報告》未有積極處理樓價問題,令樓價標升至連中產也負擔不了;另外是樓價自今年以來已升了約三成,星斗市民只有望門輕嘆,加上地產商推高樓價招數層出不窮,引來市民的無限反感。

對香港人來說,高樓價並非新鮮事物,而高樓價造就了一群本地富豪,掌控著香港的經濟命脈,也是不爭的事實。根據最新的福布斯香港富豪榜,大地產商囊括了頭三位,而在首十位億萬富豪之中,也起碼有七位是地產商。

這批地產富豪的豐厚家財,自然是來自一眾業主的血汁錢。“幫地產商打工”,相信是香港六成自置物業家庭的普遍心聲。香港雖然號稱奉行低稅率,不過若將每月的供樓開支計算在內,香港的稅率一點都不低,想到每月辛辛苦苦賺回來的收入,有一大截都要奉獻給地產商,中產自然滿肚怨氣。

既然,有物業的中產人士都心存不滿,“無殼蝸牛”的憤怒,更加可想而知。這批人士當中,不乏年青專業人士,他們無法“上車”,原因不在於能力不足,而是薪金的增加,實在無法趕上樓價的標升。

因此,無論有樓無樓,社會對地產商普遍產生對立情緒。加上最近樓價大幅上升,要求政府出手壓抑樓價的聲音越來越大,對立情緒也越見尖銳。若情況持續,大大不利於特區政府的施政,當局絕對不能輕視。

必須強調,社會對地產商有意見,不是“憎人富貴厭人貧”的“眼紅症”作遂,而是面對這群有財有勢的地產商,特區政府似乎事事遷就,經常屈服於財團的壓力,沒有為消費者的角度去考慮,令人感到很不是味意。

筆者想在《施政報告》出台前,政府在回應是否恢復定期買地時,便以地產商有不同意見為理由,並無採納意見。給市民的感覺,就是政府態度軟弱,完全聽命於大地產商,一有反對聲音,便寧願甚麼也不做。試問香港有甚麼事能夠取得絕對一致的意見,假如一遇反對,便選擇不做,政府可說沒有甚麼事會做得成了。特區政府在處理上,形象成了很壞的影響。

市民的不滿,更多是來自對地產商挖空心思的賺錢手法。無論是最近炒得沸沸揚揚的發水樓,與事實不符的售樓廣告,抑或令人混淆的層數等,都令人反感。此外,地產商為求推商樓價,方法可謂層出不窮,有些已是公開的秘密。例如地產商會以“出售再回購”(Sell and buy back),即發展商先與關連人士協議以高價承接豪宅,稍後再由發展商回購,藉著賣出買入,製造虛假的“天價”成交;此外,豪宅以超高價成交,不過,後來發覺買家原來不只買了一個單位,但其他單位的呎價卻低得多,但媒體只會報導該豪宅的成交“天價”;此外,發展商還會透過傳媒,發放失實誤導的意向價,藉此製造樓價節節上升的假象;當新盤開售,地產商刻意透過傳媒放風,指該樓盤在短時間已售出若干單位,各大經紀經常唱好二手市場的成交,在報章上吹噓。

對於上述不實手法,連公眾都很清楚,為何政府可以坐視不理,任何這些消息影響及誤導市民,以致可能作出悔恨終生的買樓決定。

金融和地產是支撐香港經濟的兩大行業,若金融產品失實,我們還有證監為投資者把關,即使證監在雷曼事件上的表現令人詬病,但在電盈私有化事件,以至大摩高層涉及內幕交易的事件上,證監的做法,總算贏得了投資者的掌聲,然而,對於大地產商每日弄虛作假,泡製不盡不實的成交個案及數字,我們又有甚麼機構代市民出頭呢?

大家都知,消委會即使有心,但在現行制度下,最多也只是“無牙老虎”,除了公開有問題的公司名稱,可以做的其實不多。至於地產代理監管局,針對的只是地產代理,對於發展商發放誤導消息的行為,現時見不到有任何人站出來主持公道,主動調查,確保市民以至準業主可以得到準確無誤的資訊。

買樓置業是一項重大的人生決定,對很多人來說,甚至要用上畢生的積蓄。為此,筆者認為當局責無旁貸,必須要建立一套監管機制,確保發放任何誤導失實的行為,都要承擔責任,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點解交通費咁貴?
2009年10月29日

落區,最常聽到長者的抱怨,就是香港比不上國家。因為退休人士在內地,只需一元便可以隨處走,為何香港的退休人士沒有同樣優惠?甚至連立法會每年必提的殘疾人士交通津貼,政府一直沒有正面回應。面對交通費用高昂,長者為了省錢,只好足不出戶。

為何香港交通費一直居高不下,為何連一點優惠給退休人士、長者及傷殘人士都沒有?

問題的徵結,關乎政府在集體運輸政策上的目標。過往,政府在基建,例如東西隧的興建,會以BOT(建造-營運-轉移)形式興建;建鐵路則以鐵路沿上蓋物業發展作為補貼;而公營交通工具也以專營權形式批給私人公司,無論巴士、小巴等都交由私營公司經營。總之,一切自負盈虧,利益掛帥。

對於政府「一刀切」要求集體運輸工具以用者自付的原則運作,筆者並不同意,在此模式下,出於成本的考慮,偏遠地區居民的交通需要很可能受忽略。事實上,沙中過往遲遲未能上馬,就是因為乘客量不足,車票收入無法維持鐵路營運,令計畫拖延了好一段時間。

筆者認為一個地方的集體運輸服務,不應只解決市民的交通需要,還會兼具其他社會功能,帶動跨區人流,搞活地區經濟,推動新區發展尤為重要,故在釐定交通票價時,除了用者自付的原則,還要顧及其他因素。筆者很高興政府也意識到問題所在,同意以公帑興建沙中。可惜在交通費上,政策未有任何改變。引伸的問題,是低收入人士會因交通費貴,打擊外出工作的意欲,家庭收入無法增加,難以脫貧。

政府明言扶貧不是派糖,筆者同意,但政策上完全不改變,堅尼系數難以回落,貧富懸殊的情況也無法改善。

要有效平衡各條隧道車流,降低交通費,筆者早前已提出政府要斥資回購東西兩條隧道,但以政府現時的情況,是否有足夠的決心和執行力,推動此大改革,筆者是抱疑的。

動不了大手術,小修小補總可以吧?特區政府也採納了扶貧委員會的建議,推出較容易及簡單的交通費支援計畫,鼓勵偏遠地區低收入人士出外工作。

可惜,現時有關計畫不湯不水,只惠及元朗、屯門、北區和離島等四區居民。為何只此四區,政府一直沒有數據解釋。

如果講「窮」,統計處最新資料指深水區的住戶入息中位數全港最低,理應最窮,最需支援,其次則為葵青和觀塘,全部不為計畫所覆蓋。若論「遠」,統計處最近住戶開支統計(○四/○五年)顯示,若以交通費佔總開支百分比計算,新界區與港島區相若,均約一成,反映新界區的交通費負擔,不算特別沉重。

既然四區非最窮,亦非交通費負擔最重,筆者看不出為何交通費支援計畫不能擴展至全港十八區,並成為恒常津貼。環顧世界,不少地方的集體運輸服務屬國營企業,以東京、大阪、巴黎、紐約為例,運輸服務由國家、市政府擁有或資助。對同樣奉行資本主義的紐約來說,其都會運輸局擁有並管理紐約地鐵、公共汽車及渡輪。過去二十年,市政府和聯邦政府每年就提供約五億美元資助。

外地的經驗反映集體運輸服務不僅是一盤生意,還與公眾利益攸關,政府不應將此社會責任,推在商業機構身上便撒手不管。政府應考慮通過訂定集體運輸服務的票價和運作模式,達至扶貧等社會目標,藉提供補助和津貼,減低票價上漲壓力,紓緩低收入人士的交通費負擔。


嘴的習語
2009年10月27日

“嘴”最重要的功能是甚麼?不就是吃東西嗎,相信大家不會有異議吧。難怪很多有關“mouth”的idiom,都反映了這種重要的聯繫。試看以下兩個例子

1)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your mouth

2)Live from hand to mouth

(1),當我們說某人‘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your mouth’,意思是他的家庭非常富有,能夠在優越的環境下成長。關於這句idiom,或者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嘴用來進食,而進食又是生存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功用。沒有食物,任何人也不可以生存。所以,說某人含著銀匙出世,就令人聯想到既然用得上銀匙,盛著的肯定是精緻而名貴的食物。在這種環境下成長,食物自然不虞有缺。由此引伸,就是指一個人來自富有家庭,不愁衣食。

至於(2),當中的“mouth”,仍然喻意進食,不過意思卻跟(1)剛好相反。當說某人‘lives from hand to mouth’,是指他的經濟條件不大好,收入僅足糊口,沒有餘錢改善生活。試想想,當一個人窮得沒有任何儲蓄,為了生存,他必須將一切(用手)賺回來的立即(用嘴)吃進肚子,概括來說就是廣東話的“餐搵餐食”,剩不了餘錢,將貧窮的情況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

除了吃東西,“嘴”的另一作用就是說話和溝通。以下兩個idioms,就是將“mouth”喻意為說話;

3)Shoot somebody mouth off → Don't pay any attention to Bob. He's always shooting his mouth off.
不要理會波比,他總愛自吹自擂。

4)A plum in your mouth → All I can remember is that he was overweight and spoke with a plum in his mouth .
我僅記得是他體型超重和說話時帶著豪門望族的口吻。

單看上述的idiom,“mouth”似乎擁有說話的天賦才能。有趣的是,你是否曾想過同屬於嘴裡一部分的牙齒和舌頭,其實都與嘴一樣,有能言善辯的喻意。這就留待下次再談吧。

特此鳴謝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梁頌康提供部分內容


 

Occasionally 反映心情
2009年11月6日

一連講了6期idiom,今天我想轉轉話題,與大家討論特首用的英語。

《施政報告》上月發表後,特首面對連番抨擊。他日前出席一個商界午餐會時,被問及會否因受到批評而失眠,他的回應是:

All I can tell you is, occasionally, I'm bothered. But I have... I sleep very well.

對於以上回應,你會怎樣解讀?

先看第一句的occasionally(間中),他不答always(經常),也不用seldom(絕少),也不用never(永不),可以反映特首的心情已經平復下來,沒有了早前的對抗情緒,而且用詞亦得體,不慍不火。若特首當時用的是always,會令人感覺他心胸狹隘,難容不同意見;如果改用seldom,又會被指對批評漠不關心,一旦用上never,就更令人覺得他自負傲慢,對一切批評聽不入耳。

所以,occasionally是用對了,面對批評,難免有所介懷,不過少了一些情緒化的反應,反而令人覺得他更有自信。

至於第二句I sleep very well,俗語有雲「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特首其實是用了一種較軟性的手法,重申自己在最近的事件上問心無愧,所以晚上自然睡得很好。這個說法的確聰明,特首當然希望儘快結束指他「利益輸送」、「以權謀私」等負面討論,不過,單靠他日日說自己無辜,或者叫大家不要作無事實根據的揣測,非但沒有作用,反而產生反效果,更令人懷疑特首如此高調,莫非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這恐怕令議題揮之不去。情況就如當有人叫你不要去想粉紅色的大象(don't think about the pink elephant),你即時想到的是什麼?不正就是一隻粉紅色的大象!

當特首不易,我期望特首可以平心靜氣面對批評,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市民的眼睛畢竟是雪亮的。


關於腳的習語
2009年10月22日

今天要講關於雙腳(feet)的idiom。雙腳的基本功用在於走路,所以不少有關雙腳的idiom,都與此功用有關。例如:

1) Dead on your feet → 當你dead on your feet,就是說你已經筋疲力盡。

2) Put your feet up → 當你put your feet up,就是說你在休息。

(1) 的用法令人聯想到某人走完漫漫長路,雙腳疲累和酸痛,擴至全身,令他疲倦得死去活來。形象一點,我們可以形容他倦得連雙腳也死去。至於 (2),設想某人工作了一整天,終以可以停一停,放鬆一下,於是他將雙腳擱在枱上,換句話說,就是不想再動了,所以,放起雙腳用在idiom的喻意就是休息。

除了走路,雙腳還有支撐身體的作用。因為沒有了雙腳,身體就會倒下,人就無法站立,不少英文習語就借用這個意思。讓我們看看以下的例子:

3) Peter still has his feet on the ground a year on from winning the lottery.

當某人feet are on the ground,即雙腳踏在地上,身體有所支撑,自然可以挺直站穩,相反,若雙腳不是踏在地上,他不是頹然倒下,就是浮在空中,四處飄盪。Idiom就借用了這種狀態來形容人的行為。“feet on the ground”是形容某人即使很興奮,或者位高權重,但未有因此意氣風發,行事保持理智務實。概括一點,就是中文所講的“腳踏實地”、不虛浮。所以,(3) 的意思就是雖然彼得中了彩票,但這年他仍然腳踏實地。

此外,還有一些英文習語會用“feet”代表整個人,例子包括:

4) Get your feet wet → Investors are encouraged to get their feet wet by buying just a few shares to begin with.
首次投資時,投資者都會被勸喻先買少量股票。

5) Bound hand and foot → These rules have us bound hand and foot; we can't even discuss the matter
這些規則令我們綁手綁腳,甚至連事件也不能討論。

6) One foot in the grave → it was a shock to see my uncle looking as if he had a foot in the grave.
看到舅父垂死的樣子,令我感到震驚。

特此鳴謝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梁頌康提供部分內容。


有綜援無窮人?
2009年10月22日

上周,筆者表明支持《施政報告》以發展經濟作為重點。早在《施政報告》出台前,筆者已多次強調,也是不少市民的反映,要求政府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別忘改善民生。

在香港,貧窮問題正在加劇。無論是按照社會服務聯會所訂的「貧窮」,抑或前扶貧委員會訂出的「貧窮指標」,貧窮人口都在增加;與此同時,量度貧富懸殊程度的堅尼系數,多年以來只升不跌,最近更達零點五三三,亞洲最高。不同數據都反映:面對貧窮以至貧富懸殊問題不斷惡化,特區政府不能坐視不理。

筆者不相信派糖可以解決貧窮,又或香港的貧窮可以被完全消滅,只希望政府關注問題,掌握情況,設定目標,推出持續而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政府一直不肯清晰畫出「貧窮」,更遑論訂出明確的反貧窮目標。然而,根據香港大學去年底一份有關各國支援低收入家庭的報告指出,環顧滅貧有成效的地方,除了要投入充足的財政支援,都有一套可量度及有時間表的反貧窮目標。

舉愛爾蘭為例,當地一九九七年設定目標,十年內要將國內持續貧窮的百分比,由整體人口(九四年數字)的百分之九至十五,減至百分之五至十。所謂持續貧窮,是指收入不及入息中位數的七成。結果,計畫推行兩年便達標。當地政府及後進一步將目標定為少於百分之二,直至最終將持續貧窮完全消滅。希望特區政府能借鑑,為處理貧窮問題訂下明確的目標和時間表。

無可否認,我們有九年的免費教育,基層市民可以入住公屋、到公立醫院求診,更有綜援制度,所以,香港社會有一個基本的安全網,然而貧窮問題是否就可解決呢?令人遺憾,這似乎正是政府的思法。

曾蔭權上周在《施政報告》答問大會上,為貧窮拋出一個新定義:「收入低於綜援數目就是貧窮戶」。姑勿論這個水平是高是低,筆者想到是按此邏輯,既然我們已有綜援,豈非早已完成了滅貧大計!因為撇除部分未符資格,例如新移民外,其他有需要人士只要自願都可申請綜援,選擇過綜援水平的生活,從此脫貧!

政府這套「有綜援無窮人」的想法是否合理,自有公論。筆者想到是每朝有多少公公婆婆嚴陣以待,希望輪候到多幾份免費報紙轉賣給回收商,以賺取蠅頭小利;又有多少個家庭每月要付出豪宅的呎價,一家大小逼在幾十呎連轉身也有困難的「板間房」。難道有了綜援,我們就可以心安理得,任由這些情景每日發生?

如何提升基層家庭的收入,讓他們及下一代有機會擺脫貧窮,筆者認為當局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首先,現時幼兒託管服務不足,要釋放婦女的勞動力,讓她們外出工作,始終是紙上談兵。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了社區保母計畫,但服務範圍有限,遠遠未能滿足需求。筆者促請政府撥出資源,推出更多不同的託管服務,以符合不同家庭的需要,例如為外出工作的婦女提供「代用券」,津貼區內的婦女協助其他外出工作的婦女照顧子女。

此外,有別於外國,香港不少交通機構都是私營,缺點是市民要負擔昂貴的交通費,打擊低收入人士的工作意欲,特區政府有必要提供誘因,包括考慮為全港低收入人士,例如收入少於四千五百元人士提供交通津貼。

扶貧不是靠派糖,但沒有正視貧窮在香港的實際情況,肯定無助建立更和諧的社會。既然福為民開是《施政報告》的理念,筆者期望特區政府提出更多實質改善貧窮的措施,讓這套理念成為《施政報告》的實質內容。


如何量度推動優勢產業成效
2009年10月15日

行政長官今年發表上任後第五份《施政報告》。一如既往,《施政報告》的內容早已通過傳媒放風,主題是發展六大優勢產業,鞏固四大支柱產業,推動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筆者對此完全支持,因為面對鄰近城市的激烈競爭,香港領導班子若繼續「以不變應萬變」,只會坐以待斃。

回歸十多年,香港經濟經歷了不少起伏,產業結構如何轉型,談了超過十年,但結果如何呢?四大傳統支柱產業,即金融、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服務所佔的GDP比例,由回歸時的接近五成,反覆增加至○七年的接近六成。產業結構十年不變,經濟新亮點何時出現,遙遙無期。

有人指,曾蔭權政府今次發展六大產業是一種突破,扭轉了過去「小政府,大市場」,以及不向個別產業傾斜的原則。對此,筆者不大同意,因為政府介入發展個別產業已非新鮮事物,不要說現在的科技園、環保園,都是政府支援個別產業的措施,就算早在董建華時代,也有提出一連串中藥港、鮮花港等的計畫。雖然無疾而終,但也反映政府主動推動個別產業發展的思維。

所以,筆者認為問題的重點,不在於是否改變原則,而是長遠是否有利香港的策略發展。

今次特首把發展產業作為《施政報告》重點,筆者認為有四項重要意義:第一,正式宣布政府在推動產業發展的角色;第二,告訴國家,香港已積極配合珠三角規劃綱要,為此,請中央在制訂「十二‧五」規劃時考慮採納香港的意見;第三,告訴香港人特區政府是有視野的,能夠為香港訂定明確的發展方向;第四,呼籲商界,請準備就緒,爭取商機。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今次大張旗鼓,銳意發展六大優勢產業,某程度上也是將政府的民望都押上去。試想想,萬一連「重中之重」的產業發展也有閃失,成效未如理想,市民日後還會對政府推出的計畫有信心嗎?歸根究柢,任何計畫要取得成功,執行力始終是最重要的因素。毋庸諱言,特區政府過往不時空有願景,卻欠缺執行力,結果就是「得個講」字。以至每當政府提出「鴻圖大計」,市民總會說一句,是否又是「數碼港」、「中藥港」的翻版?為免重蹈過往的覆轍,特區政府如何下定決心,避免再有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情況,以至避免出現長期爭拗的僵局,不但令人關注,也關乎香港經濟未來能否持續增長。

筆者另一項憂慮是《施政報告》未有為推動產業訂出明確的目標,不但公眾無法監察推行成效,就連政府本身也無法判定進度是否一如預期,抑或未如理想,需要加大力度。

筆者早前訪問台灣,了解過當地如何推動文化產業。當地政府會列出有關產業的收入和支出分別佔GDP的百分比,而目標又是增至多少個百分比,推行成效如何,一目了然。

為此,筆者認為曾蔭權政府若有決心推動六大產業成為經濟新亮點,應該借鑑有關做法,在適合的情況下,為部分產業制訂數量化的目標和一系列指標,以便產業推動的工作能夠有效監察。

筆者希望《施政報告》只是推動六大優勢產業的起點,當局有必要繼續探討,完善執行策略,令這些產業成為經濟增長的新亮點,也令香港因推動六大產業,融入珠三角發展而再次起飛。


關於面的idioms
2009年10月14日

眼、手、頭和心的英文習語已先後介紹過了,今天跟大家講講被人談論最多,關注最多的身體部分。究竟是那處?你猜中了!就是我們的面。

設想一下,當你在台上準備發言,面上原來貼著一隻雞蛋,怪異死了!你會有甚麼感覺?應該是萬分尷尬,很丟臉吧;又設想你在地鐵,旁邊的人突然摑你一巴,你又怎樣反應呢?被人侮辱,也應該很“無面”。

由此知道,一個人的面跟其形象和聲譽有莫大關係。面上不整潔或者被人掌摑,就代表聲譽受損。而以下的idiom便借用了這個含意:

1)Egg on your face → I was completely wrong, and now I have egg on my face
我完全錯了,我為此感到十分尷尬。

2)A slap in the face → The decision to close the sports hall was a slap in the face for all those who had campaigned to keep it open. 關閉體育館的決定是對支持它繼續開放人一種俳辱。

3)She considered it a slap in the face when she wasn't invited to join the party.
她認為我們沒有邀請她參與派對是一種侮辱。

儘管中文和英文無論從起源、文化以至文法上都完全不同,令人驚異是在有關面部的習語,兩者在字面以及其所代表的意義上,可以完全對等。試看以下兩個例子:

4)Peter did not want to lose face by failing the exam. (彼得不想因考試不合格而“無面”)

5)Many children have an almost obsessive need to save face in front of their peers.(很多孩童有一種近乎強迫性的需要,要在朋輩面前顯示“有面”,)

例子證明“無面”和“有面”並非廣東話獨有,英語也有同樣的習語。由此,我們可以總結出英語和廣東話表面上 “大纜都扯唔埋”,但在有關身體的習語上,可發現有不少共通之處。

為了驗證這個講法,讓我們重溫“egg on your face.”這個idiom。你能否在廣東話中找到意思一樣的習語?對了!不就是“一面屁”嗎。無論是 ‘egg on the face’ 和“一面屁”,意義沒有分別,都是形容一個人的尷尬和“無面”,只是用英語說是面上有雞蛋,而廣東人則以滿面屁來形容,很有趣吧。

可見,中英文的習語之間可以玩味之處著實不少,只要大家細心比較,隨時會發掘出更多更有趣味的例子。

特此鳴謝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梁頌康提供部分內容。


中國的夢想
2009年10月08日

上星期,筆者在此以《三十世代看新中國華誕》為題,與大家分享國家生日的感受。不能親身參與閱兵是一項遺憾,但國慶當日,我和大家一樣坐在電視旁觀看閱兵,大閱兵不是每年都舉行。上次大閱兵已是國家五十歲生日,今次六十歲的閱兵大典,更是舉世矚目。

相信大家和我一樣,感受到場面的震撼。這幾天在街上,不論是街坊,包括外國人都走過來一起討論大閱兵典禮。大家不期然會將今次大閱兵與奧運開幕的盛況連在一起,大家豎起拇指,讚歎中國的國力,充分通過這些活動展現在世人眼前。

閱兵是國防實力的一種展示,富國強兵,一直是新中國追求的目標。建國六十年,由一窮二白,到現在國力大增,GDP和出口總值,全世界第三;GDP年平均增長連續三十年達百分之九點八;按購買力計算,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這些成績,值得任何一個中國人驕傲。

中國很特別,地方大、人口多、種族多,筆者曾經笑說,只有「超人」才能管理好這個國家。一個甲子過去了,國家在風雨中站穩腳步,下一個甲子又會怎樣呢 ?

依筆者看,國家面對的問題,第一是經濟發展已到了「樽頸」,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長,難以延續。究其原因,其一是因為隨國內生產材料、人工不斷上漲,中國過去作為「世界工廠」的角色已經褪色,受到其他生產成本更低廉的地方挑戰;與此同時,國家的出口業,又因為金融海嘯的發生,歐美等市場大幅萎縮,令中國的經濟增長放緩。

除了經濟理由,社會內部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矛盾,不容易調和,令社會衝突事件不斷發生,既不利於建設和諧社會,更會拖慢經濟發展。這些矛盾包括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貧富懸殊問題惡化;政府在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生等基礎公共投資不足,公平度不夠等。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要面對新的政治格局。筆者最近訪問法國,與當地官員討論中國的崛起。該名官員指出,中國過往多是靜悄悄地搞經濟,也一向被視為發展中國家,對國際政治涉及不多,也鮮有介入國際之間的糾紛,故此可以埋首搞好發展。不過隨近年國力大增,加上舉辦奧運和閱兵等盛事,世界各地沒有人再敢小看中國,中國人也真的昂首地站起來了。但與此同時,世界正留心中國的一舉一動,也不斷要求中國要履行大國的責任,例如溫室氣體的排放、對弱國的支援、以至履行種種國際協議,中國已再難置身事外。

無疑,這些都是一些進步社會應有之義,但不能否認,多了這些框框條條,肯定對國家的生產力,以至國內的營商環境構成不利影響。

最後是軟實力的建立。軟實力講求吸引力和影響力。中國的經濟、科技、國防實力近年發展迅速,但軟實力的發展卻相對薄弱,例如在人權、法治、自由、新聞自由以至採訪自由方面,經常成為外國詬病中國的理由,甚至成為外國民眾杯葛的對象。此外,中國無論是在電影、音樂、速食、軟件領域,還是在價值觀、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上,被世界接受的程度和擁有的影響力都不如美國。

過去一個甲子,中國實現了夢想的第一步:中國人由貧困走向溫飽,部分已達小康水平。不過,如何提高中國對世界的吸引力,以至如何令每個人都夢想成為中國人,便要靠軟實力。
筆者有時忽發奇想,假如任由每個人選擇,他們究竟會想住在哪裏,想自己變成「誰」?這種自由,以至其他一切軟實力,也許就是國家的最終夢想。


關於心的習語
2009年10月7日

上次介紹過有關頭(head) 的習語, 今日繼續講關於心(heart)的習語。

設想一下,假如某人的心臟停止跳動,會發生什麼事呢?很明顯, 他一定會kick the bucket ( 還記得這曾提及過的idiom 嗎?),即是死了。因此英語中的heart,很多時會有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意思,例如:

(1) Beijing is the heart of China.

(2) Being a city of "East-Meets-West" is at the heart of the Hong Kong culture.

意思很清楚吧,(1)指北京是中國的心臟,即首都北京是全國的重心;(2)則是說香港文化的核心,在於中西薈萃。

好了,知道heart 的一般用法後,可以回到今日的主題。Heart 出現在idiom 中,意思也差不多。大家可以看看以下兩個,相信 不難理解:

(3). Close to someone's heart
Animal rights is an issue very close to my heart.
動物權益是我最關注的議題。

(4). Take something to heart
Don't take it to heart - he was only joking about your hair.
不要太「上心」,他不過是跟你的頭髮開開玩笑。
兩個例子中的heart,也包含最重要、最關注的意思。不過,heart 的用法並非千篇一律。大家可能都有聽過heart-broken,這個片語(phrase)的中文直譯與意譯完全一樣,都是「心碎」、傷心得很。

(5). Heart-broken
She was heart-broken after having a row with her boyfriend.
她與男朋友大吵一場之後心碎了。
這個例子中的heart,用法跟之前的idiom 不同,不再是形容重要性、影響力等,而是表達一種情緒。仔細想想,大家會發現中西方對於「心」有相當一致的聯想,認為是人的情感所在,相信「心」能控制情緒,掌管喜怒哀樂。無論中文英文,要找出「心」和「情緒」連在一起的詞句,一點也不困難。例如心心相印就是兩情相悅,心煩意亂則是心思煩躁、思緒雜亂。至於英文的idiom,例子也不少:

(6). Your heart bleeds ( for someone)
When my little girl cries in the night, my heart bleeds.
當聽到小女兒在晚上嚎啕大哭,我痛心得如心中淌血。

(7). Your heart hardens
You've just got to harden your heart and tell him to leave.
你應該硬起心腸,叫他離開。

(8). From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We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 for all your help.
我們由衷感謝你的幫忙。

特此鳴謝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梁頌康提供部分內容。


「三十世代」看中國華誕
2009年09月30日

今天是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回首新中國走過的六十年,由一窮二白,到現在的空前強大,雖曾走過大彎路,但整體國民生活水平還是大大提升了。這是中國人最值得驕傲的時候。世界各地沒有人可以小看中國,中國人真的昂首地站起來了。一百年前,國運坎坷,列強侵華、世界大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以至文化大革命,都發生在中國的土地上。戰禍連年,國家長期動盪不安,發展停頓,人民吃不飽、穿不暖。及至八十年代末期,社會秩序逐漸恢復,國家得以專心搞好經濟。短短三十年,國力大增,GDP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全球排名第三。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成功,足以向世界證明中國人的智慧、決心和能力!

作為「三十世代」的年輕人,文革對於筆者有點遙遠,印象模糊。較有印象的政治事件,已是「六四事件」和香港回歸。「六四」無疑是一場悲劇,對香港人的衝擊很大;至於回歸前後的移民潮,同樣令同一代人刻骨銘心。筆者當時剛畢業,沒資格講移民,但身邊長輩,較有辦法、較有能力的都會選擇移民,買個政治保險。故此,「三十世代」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不高,對共產黨的認識也普遍不足 。

在殖民地教育下,筆者接觸到的近代史,無論是課程範圍以至深度,十分有限。最有印象,就是初中最後一課中國歷史,講的是新中國成立!而另一課也只是簡略道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情況。

近代史認識不深,香港人的國民身分認同難免受到影響。根據港大和中大的持續性調查。回歸以來,兩項調查都反映香港人愈來愈認同「中國人」這個身分,不過有關比例,增幅不大,既反映特區政府在做好「人心回歸」的工作上仍需改善,也可以理解為不少港人在殖民地時期成長,未有太多機會接觸和認識國家的發展,令他們對國家的觀念,以至國民身分認同感變得模糊。

對筆者來說,國家的體制、政策以至發展方向的認識,也是在踏出社會後,才因工作關係慢慢掌握。無論你喜歡與否,共產黨的執政是鐵一般事實。加上國務院通過《珠三角改革規劃發展綱要》,清楚告知港人,粵港融合發展根本是國策,也是未來發展的主軸。

可喜是根據國民教育中心六月公布的調查,受訪的中、小學生,有九成六認同「我是中國人」,比較「我是香港人」的比例還高。不過,對國家認同是一回事,是否認識國情又是另一回事。

舉例,年輕人有多少能說清楚全國人大代表的角色和功能;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職能有何不同;執政黨的歷史和執政經過,以至省縣、市、鄉的政治制度等?

要掌握國情,包括國家的體制、國家的最新發展、國策等,必須從教育做起。單從回歸後的國史課程,比起「三十世代」在殖民地時代所接觸到的,似乎沒有太大改善,更不用說對國家執政黨發展的認識,遠遠未能滿足實際需要,更何況在新學制下,國史教育沒有獨立成科。我真的懷疑下一代能從教育中掌握多少新中國的發展。

若回歸後我們的下一代還不能對國家的體制發展掌握第一手資料,不但無法提升對國家的認同,亦直接影響青年的競爭力。

香港人的強項是「背靠祖國,放眼世界」,若青年人不能掌握國情,擔當世界各地投資進入中國的橋梁,香港的競爭力只會進一步褪色。

國情教育的重要不只在於提升青年人的國家認同,也關係青年人是否有能力繼續在未來世界中競賽。「三十世代」的我,對於國家由迷糊、到認識、再認同、最終肯定,過程中走過了十多年。筆者期望下一代毋須再跌跌碰碰,在學校已對國情有充分認識,在投入社會競賽前能做足準備。


關於頭的習語
2009年09月29日

上次在專欄中介紹了一些有關眼和手的習語(idioms),今天跟大家講一講有關頭(head)的習語。

我們的頭部,除了腦袋之外,還包括眼、耳、口、鼻等重要器官,外界信息就透過這些器官傳入大腦,經過整理分析,我們才能感知外界的情,從而決定如何回應。此外,頭腦還兼具策劃行動和處理情感等高級行為。基於集身體最重要的功能於一身,當我們用head 這個字時,很多時都含有控制、掌管的意思,例如某個體對另一個體施加控制:1. He is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這裏head 是名詞)2. He will head the organisation soon.(這裏head 是動詞)同一道理,當head 出現在英文的習語中,或多或少帶有「控制」的意思。這方面的例子很多:

3. fall head over heels Eddie falls head over heels in love with Christine.
艾迪無法自控,對姬絲汀愛得神魂顛倒。

4. soft in the head He's nice enough but a bit soft in the head.
他態度友善,只是做事不太理智,有點蠻幹。

5. keep one's head Always try to keep your head when others are panicking.
當其他人驚惶失措時,你必須保持鎮靜和頭腦清醒。

6. give someone their head He's got some great ideas. Why not give him his head and see what kind of campaign he comes up with.
他有一個很好的意念,為何不完全放手讓他試試,看他最終能搞出怎麼的活動。

7. hang over one's head I hate having all those bills hanging over my
我很討厭被大堆帳單纏擾心神。

特此鳴謝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梁頌康。


國民消費提高競爭力
2009年09月24日

本月初,兩個國際機構分別就競爭力和營商環境公布全球排名。香港的排名與去年無異,穩站前列位置,但撇除新加坡已經超前以外,其他競爭對手,包括台灣、南韓以至中國不斷發力,香港的優勢已經慢慢收窄。

一個地方的經濟實力,除了通過國際機構所做的定期調查,就不同的指標,例如競爭力,營商環境以至經濟自由程度等可以反映,也與當地的GDP有關。最為香港人熟知,相信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力大增,GDP升了八十多倍達到最近的三十萬億人民幣,更在○八年超越德國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日本。

眾所周知,決定GDP水平的因素很多,包括出口、投資、政府消費、私人消費。要在金融海嘯下提升香港的經濟實力及影響力,要從這幾方面入手。

首先是出口。金融海嘯下,各國實體經濟大受打擊,歐、美市場受到的創傷尤為深遠。香港面對主要出口市場歐、美定單大減下,本港七月出口比去年下滑兩成,而且跌勢未止,故現在說要回復金融海嘯前的水平,甚至進一步增加出口,言之尚早。

金融海嘯還有其他後遺症,各國正加大去槓桿化(de-leveraging)的力度,加強對金融制度的監管(re-regulation),同時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亦即保護主義抬頭。為免經濟陷入泥沼而引起社會動盪,各國都設法留住本國資金,減少海外投資,盡量聘請本地勞工,甚至鼓勵用國貨。現階段要吸引外來投資,談何容易。

當然,就算無法通過出口、投資去刺激GDP增長,各國政府都已斥巨資推動龐大的刺激經濟方案,包括修橋起路,大搞基建,加速工程上馬等。這些措施對提高GDP確收立竿見影之效,但只能偶一為之,效果短暫。

在新經濟秩序下要持續推動GDP的增長,筆者認為最有效是增加內部消費,用內地的說法,就是拉動內需。

基於國民的特性和其他社會因素使然,香港以至內地的儲蓄率,較歐美為高。影響所及,內地整體消費佔GDP的比率,只有約三成五,僅為美國的一半,歐洲和日本的三分之二。數字偏低,也反映通過增加內部消費以推高GDP的做法,空間很大。

為了吸引過高的儲蓄流回消費市場,國家已訂出多種補貼,尤其是幫助農民增加消費。目標是將消費佔GDP的比率,每年提高百分之五,直至三年後達五成,對提高GDP,以至對國家的競爭力肯定大有幫助。

話說回頭,高儲蓄率的形成有其社會背景。內地的社會制度仍在起步階段,就連社工這個行業,也是近幾年才開始被人認識,加上內地一向有讀書難、住屋難、求醫難等等問題,普羅市民自然不敢隨意消費,「過分」未雨綢繆,積穀防饑,也就不足為怪。

除了社會保障制度有待改善,內地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在加劇。一九九四年,中國的堅尼系數超過了國際公認的零點四的警戒,○七年更高達零點四八。在分配不公下,當市民眼見經濟好轉,GDP上升,被剝奪的感覺只會更強,反過來加重爆發社會危機的風險。香港情況更差,我們的堅尼系數是零點五三,是全亞洲最高的城市。

筆者認為,香港以至內地要提高經濟實力,以至增加競爭力,便要考慮如何刺激內需,協助提高市民的消費能力。


 

習語的比喻詞義
2009年09月23日

經常有人問,為什麼學英文那麼難?不是說英文文法深,就是說英文詞彙多、難記。今天就先探討英文詞彙又多又難記的問題。

英文有一種詞組叫idioms(習語),性質跟中文的成語相近,它們所表達的比喻詞義(figurative meaning) 跟其字面義(literal meaning) 往往大相逕庭。以下試舉兩個例子:

1. He kicked the bucket.

2. She has to face the music.

kicked the bucket, 字面可解作「踢了一下桶子」,但作為idiom,它的比喻義卻是died(死了),因此例1 其實是He died 的意思。由此可見,例2 的face the music 也不是解作「面對音樂」,它實際指「接受責任及批評」的意思。

從這些例子看來, 要學好英文idioms, 豈不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務)? 不過,大家又不用過於擔心,試猜猜以下idioms 的意思:

3. He turned a blind eye to this problem.

4. She has got the audience in the palm of her hand.

大概猜得到吧!眼是用來看東西的,所以blind eye (瞎眼)即是看不見任何東西。而turn a blind eye to this problem 的字面義可解作「對這問題投以瞎眼」。既然都看不見問題,其比喻義即可引伸為「不理會」、「視而不見」的意思。

同樣地,例4 出現了palm(掌)及hand(手)這兩個字。你會用身體哪一部分去捉緊一些東西?答案當然是手。既然捉緊了,亦即是說對那東西有所控制及掌握。因此手及手掌,可以引伸為對人或事有所掌握和控制的意思。

例3 及4 的真正意思比例1 及2 較易明白,原因是兩個例子都包含了身體部分,這往往為idioms 的比喻義提供了線索。除了眼和手,身體還有很多其他部分及器官,經常出現在不同的英文idioms 中。

所以說要學好idioms,可從學好body part idioms 開始。

在此,特別鳴謝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梁頌康協助提供內容。


把握機會做個真正政治家
2009年09月17日

○八年,奧巴馬與馬英九分別挾超高民望當選。一西一東,實現了政黨輪替,也體現了人民的變革力量。最近,兩人又同樣因內政問題而深陷政治泥淖,管治能力備受質疑。

馬英九面對的危機從天而降。逾七百人死亡失蹤的「八八水災」,在台灣造成極大震撼,姑勿論「滅村」的最大責任應否由馬英九政府一力承擔,但抗災行動遲緩,救難工作進退失據,卻是不爭事實,尤其是與海峽對岸的迅速行動形成強烈對比。面對巨大政治壓力,馬英九被逼重組內閣,閣揆因此下台,重創馬英九的施政團隊。

在美國,奧巴馬上任後首個考驗,是應對因金融市場過度槓桿化,以及欠缺監管而引起的金融海嘯。經過政府「有形之手」的高度干預,投入大量「銀彈」而營造的「量化寬鬆政策」,一年下來,各項經濟數據總算穩定下來。

奧巴馬面對的最新考驗是醫療改革,他計畫在十年內,動用九千億美元,啟動近七十年來規模最大的醫療改革,目的是讓每個美國人都能買得起醫療保險。用意雖好,但「不領情」的民眾不在少數。上周日便有近萬名民眾到華盛頓國會門前抗議。

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支持及反對奧巴馬的醫療改革差不多各佔一半,反映就此問題,社會出現了嚴重分化。反對者主要不滿方案支出太大,擔心將來要增加稅收補貼,也變相令醫療功能國營化,最終大幅加劇國家的財赤;一些已通過僱主買了醫療保險的民眾,則擔心改革方案會影響現行醫療保險的內容。

支持者反指,愈來愈多人負擔不起醫療保障費用;即使部分人有買保險,也無法得到穩定的醫療保障,令醫療體系面臨崩潰,要藉推行醫改方案來挽救整個醫療保健體系。

辯論看來仍會持續一段時間。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消費體制,卻長年依靠舉債度日。近十年,美國的外貿赤字為每年由一千億元暴增至七千億元,平均每月六百億元。除了巨額貿赤,美國還有天文數字的財赤,聯邦政府也一樣。美國國債總數約為十萬億美元,難以想像在此情況下,還要提出接近一萬億元的醫改,這建議肯定會進一步令美國政府的財政狀況泥足深陷。

不提嗎?奧巴馬一則無法兌現競選承諾;再者,當前美國的實體經濟仍未復甦,失業率高企,一般的美國人負擔不起醫療開支,連小孩的醫療保障亦不足,不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只會成為美國社會不穩定的根源。

要改善全民的醫療保障,就牽涉付鈔,向誰人開刀,便成關鍵。是要由病人自付?還是高收入人士付?抑或是由年輕人付?這些問題,當香港醫療融資進行諮詢時,全都曾討論。

有民主選舉的地方,選民就會利用選票來爭取對己有利的政策。當社會貧富懸殊愈趨明顯,堅尼系數慢慢擴大,富者很難不為社會開支增加承擔更多。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最大的分別,是前者相信「大政府」,要求政府用好的政策來分配財富,而後者相信人的決定比政府更有效率,主張「小政府」。奧巴馬的上台及醫改的推出,正好說明美國正走向「大政府」。

香港呢?醫療融資改革亦是刻不容緩。面對人口老化、醫療成本不斷上升,貧富懸殊加劇下,醫改肯定是燙手山芋。但香港的燙手山芋何止醫改,筆者認為,既然政府仍然財政穩健,而曾蔭權又已是第二任特首,沒有連任的壓力和顧慮,理應拿出勇氣和承擔,減少只為爭逐民意的「做秀」機會,而埋首處理一些長期存在,又得不到真正解決的問題,例如大商家的壟斷、產業發展失衡、貧富問題日益嚴重、青少年缺乏出路等。

只有一個為香港長遠發展做實事的領導,才配稱為真正的政治家。


議會365日啟示
2009年09月10日

立法會內會主席劉健儀總結一年立法會工作時,指行政立法關係停滯不前。筆者作為議會新丁,首次置身其中,目睹行政立法關係不理順,感受到議會文化日趨激進的無奈。

行政立法關係停滯不前,加上近期連串公務員「倒戈相向」,言論與做法與政府立場有異,令特首和特區政府民望同告下跌:曾蔭權跌至近期新低,而對特區政府表示信任的市民,也回落十二個百分點。

行政立法關係以至政府民望未如理想,原因可分為兩個層次。涉及行政方面有兩點,第一是管治班子缺乏團隊精神:政黨政治在香港行不通,特首上台,便要組織自己的班子,但成員是來自不同界別的精英,背景不同,歷練有異,想法更有可能南轅北轍,要團隊同心同德,發揮合作精神,需要一段時間磨合。不過,以新丁看整個管治團隊,直至現在,仍未見到隊型,互相補位,反之,各自為政的情況相當普遍。其中,正生書院的遷址,教育局和保安局初期的表現就正好是各自為政的典型例子。

其實,每個團隊都可能出現這個問題,因為一則涉及公務員與問責班子之間的合作精神,同時也與「空降局長」與其他高級公務員的利益有直接衝突,更牽涉到問責班子之間,可能會因特首競賽提早開始,以至做起事來有種種個人的利益盤算。

第二點是缺乏CanDo精神,筆者對這點感受至深。因為一直接受商界的訓練,每天的終極目標,就是用盡方法把事情做妥。掛在口邊的是「NoMatterHow」、「目標為本」,但公務員不來這一套,一切有規有矩,一切按本子辦事,事情是否有進展倒在其次,最重要是程序零瑕疵,不會招人話柄。於是,大量時間便要花在繁文褥節州上;另外,各部門間又缺乏協調,令所有涉及跨部門的工作,變得困難重重。筆者早前提交一套舊區發展建議,為此見過無數官員,不過官員間你推我讓,最終都未能找出一個負責任的部門,令筆者十分無奈。

除了行政方面,立法會反對派經常被人指為一盤散沙,然而,一年下來,立法會的投票紀錄清楚反映建制派也絕非鐵板一塊。建制派號稱有三十七票,但板塊眾多,包括民建聯、專業會議、經濟動力、自由黨、以至「五散人」等,除了個別政黨,每個組織都強調不會要求成員統一投票,加上板塊間溝通不多,以至其他無政黨議員的取向難料,就連一些有經驗的傳媒朋友,也不只一次向筆者表示,未到投票一刻,實在估不到最終投票情況。這是本屆立法會特點之一,面對這種形勢,政府要在事前箍票,難度可想而知。

政府有權無票,議員有票無權,直接導致官員只懂「撲火」,偏重政治化妝,搞民調,「做騷」成為施政重點,甚至反過來要與議員爭奪民意。這情況下,官員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任何具爭議性的議題索性不提,萬一推不了,也盡量不要在自己的五年任期內推出。筆者擔心,在這種心態驅使下,政府除了一些已承諾的項目,如政改方案、醫療融資、其他議題可免則免,以免挑起民怨,激化矛盾,禍及自己。此舉進一步令社會其他長期存在的問題,得不到真正處理,如大商家壟斷問題嚴重、產業發展失衡、貧富問題日益嚴重、青少年缺乏出路等。

作為局內人,看到這個政治困局感到無奈。香港很多長遠問題未受正視,窒礙發展,恍如一池死水,反觀鄰近城市卻充滿動力,一日千里,直接導致香港的相對競爭力不斷削弱,隨時被人迎頭趕上。世界在變,香港要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相信要各方包括中央、香港政府突破思維上的包袱,在體制上動手腳,包括改善行政制度、檢討政黨角色。否則,行政立法關係將難以真正理順。



勿讓網吧繼續「無王管」
2009年09月03日

開學了!對於學生、家長以至學校來說,今年要面對的轉變和挑戰特別多:新高中學制的實施、小班教學的落實、以至校園隨時會因爆發人類豬流感而要停課一周。不過,最觸動家長神經的,可能是今年底推行的校本自願驗毒計畫。據報道,除了大埔區,北區和元朗區的學校也普遍希望推行驗毒計畫,可見社會對學生吸毒問題的高度關注。

無疑,學校無分Band1或Band3,頻頻爆出「索K」新聞,一直令輿論聚焦在校園。不過校園以外,學生接觸到毒品的機會還有很多,的士高、樓上酒吧、遊戲機中心及網吧等,都是年輕人聚集的熱點。

最近,有網吧店主向筆者指出,網吧已成為廣受青少年歡迎的聚腳點,一則網吧收費便宜,數十元就可消磨數小時,而且網吧大多通宵經營,自然成為不願歸家一族的好去處。問題是現行網吧「無王管」,只要店主不兼賣小食等一類熟食,基本上只需商業登記便可開業;此外,雖然現在有守則指十六歲以下人士不能在午夜十二時後光顧網吧,但該店主指違規情況不在少數。

面對青少年吸毒問題急劇惡化,筆者經常強調要從打擊源頭出發,首先要加強邊境口岸的執法,打擊跨境販毒。當局也不能忽略其他毒品分銷途徑,筆者十分擔心,網吧的規管漏洞處處,會否繼校園之外,成為另一個毒犯吸引年輕人參與非法勾當的場所。

筆者的擔心不是無中生有。就在七月,警方在旺角一名十七歲的青年身上搜出K仔,相信用於供應區內的網吧;另外,去年底,警方又在九龍城一間網吧拘捕十七人,相信搗破了一個利用青少年販毒及吸食K仔的集團。筆者手頭上雖然沒有準確數字,印證網吧與毒品罪案有多大關連,不過收緊網吧的規管,肯定有助打擊這類不法行為。

筆者曾為此查看資料。發現有別於遊戲機中心需要領牌,網吧採用的是「申報制度」,即只要向當局申報,毋須獲批准便可開業。此外,規範業界經營的《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業務守則》只屬行政措施,並無法律效力,換句話說,執行與否,全憑業界自律。

無可否認,網吧有其正面功能,包括為家中沒有電腦的學生提供上網服務,也有不少外傭利用網吧與家鄉親友聯絡,問題是如果網吧得不到適當規管,只會令更多網吧變質,淪為毒犯溫。

網吧並非新鮮事物,世界各地都有,不過香港的一套,明顯比起內地和台灣的做法都要寬鬆。例如兩地均有明確的法例規管網吧的開辦、經營和使用;此外,針對青少年人使用網吧,兩地都有較多限制:內地是未滿十四歲,沒有成年人陪同下不准使用網吧;台灣是十五至十八歲在晚上十時後不得使用網吧。

即使在香港,筆者也難以明白為何性質類似的遊戲機中心也需要領牌,營運時受到一套法規限制,遇有違規,更有被檢控之虞,但對於網吧,政府卻以避免扼殺行業發展為理由,任由漏洞處處的規管制度延續下去。

筆者認為,網吧的規管方向,大可以考慮與遊戲機中心看齊,例如以全面發牌取代目前的申報制度;分開成人場和十六歲以下的兒童場,而兒童場的開放時間不可超過晚上十時等等。
筆者促請政府扭轉目前的情況,盡快就收緊網吧的規管展開諮詢,筆者相信有關做法會得到家長的普遍歡迎。



發展產業要開放思維
2009年08月27日

特首正就新一份《施政報告》進行諮詢。他表明今年不會再「派糖」,主題是環繞如何發展六大產業,作為本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點建設。除此以外,近日成為熱門話題的校園驗毒,相信亦是其中重點。

回顧香港過去的四大支柱產業:金融、物流、旅遊、專業支援服務,回歸十二年以來,先後受到鄰近城市的嚴峻挑戰,迄今,除了金融業以外,香港在其他方面,已難言站於領導地位。而在金融海嘯之前,香港能夠有較好的經濟增長,主要原因是背靠祖國:包括靠自由行帶旺經濟,以及因為「近水樓台」,本地股票市場得以直接受惠於國企的集資而十分蓬勃。
然而,「坐食」始終會「山崩」。無論是自由行以至內地資金,始終不是出於特區政府的政策。反而,今次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記憶中是特區政府首次通過政策去推動發展的產業。筆者十分支持,若能成功落實,可令香港走出過往偏重金融的舊路,使產業結構更加多元化,更加健康。

可惜,根據民建聯的調查,有多達四成市民對政府落實六大產業沒有信心,表示有信心的只有三成。

筆者認為,市民沒有信心,原因之一是政府只提供土地,卻沒有同時提出相關配套政策,又欠缺產業鏈的統籌,大家看在眼內,難免擔心成效。

其次,六大產業:即教育、文化創意、環保、醫療、創新科技、檢測及驗證,並非香港獨有優勢,例如東莞及中山市便是創業及創新產業的孵化基地,而檢測、驗證更是東莞下一步發展的重要產業;至於深圳前海的服務業發展潛力龐大;而深圳的文化產業增長速度更已經領先全國。面對如此激烈的競爭,香港要成功,除了要吸引人才,亦要吸引優質有潛力的企業。

筆者早前到內地交流,與內地人士談及香港計畫發展六大產業。他們認為即使香港政府願意提供土地,但對於吸引外資,未必有很大作用。主因是香港官僚架構重重,一項投資往往涉及多個部門,申請程序繁瑣,投資者往往要為此四處「叩門」,費時失時。反觀內地省市政府,做法較為進取,一旦被認為是招商目標,地方政府往往會派出一眾代表,盡量為投資者提供方便。特區政府要搞好產業,必須從精簡程序,為投資者提供一站式處理入手。

另一個重點是政府必須開放思維,吸納更多民間提出的點子,利用優勢去推動產業發展。香港水果批發業界曾經提出,可利用鮮果進入香港毋須徵收關稅的優勢,打造一個二十四小時運作的全球鮮果交易平台,可惜政府官員長期將水果批發視為食物生問題,以至掌管商業發展的官員,也不願與業界直接會面,了解他們的訴求,更遑論為發展市場而協助業界解決當中的阻礙,以致鮮果批發業失去活力,市場發展停滯不前。筆者擔心,如果政府的僵化態度不改,香港的經濟也會在官僚作風下慢慢褪色。

計畫要取得成功,必須先制訂一套明確的目標,以及一系列檢視得失成效的指標。正如內地的經濟發展,便有「保八」這個極清晰的硬指標,達標與否,一目了然。另外,筆者早前訪問台灣,了解過當地如何推動文化產業。當地政府首先列出有關產業佔GDP的百分比,而目標又是增至多少個百分比,十分清楚。筆者促請政府借鑑做法,為包括文化創意等部分產業,制訂數量化的目標和監察指標,以便這些產業能夠有效推行,最終發展為新的支柱產業,協助香港迎接鄰近城市的挑戰。



驗毒要從理順架構入手
2009年08月20日

大埔區校園自願驗毒計畫甫一出台,即遇到各界批評。首先是天主教區以配套措施不足,擔心會被標籤為「有毒學校」,表明教區現階段不鼓勵學校參加;隨後,私隱專員發難,公開指驗毒政策未被諮詢,將彼此的分歧訴諸公眾,而不是先通過內部討論,做法令人錯愕,動機難免惹人懷疑;一日之後,社工界再指戒毒配套不足,若然資源不增加,難以「治療」吸毒學生。與此同時,有青年團體又以私隱為名,呼籲青少年齊齊杯葛驗毒計畫。一時之間,社會上質疑校園驗毒計畫的聲音,此起彼落。

為何一項願望良好的計畫會受盡各方批評呢?我想原因之一,是特首提早推行驗毒計畫。今次試驗計畫,足足比原先時間表早了一年,以至各項配套措施,特別是在戒毒輔導的跟進工作,過於粗疏,未盡周詳。

另一方面,我想是驗毒工作沒有部門願意接手。正生書院一事已充分說明此事,教育局認為驗毒屬於保安範疇,保安局理應責無旁貸;但保安局卻認為無論是正生書院抑或校本驗毒,均是學校為本,所以教育局自然應該牽頭。爭拗的最後結果,大家從電視報道都已知道,正生事件及校本驗毒計畫均由教育局牽頭,而在備受各界批評後,黃仁龍亦主動回應相關問題。所以,筆者認為要順利推行驗毒,必須先從理順架構入手。

要對抗毒禍在社區爆發,如何協調部門之間的分工,十分關鍵。為此,若沒有司長級的官員負責統籌所有涉及驗毒及戒毒支援的部門,包括教育局、保安局、勞工局以至福利局等相關部門,我想部門之間的矛盾,勢將難以解開,直接阻礙驗毒計畫的有效推行。

作為家長,我相信要對抗毒禍,必須用「重典」。就如對抗人類豬流感,政府採用了一系列既快且強的手段。縱使在事後可能被認為太嚴,但當局「寧枉莫縱」的抗疫態度,得到市民普遍的支持和讚賞。同樣道理,政府在推行抗毒時,有必要下定決心,讓青年人知道吸毒的嚴重後果,包括對本身健康的傷害,以及在法律上要承受的責任。

筆者認為,校本自願驗毒作為對抗毒禍的第一步,值得支持。因為通過校園,可以有效把訊息清楚灌輸至每個青少年人心中,也沒有其他場所,比學校更能有效針對青少年做工作。雖然首階段是自願性,我相信也能起阻嚇作用,問題只在於驗毒後的戒毒支援配套,確實令人擔憂。

有人批評以現時「一校一社工」的工作量,即使成功找出吸毒學生,駐校社工也沒有餘力介入輔導。筆者對此十分認同,所以當局必須增撥資源,起碼做到「一校兩社工」。另外,政府當局對於支援家長如何防範及早辨識以至介入輔助子女等問題,同樣責無旁貸。

目前,社工、家長和老師培訓不足,戒毒支援設備滯後,政府必須增加資源,以處理好驗毒以後的戒毒輔導支援,否則幫不到青年之餘,反而打擊學校推行驗毒計畫的意欲。面對學生吸毒情況急劇惡化,抗毒工作確實已刻不容緩,而將校園作為主要戰場,筆者認為是最有效的,不過,驗毒只是第一步,我相信特區政府有能力推行,也可以做得好好,不過最終的戒毒支援有效與否,才是考驗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的重要一關。


教育政策的老問題和新問題
2009年08月12日

會考上周放榜,電視所見,都是熟悉的鏡頭:學生有人快樂有人愁;家長四周頻撲,渴望能夠為子女增加一點一滴的升學機會。每次看到,總有感概。由此,筆者想起教育政策上的一些老問題,也想到了一些新問題。

老問題是大學學額不足,新問題是如何發展教育產業。

先講老問題。香港學位競爭之激烈,入大學門檻重重,人所共知。數字說明了一切,今年,中五會考人數有八萬多人,具備入讀中六資格的有五萬八千多,但實際的中六學位只有三萬三千多,而大學資助學額指標更只有一萬四千多,七除八扣之後,留給預科生升讀的,只有一萬二千多人。故此,實際上只有約15%的會考生可獲得資助學額。

在這個背景下,難怪“求學不是求分數”的教育理念講了多年,但“一試定終身”的生存法則,始終被不少學生以至家長奉為金科玉律,間接造就了月薪過百萬的“補習天王”、“補習天后”的成行成市。

資助大學學額的指標由1994年至今,一直維持在14500,沒有寸進。筆者經常有一個疑問,究竟是香港學生特別愚笨,抑或是香港教育政策特別僵化?

世界在變,學額不變,已令香港逐漸落後。根據2006年數字,勞動人口中持有大學學位學歷的比例,香港是20%,日本是36%,澳洲是43%,美國是38%,而加拿大則是31%。

對此,教育當局自有一番辯解,指增加學額涉及龐大資源,加上經濟不明朗,一切要小心行事,從詳計議.....,不過這個理由沒有說服力。過去十多年,香港經濟有起有跌,當經濟早年較好時,庫房水浸,教育當局也不見得有意增加學額。

既然不是經濟理由,教育當局為何堅持不肯增加資助學額?筆者相信這牽涉理念問題,政府的如意算盤,一直是希望通過鼓勵更多私營機構發展自資學位,以至私立大學,以應付對專上學額的需求。

由此想起,曾蔭權最近在經機會提出要發展教育產業,目的就是擴充私立大學學位。不過,對於“產業”一詞,社會上包括教育界人士很不以為然,認為教育畢竟是一項以生命影響生命的育人事業,講求理念和承擔,與實買實賣,貨銀兩訖的經濟產業,不可混為一談。

除了性質上的質疑,筆者更關注建議的成效,擔心所謂“教育產業”,根本名不符實。

根據建議,發展教育產業只有一項,就是政府撥出兩幅土地發展私立大學,合共提供4000學額,但當中不足一成,即不超過400個學額會撥給內地、澳門和台灣等非本地學生。即使按照政府的講法,擴大招收非本地生具有經濟連鎖反應。不過以區區400人之數,就算連同學生學費及其他親朋戚友的消費開支,究竟可以推動GDP有多少增長,大家心裡有數。

所以,筆者支持政府撥地發展私立大學之餘,仍然認為此舉與發展教育“產業”這個目標,有一大段距離。

筆者另一項關注是美國,澳州等成功發展教育產業的國家,無一不是先解決當地學生的升學需求,有了基礎以後,才通過輸出教育以惠及當地的GDP。箇中道理,是避免發展教育產業與本地學生的升學需求之間,產生矛盾,倒頭來為發展教育產業製造阻力。

為了避免矛盾的出現,特區政府必須想方設法,紓緩本地大學學額需求的壓力。除了著力發展私立大學,筆者認為另一個可行途徑是北望神州。

隨著香港與珠三角地區的不斷融合,未來的工種,很難與內地完全絕緣。為此,香港學生也應該早作綢繆,把眼光放遠一點,將內地大學視為升學的考慮之一,以及早加深對國情的認識。

但按照目前規定,香港學生要升讀內地大學,只有通過「聯招」(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及台灣省學生考試」)一種途徑。而可以轄免“聯招”而獨立收生的,只有北京大學等七所大學。

為了減低入讀內地大學的門檻,筆者期望特區政府可以向中央政府,爭取香港學生可以豁免參與“聯招”試,以會考或高考成績報考國內所有高校,以吸引更多香港學生赴內地升讀大學,讓香港學生有更多機會入讀內地大學。


 

(RTHK 3) Letter To Hong Kong
9 Aug 2009

Dear Hong Kong,

Hong Kong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Last year, Hong Kong ’ s stock market capitalization is approximately six times our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But when it comes to our bond market, its capitalization hardly measures up. At less then half of our GDP, our local bond market not only lags behind the mature markets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ur under-developed bond market pal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bond market in Singapore – our biggest competitor in the region and East Asia ’ s othe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Bu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 s bond market is important in order to reinforce our posi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In the 2009-2010 Budget speech, Financial Secretary John Tsang unveiled the government ’ s intention to issue HK$100 billion government bonds as a way of promoting our bond market. The sums raised will be credited to a fund established under the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and will not be treated as part of our reserves.

I believe that it will take a lot more than just a HK$100 billion bond issue to jump-start our bond market. In the past, the Hong Kong Mortgage Corporation Limited – a wholly government owned corporation – has been issuing bonds; and in 2004, the government securitized our “ five tunnels and one bridge ” tolled facilities with “ Hong Kong Link. ” Yet, these issuances have not made an impact and the Hong Kong bond market remains eerily quiet.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issuing HK$100 billion government bonds will resuscitate our local market and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a regional bond market.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 the reason of the inactivity in the bond market – is two-fold. Small return – High transaction cost, coupled with the lack of variety have kept investors disinterested all along.

From what we have seen in the American and European (London) bond market experiences, we know that variety is, indeed, key. The demand for US Treasury bills is huge and they are easily transferable in the second hand bond market.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New York ’ s and London ’ s bond markets are active.

For us, we must capitalize on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the Renminbi in the global market.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alked about offering investors “ choices ” , but our government bonds may not be offering the “ choices ” needed. I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can issue RMB Central government bonds, or if we can head the second hand Central government bond market, our bond market may just attract enough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o make transaction. Making Reminbi “ a choice ” here in Hong Kong, investors will choose us.

The success of our bond market will also depend largely on how well our government understands and can provide for the local market. Many local investors prefer high-yield-high-risk products, especially in the stock market. And to this end, there are many attractive American and European high yield corporate bonds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make available to individual investors.

In order to attract public investors, attractiveness is key, but the government must also make their products accessible as well as available.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consider the success of the Canada Savings Bond. These investment instruments offered by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since the 1940s and made available only to Canadian citizens proved to be tremendously popular.

Safe and convenient, they are purchasable in regular and compounding interest. The government guarantees a minimum interest rate. Their attractiveness stems also from their flexibility. They are offered at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ranging from $100 to $10,000 .Some of these bonds can be cashed at any time. The low minimum purchase amount makes Canadian government bonds affordable as well as accessible. Canada Savings Bonds are even purchased as presents for birthdays and Christmas.

Our government can do the same with government bonds. They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in small denominations – i.e. $10,000HKD – with low transaction costs to make them truly accessible, affordable and attractive to the public.

These are all technical issues that can be easily done if the government is serious about promoting Hong Kong ’ s bond market. But its biggest hurdle may be the “ Lehman Brothers Mini-bonds, ” which we should all know by now, are not bonds at all. These “ mini-bonds ” are products of sophisticated packaging by finance guys that have made “ bonds ” a new synonym for “ fraud ” . Having learned from the “ Lehman Brothers Mini-bonds ” saga, the government must first and foremost, be able to provide adequate protection for investors before any work can be done for the bonds market. Laws must be made to require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uthentication of “ real bonds ” by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so to protect investors ’ right to know the “ real ” bonds from the “ counterfeits ” .

Developing the local bond market may make Hong Kong a stronger player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arena. But inadequate regulation and insufficient investor protection will break and ruin our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standing.

The government must remember that its success in promoting our bond market will depend on how well they make these bonds attractive, accessible, affordable and safe for individual investors.

I am Starry Lee – your Kowloon West Legislator


如何發展香港債市
2009年08月06日

香港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但債券市場的發展,相比於蓬勃的股票市場,可謂不成氣候。○八年,我們的股票市場總值大約是本地生產總值的六倍,但未到期的債券總值,卻不足GDP的一半。這個比例,不但較歐美等債券成熟市場為低,相比區內主要競爭對手的新加坡,也有不如。

財政司司長在今年預算案提了千億元的債券發行計畫,表明不在於籌集資金,而是希望通過計畫推動香港的債市。然而,筆者認為要達到這個目標,面對的困難不少。因為,過往十年,由金管局全資擁有的香港按揭證券公司不斷發債,而政府也曾為「五隧一橋」發債,可惜,債市至今仍未能扭轉「市場小,交投淡」的基本格局。

前車可鑑,筆者實在不明白,政府今次僅以區區一千億元「官債」,還要按年分批推出,為何就有信心可以活化債券市場,甚至可以做到財政司司長口中所說,發展香港成為亞太區債券中心的美夢?對此疑問,當局始終欠缺一個交代。

香港債券缺乏吸引力,主要原因是債券投資回報少、入場門檻/交易費過高,以及產品選擇少。

這些原因互有關聯。筆者認為債市要有吸引力,最重要是多元而優質的產品。歐美的經驗反映,美國國庫債券大受歡迎,成為機構投資者追捧的對象,原因在於容易在二手市場轉手。隨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大增,特區政府要搞活債市,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說服中央,讓香港參與發行國債,即使未能一蹴而成,退而求其次,若能爭取到國債在香港二手市場買賣,相信機構投資者也會熱烈「捧場」 。

為了擴大債市規模和增加流通性,特區政府應針對港人偏愛高風險投資的做法,引入美國一些回報率較高的債券,令債市產品更趨多元化。

至於降低債市的入場門檻,也是大勢所趨。加拿大的儲蓄債券(CanadaSavingBond)便是當中的成功例子。當地政府早在六十三年前推出儲蓄債券,只向加拿大居民銷售,有定息和複利兩種形式。該債券最大的特點是入場費極低,一百加元都有交易,而且有最低年利率保證,市場條件許可時,年利率會相應提高,市民更可隨時贖回。所以推出至今,大受歡迎。

加拿大的成功經驗反映,為了吸引更多「散戶」,政府應該盡可能減低債市的入場門檻。為此,筆者建議特區政府債券可以「拆細」至一萬元,同時考慮發出指引,盡量減低相關交易費用,水平應與股票買賣相若,以擴闊債市的參與率。

筆者由債券想到「迷你債券」,兩者雖然風馬牛不相及,但經過不負責任金融專家的精心掩飾和包裝,投資者被誤導而將兩者混淆,其血汗資產也就因此而付諸流水。雷曼事件的發生,反映不少投資者對「債券」的認識不深。為了保障他們,特區政府當務之急,是為債券「正名」。筆者建議當局立法規定任何金融產品,若要以「債券」作為名稱或名稱的一部分,必須先獲監管當局批准,以減少類似「迷債」事件繼續發生,貽禍投資者。

除了「正名」,隨雷曼事件逐步獲得解決,特區政府應該重新集中資源,吸取教訓,盡快檢討現行金融投資產品以及仲介人銷售的監管理念和制度,包括「一業兩管」、完善銷售金融投資產品的監管措施、加強對中介人錯誤銷售的違規處罰等,以保持香港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力。



雷曼和解方案以後
2009年07月30日

「雷曼迷債」爆煲十個月後,證監上周三終於與十六家迷債分銷銀行達成協議,推出賠償方案,將事件帶至新的台階。

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得來不易的方案,各方要珍惜。因為一個方案要同時取得十六家銀行同意,又要證監「啃得落」,各方在談判時肯定有不少妥協。苦主固然有人快樂有人愁,但要因應本身情況和條件,考慮究竟是接受和解,收錢離場,抑或與分銷銀行打官司,爭取到底。
筆者期望證監及金管局可把資源再集中,加快處理其他雷曼產品的違規銷售投訴。

值得留意是證監公布方案後,連日來都「玩失蹤」,未有出來回應各界的疑問和批評。加上賠償方案不早不遲,就在立法會休會後,眾議員又離港旅遊公幹以後才公布,時間上的巧合,令人懷疑。筆者認為證監作為方案的制訂者之一,有責任主動向立法會交代,現在反而要由立法會雷曼小組主動要求出席交代方案細節,難免令人懷疑是刻意避開成為輿論焦點。

平情而論,證監和分銷銀行畢竟已提出賠償方案,給雷曼苦主一個選擇。但當雷曼以外的其他金融產品相繼出事,包括Accumulator和精明債券危機,便肯定目前的監管機制未能與時並進,無法有效監管結構日益複雜的金融產品。

粗略來說,金融監管功能分為兩大類:其一是維持機構及市場系統穩定;其二是從投資者權益出發,監管市場的行為操守。過去多年,金管局在維護金融穩定方面,無疑做得相當出色,但在監管行為操守上卻出現了「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無水喝」的情況。

香港現時的金融監管模式以公司型為主,即金管局負責監管銀行,證監負責監管證券行。「一業兩管」之下,金融產品銷售的監管工作,同時由證監和金管局負責。基於政出多門,監管角色、功能以至資源上,都出現架疊屋。以至雷曼事件發生後,兩個監管機構互相推卸責任。

經此一役,社會早已達致共識,認定金融監管架構必須徹底檢討。如何完善以至怎樣落實新的監管架構,成了當務之急。

環顧全球,可以考慮的方案起碼有兩套,其一是英國和新加坡的綜合監管模式,即設立單一的「超級」監管機構,兼顧金融穩健性及行為操守這兩大監管功能。另一套則是效法澳洲和荷蘭的目標為本監管模式,由不同的監管機構分別監管市場的穩健和行為操守。

無論當局最終採納那套監管模式,都必須處理「一業兩管」衍生出來的問題。除了完善架構,加強監管力度已是世界趨勢,如何在架構檢討中每個環節都確保小投資者權益受到保障,肯定是特區政府的一大挑戰。

筆者多次提出,小投資者無權無勢,既無資訊,又無財力,在面對財雄勢大的上市公司或大財團時,處境十分不利。加上香港既沒有集體訴訟(classaction),又不容許律師以「不成功、不收費」模式提供服務,投資者即使有再多的質疑,有再多不公平的證據,一旦決定打官司,也只能付出真金白銀,自求多福。

針對這些問題,若香港將仿效英國設立獨立金融申訴專員,專責處理有關金融產品的投訴,筆者不希望專員只是「無牙老虎」。現時,證監有權調查和懲罰違規的金融機構,但無權指令金融機構對苦主作出賠償。正因如此,證監在處理雷曼事件上,只能通過和解方式令銀行賠償苦主,對投資者的保障明顯不足。筆者認為應該授權金融事務專員在某一個數額下,可以直接指令上述機構對苦主賠償,而不需小投資者事事通過冗長的法律程序。

此外,筆者建議參考消委會的訴訟基金,在專員下設投資者訴訟基金,為小投資者提供「撒手」,讓他們可以申請入稟或集體訴訟形式,討回公道。至於基金的來源,則可以從印花稅撥出某個百分比成立。



身體力行支持文化創意產業
2009年07月23日

特首曾蔭權四月在經機會最後一次會議後,提出發展香港六大優勢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是其中之一。當局更整合不同部門資源,成立「創意香港」辦公室,希望為發展創意產業提供支援。

香港一直被指為文化沙漠。走在街上,你難以發現在倫敦、紐約的街頭表演藝人;社會對文化藝術的關注和討論氣氛,也明顯淡薄。這現象自然有其歷史背景,但也與特區政府的政策有關。

環顧全球,創意產業已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源頭。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估計,創意產業約佔全球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七,並預計會以每年一成的平均幅度增長。另外,英國早在一九九七年首次就創意產業提出定義並進行基研究,而倫敦、紐約等地方,創意產業早已佔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八至十。

除了歐美等一向注重文化創意的國家,華人社會對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近年也急起直追。筆者早前到了台灣考察其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發現有很多值得香港借鑑之處。在大力推動下,過去五年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營業額,每年平均增長近百分之八,較同期GDP平均增長的百分之三點七足足一倍有多。

反觀香港,由於欠缺政府的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在過去十年停滯不前,產業佔GDP的比例徘徊在百分之四,步伐明顯落後鄰近城市。在深圳河對岸,深圳市的文化創意產業去年就佔全市GDP的百分之七。

香港人思想靈活,社會資訊及言論自由、知識產權制度比較健全,理應有利於創意產業的發展。然而,香港政府對創意產業缺乏清晰的定位和明確政策,以至多年來原地踏步,未能發展成經濟新亮點。

單看西九文化區計畫,早於一九九八年已經提出,但過程一波三折,一拖十年,日前才敲定三名負責擬訂西九布局的概念圖則顧問。按照最樂觀預計,首批設施最快也要等五六年後才有望落成。

況且,西九文化區只是硬件,並不等如文化產業。要打造香港成為亞洲文化之都,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大力度,除了培養本地觀眾入場欣賞,更要將目光放到如何吸引內地觀眾群。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日前分別表示,西九文化區的規劃應放眼珠三角,又指文化產業佔GDP的比例,可望由目前的百分之四,大幅提高至一成以上。筆者認同唐司長的視野和方向,但憂慮以現時架構,能否有效打造香港成為區域文化都會,吸引珠三角地區的七千萬觀眾?

無疑,「創意香港」辦公室站在推動創意產業發展的最前,但別忘記文化創意產業涉及不同部門和機構,文化政策長期由民政事務局掌管,地標式的西九文化區則由西九管理局負責,加上藝術發展局,再者,培養本港的觀眾群必須從教育入手,教育局有否在課程編制上加入相關元素?在沒有專責部門處理下,大家各自為政,甚至架疊屋,文化產業難望有效推動。

要優化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筆者認為除了理順推行架構,更重要是培養有欣賞能力的觀眾群。有關方法當然要細水長流,但筆者想講一個小故事,在台灣考察期間與資深導演會面時,他指劇團親手將藝術表演的門票送給馬英九夫人,方知她已自費購票入場。他即時慨歎在香港表演,甚少見到官員入場欣賞(不是主禮或剪綵),看來要培養觀眾群,必先由自己開始。

土地不足是窒礙劇團在香港發展的不爭事實,但當局有否爭取利用現有的城市休憩空間,通過政策以推動文化進入社區。單是街頭表演,至今未見有關政策出籠。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若不加把勁,最終可能只剩西九大白象。



 

迪士尼能否扭轉乾坤?
2009年07月16日

立法會財委會上周五通過政府「以債換股」,注資迪士尼擴建計劃。到過迪士尼的人都知,面積太細是樂園的致命傷,面對上海迪士尼已整裝待發,香港迪士尼若不擴建,再難成為區域具吸引力的主題樂園。現在政府提出以債換股,筆者認為可以接受,第一因為政府不須拿出真金白銀;第二是以迪士尼現時的營運狀況,短期之內都難望賺錢,反正政府難以討回舊債,倒不如入股投資,還可望樂園可以借機翻身。

1997年金融風暴之後,特區政府為刺激經濟,爭取迪士尼落戶香港,開出了優厚條件。政府連基建的總支出高達二百二十多億元,但換來的股權,只有57%,反而迪士尼公司不過投資二十多億元,股權卻佔43%,被外界批評為「不平等條約」,甚至「喪權辱港」。不平等肯定是不平等,不過批評也有點言重了。既然經濟低迷,香港政府在談判時處於下風,可以理解。而且,香港最終是迪士尼落戶中國的第一個城市,在一般人心目中,兩者早已連在一起,迪士尼這個國際知名品牌,也成為了香港一項無形資產。

政府今次背城借一,將債變股,迫立法會「再博一鋪」,是贏是輸,現在難以估計。因為迪士尼的收益前景並不樂觀,就連政府的態度也轉趨保守,大幅調低當初的預測,指樂園未來四十年的經濟效益只有647億元至1100多億元,遠遠低於1999年預計的1480億元上限。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維持樂園的吸引力,至為關鍵。有人擔心香港和上海迪士尼會因「搶客」而「雙輸」。然而,即使在日本,也分別有迪士尼樂園和迪士尼海洋兩座樂園,所以,筆者認為以中國之大,十三億人口支持兩個主題公園,不應有甚麼問題,而且香港和上海兩座樂園,一個服務華南,一個服務華東及華北,客源不同,只要保持各自特色,便有生存空間。

筆者反而關注到香港今次新增的3個主題區,不是全球獨家(「野礦山谷」和「迷離莊園」),就是亞洲獨有(「反斗奇兵歷奇地帶」),但獨家經營的時間只有5年,以一項回本期達數十年的投資來說,「獨家」時間應該進一步延長,以確保香港和上海的樂園「錯位發展」,不會出現惡性競爭。

另一項令人關注的議題,政府在推出注資計劃的同時,公布會採用新方法計算樂園的基本管理費,由過往總收入的2%,改為以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EBITA)的6.5%。新方法與實際業績掛,樂園表現愈好,基本管理費也愈多。筆者對這套「按表現付費」的方法沒有異議,不過在某些情況下,新方法要比舊方法付出更多管理費,為此,筆者認為要為管理費設定上限,否則樂園似有若無的利潤,隨時可能被管理費進一步蠶食,何時轉虧為盈,更加遙遙無期。

迪士尼董事局現時有5位司局級官員,包括:財政司司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展局局長及旅遊事務專員等。官僚思維始終與商界想法不同。而迪士尼目前最大的挑戰,是要搞活樂園,增加入場人次,引入更多商界的新思維,以增加遊園人流。筆者認為司局級官員日理萬機,當局可以減少董事局的官員人數,僅保留個別官員負責監察角色,騰空更多董事位置,邀請更多商界猛人及熟悉旅遊業界運作人士加盟,以發揮樂園的潛力,改善經營狀況。

對於今次注資計劃,市民有兩大疑問:這是否政府最後一次動用公帑投資迪士尼?迪士尼何時才能為香港賺取第一筆錢?若政府可以「拍心口」肯定地提出明確的答案,我相信香港人是會支持今次投資。很可惜,迄今未有官員能勇敢地回答上述問題,結果令迪士尼計劃等如「不平等條約」這個形象,揮之不去,更令人對公帑是否會投入無底深淵,憂心忡忡。


  香港如何避免被邊緣化
2009年07月16日

筆者上周提及特區政府在發展六大優勢產業時,不應局限自己的視野,若能把握內地城市發展所帶來的機遇,便可乘勢而上。意猶未盡,今天想繼續談談粵港合作未來的方向和思路。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規劃綱要》)肯定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要求珠三角地區要與香港錯位發展。不過,《規劃綱要》對香港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在新的格局下,香港若能認清方向,面對的市場將會是一個經濟規模超過紐約、東京、倫敦的珠三角都會區;相反,若我們未能把握機遇,隨時會被珠三角其他城市邊緣化。

面對鄰近城市的激烈競爭,香港形勢未許樂觀。在內地加大力度拉動內需,「保八」目標可望實現下,香港經濟卻出現內憂外患,經濟增長隨時是中國唯一「見紅」的城市,再不爭取主動,本港經濟難望踏上新的台階,遲早邊緣化。

要避免邊緣化,我們要清楚回答:廣東省超過一億人口的真正需要是甚麼?香港能否滿足廣東省各個領域的發展需要?

廣東省過往缺乏資金和技術,發展困難重重。時移勢易,廣東省現在全年的存貸款餘額,差不多等如本地生產總值的水平,說明並不缺乏資金,需要引進的反而是先進的經驗和完善的機制。粵港的合作模式,應該由過去以引進資本、引進港商為主,改為引進香港百年來形成的全球性的商業文化制度和經驗。

「先行先試」的目的,明顯是想將一項難以全盤準確掌握預測的政策,以試點小規模推行,待成功後再推展至其他地方施行。金融政策是國家政策的重中之重,對國家實力以至社會穩定起關鍵作用,任何改動都必須謹小慎微,故特別適合以「先行先試」的方式推行。

例如中央將上海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但大家都理解人民幣未能自由兌換。香港在未來十年,必須利用本身優勢,抓緊「先行先試」的機遇,讓人民幣可以衝破缺口,在香港有限制地自由兌換。

隨珠三角地區經濟走向小康,香港如何滿足當地居民對投資渠道,以至財富管理服務的龐大需求,也是香港的商機所在。筆者建議在資本管制下,先通過在內地推出港股組合的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方式,讓香港股票在內地上市供內地投資者買賣,作為打通兩地證券市場的第一步。另外,香港人對購買A股的興趣漸濃,兩地政府應爭取設立機制,如以QFII的類似模式,讓港人直接參與買賣深圳交易所掛牌的A股。隨市場發展,最終可讓香港人以人民幣買賣深圳A股。

為了確立香港為國家金融中心,以至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除了利用先行先試的機遇,讓人民幣可以在香港有限制地自由兌換,也要定位為廣東省未來三十年的發展項目提供融資的平台。筆者提出一系列粵港金融合作先行先試措施的建議,包括兩地政府應爭取以「先行先試」方式,容許粵港銀行進行人民幣同業拆借。另外,兩地政府也可爭取打破兩地抵押品無法跨境進行融資抵押的限制,容許跨境貸款的融資方式。

除了認清服務對象的需要,粵港合作的架構也須與時並進。目前,粵港合作的議題,由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牽頭,層次高,但筆者擔心對口不清,各地部門在溝通時會有阻滯。隨粵港合作領域已由金融、基建擴展至社會福利、醫療、生、環保等幾乎每一個領域,兩地的合作,再不能單靠粵港行政首長聯席會議。筆者促請兩地政府在工作層面建立對話合作機制,確保各內地部門,特區政府都有相應的對口部門,方便跟進日常事務。

香港必須站得更高、看得更遠、走得更前,利用本身優勢,正確認識內地的需要,才有機會找出經濟持續發展之道。


加強與珠三角合作助港發展新產業
2009年07月09日

行政長官主持的經濟機遇委員會在六月二十二日完成最後一次會議,確定香港未來力推動的六大優勢產業,包括教育服務、醫療服務、檢測和驗證、環保產業、創新科技、文化及創意產業,然而,在推行的策略上仍然主要從本土眼,視野難免局限。

近期內地不同區域的發展規劃紛紛出台,如果香港在思考本身的產業發展時,能夠掌握內地這些區域性規劃所帶來的機遇,便能乘勢而上。

在《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設計下,珠三角分為廣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個經濟圈,深圳、廣州、東莞、佛山和珠海是三個經濟圈內的五個中心城市,它們在《規劃綱要》中各有功能與策略定位,現已在廣東省政府的「先行先試聯席會議」統籌下研究提出各自的先行先試政策措施。

這五個中心城市與香港經貿關係較密切,也是經濟發展水平最好的。香港若能在構思本身的產業發展前路時,以點對點的方式與這五個珠三角中心城市進行產業合作,便容易達致互利共贏。

過往成員包括粵港兩地專家學者的民建聯經濟顧問小組進行了一系列調研,與包括銀行、證券業、物流、貿易、法律、工程、旅遊、文化、教育等多行業人士會談,走訪廣東省政府、深圳市政府以及香港特區政府的相關部門。我們相信香港與深圳、廣州、東莞、佛山和珠海五市有條件進行優勢產業合作,強化與提升香港的產業結構。針對五個城市的各自優勢與特點,香港可通過較具體和有針對性的措施與它們展開合作。

深圳與香港地理相連,除了金融業,還可以在旅遊業加強合作,首要工作是最大限度便利兩地人流的互通。兩地應合作盡快促成深市非戶籍居民赴港「一簽多行」,進一步研究推動落實「深圳居民往來香港通行證」等便利來港措施,另外,也應該增加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擴展「一地兩檢」的實施,並促成「人車自由行」,讓更多合資格的深圳居民自由駕車來港。

廣州是內地重要的分銷中心。香港應在廣州設立永久的港產品展銷中心,爭取進一步降低門檻,允許港資零售和批發企業進入內地市場,簡化香港商業企業在珠三角洲地區申請的流程和手續。另外,特區政府也應設立專項基金,協助珠三角港企開拓內銷市場。佛山是珠三角洲地區正在快速崛起的工業重鎮,正處於全面實施產業轉型和升級的關鍵時期,香港與佛山可以加強在科技、設計以及創意領域的合作,例如成立港佛科研合作基地,並因應佛山市現代製造業和科技產業發展對金融業的需求,加強港佛金融合作。

和佛山相比,東莞是一個加工外貿型製造業中心。由於既有的產業和人員結構性質,東莞正逼切需要通過加強職業技術教育,提高工人質素,為產業轉型提供條件。香港擁有先進的職業培訓體系和經驗,亦能提供國際認可的各類專業資格。粵港兩地可以東莞為試點,在先行先試的原則下爭取讓香港的職業培訓機構進入當地,逐步建立與國際認可標準接軌的職業培訓系統,同時也應為當地學員來港進修、考試提供便利。

珠海目前的經濟實力雖然比其他四市為弱,但地理有優勢,基建也逐步完善,有潛力成為西南中國對外貿易和物流的橋頭堡,為香港的物流、運輸、建築、設計、分銷、廣告等現代服務業提供新的發展空間。兩地可以在機場、港口發展規劃以及港珠澳大橋有關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加強合作,共同發展現代物流業,打通我國西南通道。

只要有針對性地因應珠三角各經濟圈和各城市的優勢,我們可以制定比較有效的合作措施,在《規劃綱要》的先行先試原則下共同推進雙方的產業發展。只要不把視野局限在本土,我們完全可以為香港經濟發展發掘更大的空間。


舊樓居民救星 Vs「賣樓廿三條」
2009年07月02日

發展局建議降低強制賣樓門檻,被炒得沸沸揚揚,同樣是舊樓居民,正反意見對立:支持者認為建議有望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的居住條件之中;反對者則批評當局強搶民產,直指建議是「賣樓廿三條」。

香港的舊樓情況可說世界少有。舊區的舊樓不但數量多、樓齡長、業權又分散、地契混亂,以至「一廈多法團」、「多廈一法團」和沒有成立法團的大廈,比比皆是。在沒有適當的渠道處理下,大廈違規僭建充斥,結構失修破損見怪不怪。早年的添喜大廈塌簷篷,以至近年的灣仔招牌壓死途人等,都是慘痛例子。如何清除這批「城市炸彈」,已是刻不容緩。政府並非沒有察覺問題的嚴重,多年前便成立市區重建局,承諾會在二十年內推展二百二十五個重建項目,解決舊區問題。可惜效果未如理想,七年之後,只有三十五項落實及正在進行,遠遠低於原本目標。

重建牛步前行,令舊樓問題加劇惡化。現時,樓齡達五十年的樓宇約有三千三百幢,未來十年,還會以每年五百幢的數量增加。反觀市建局自○一年成立以來,只重建五百五十幢失修樓宇(這些重建項目還要二○二一年才完成)及復修另外五百幢樓宇。顯而易見,單靠市建局的努力,對解決舊樓問題連杯水車薪也不如。

無疑,政府也設有基金,協助業主維修樓宇,不過政出多門,屋宇署、房協和市建局欠缺統籌,令業主混淆,最重要是這些貸款計畫,對最有需要維修的舊式唐樓,往往不切實際,以致不少舊樓的維修問題,拖拉談了十年多,始終無法成事。

發展局早前推出有「肥雞餐」之稱的「樓宇更新大行動」,不久再推出「加碼肥雞餐」,反映政府也很焦急,希望加大力度,從速改善市區老化的問題。但當局總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益街坊」,長期利用公帑為舊樓業主做維修。所以,當局最近提出降低強制售樓的申請門檻,希望加大私人參與重建的力度,加快重建步伐。

筆者也認為降低強制售樓門檻是可以考慮之法,但因觸及最敏感的私有產權,政府必須取得社會的平衡。

根據現行做法,任何人士若想將某幢樓宇強制售賣,可向土地審裁處提出申請,土審處會視乎三項因素,決定是否批出售賣令,包括:申請人是否已擁有九成或以上業權(政府建議減至八成);大廈狀況是否需要重新發展;及申請人是否已採取合理步驟收購全部單位。一旦申請獲批,土審處一般會在預設底價下,將地段公開拍賣,而有關底價,也需經由土審處批准。
根據政府資料,強制售樓的條例實施十年,土審處處理過六十一宗申請,除了十一宗正在處理,只有二十宗獲發強制售賣令。

從數字看來,土審處也做了「最後把關」的工作,不過,居民最關注的始終是收購價的高低。所以問題的關鍵,始終是公開拍賣時,如何確保有關底價公平合理,是否已反映該地段的潛在發展價值,而非單單是當時的市值。

筆者認為在訂定底價水平時,市建局的做法值得大家參考。現時,當市建局決定受影響業主的補償水平時,會同時聘請多間專業估價行提供估價,以確保獲得的估價公平合理,並通過具透明度的程序和機制,讓公眾明白最終的補償價格如何得出,防止發展商利用寬鬆的強制拍賣機制,剝削小業主利益。

另一群需要照顧的是原有的租戶。發展商從利潤出發,小本經營的商戶能否獲得合理賠償、在原區繼續經營、支付新式商場的租金,都不會是發展商重建的考慮。所以,重建的客觀效果,就是逼走舊區的小商店,也破壞了舊區居民的社區網絡。對此,政府責無旁貸,必須想辦法照顧這群最受影響的持份者的利益。


不要為面子而拒絕更改疫苗計劃
2009年07月02日

5月1日,香港第一宗人類豬流感正式確診。衛生當局嚴陣以待,即時封閉該名旅客曾下榻的維景酒店,三百多名住客職員被隔離;又追截曾經接載旅客的的士司機。雖然有人指政府的做法過火擾民,但面對所知不多的病毒,加上2003年奪命「沙士」的陰影未除,市民普遍認為政府做法果斷,值得肯定和支持。

七日之後,維景解封,住客踏出酒店,個個笑容燦爛。曾特首親自掛帥抗疫,在公關上贏了漂亮的一仗。曾特首以至一眾衛生官員的民望,節節上升。

一如特區政府預料,隨疫情在全球蔓延,特區政府也隨即啟動多項措施,應對增加了的疫情風險,其中包括動用7億元為200萬名六歲以下小孩、長者、長期病患者和高風險的醫護人士免費注射。

其實,在公布這項措施,香港的個案並不算多,累計確診個案不足五十宗,而且當時世衛還未將疫情警戒級別升至最高的第六級。所以,特區政府這種「不惜一切,以抗疫為先」的做法,雖然不致是一場「豪賭」,但也並非純粹是醫學決定,依筆者看法,是特區政府想建立「先知先覺」形象的一次政治決定。

七億元為三成港人免費打防疫針,等如政府為他們每人買350元健康保險,錢無疑已獲立法會批出,不過買了保險,是否就可保平安,仍有變數。例如病毒會否在短時間內變種,令疫苗變相失效;疫苗的供應量是否有問題;疫苗至今仍未面世,成效如何;另外,據醫學界估計,每一百萬注射過疫苗的人,會有大約十人出現癱瘓等嚴重副作用。換句話說,如果200萬人都打防疫針,估計便有20個癱瘓的個案。這個數字十分嚇人,會否「偏偏選中我」,大家心裏都沒有底。所以,若疫情在未來數月轉趨緩和,注射情況會否比預期冷淡,也未可預料。

無疑,大家買保險都不希望意外真的出現,不過,現在講的保險費不是10萬元或者100萬元,而是數以10億元,保險費是否大得與風險不成比例?

正因為存在很多不明朗因素,沒有人希望為失誤而負上責任,所以立法會財委會上周五審議撥款時,顯得十分謹慎,激烈討論了三小時,才通過撥款。不同政黨的議員齊聲發出憂慮,指豬流感疫苗充滿變數,副作用未明,衛生當局根本毋須自我設限,硬性規定要一次過購買大量的疫苗,以免最終造成浪費。衛生當局其實也理解到,根據過往經驗,預計高危人士注射率只有三成,既然如此,堅持推行原定計劃,便令人摸不頭腦。

要避免公帑浪費,方法很多,政府可考慮在標書加入條款,讓特區政府在預購疫苗時可先付某個百分比的按金,一旦疫情逆轉,所損失的也只是按金,而不是全部公帑;另外,香港地方小,面對財雄勢大的跨國藥廠,沒有甚麼議價能力,不過我們背靠祖國,筆者認為當局應該把握這項優勢,跟內地和澳門部門聯繫,商量一起購買疫苗,以增加談判時的籌碼。

筆者認為,人類豬流感在全球迅速擴散,香港面對的問題,並非獨一無二,既然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與特區政府關係密切,衛生當局便應該透過不同渠道,了解其他國家的抗疫對策和購買疫苗數量,以作參考。

面對議員的多番質疑,局長堅稱若不做足準備,訂購足夠存貨,擔心遲一點即使有錢也買不到!但筆者有點懷疑,若藥廠眼見全世界對疫苗有很大需求,是否會有生意都不做,拒絕提高疫苗的產量?我反而擔心,當局為全港三成人口買保險的「慷慨」做法,是否會成為世界「先例」,甚至成為豬流感疫苗的最大買家!

社區健康固然重要,但涉及公共財政承擔,便要小心作出平衡。疫情不斷轉變,筆者期望特區政府也要因時制宜,不要為了面子而拒絕減少疫苗的購買量。


正生之後…
2009年06月24日

筆者上周談到正生書院的遷校問題,一周以來,事情有一些正面發展。首先是各方表現克制,為事件降溫;另外,斡旋事件的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期望事件能在三周內有定案,令人對死結可以解開,持審慎樂觀態度。不過,即使搬校事件最終獲得解決,也不代表問題可以一了百了。因為正生的發生,反映出禁毒政策存在不少漏洞。

正生書院校長曾說過,正生是學校,不是戒毒所。的而且確,正生根據教育條例註冊成立,加上書院除了戒毒,也讓年輕人獲得正統學習,理應屬於教育局的範疇。但該校同時是全港唯一的非政府機構的戒毒學校,遇上處事僵化的官僚系統,地位便很尷尬。校方早於○六年便提出遷校,但教育局一直反應低調,保安局又以正生並非正規的戒毒機構表現猶豫。在「兩頭唔到岸」下,正生變政策局之間的「孤兒仔」,間接令遷校問題一拖再拖。

直至近年濫藥歪風吹入校園,正生的前途才「幸運地」獲各界關心,加上遷校問題更因梅窩居民的強烈反應變為政治事件,結果在特首開腔撐正生之後,特區政府才上下一心,全力協助。

筆者希望正生事件盡快得到擺平,讓該校學生可以繼續專心學習。但濫藥新聞接連發生,政府必須為提早推出校本驗毒做好準備。校本驗毒計畫要成功,必須得到學校的充分合作。早前,我有機會與部分校長討論這個問題,他們都支持非常支持驗毒,只是擔心相關安排未能「到位」,例如連叫學校安心呈報校園濫藥資料也未有考慮。

筆者在三月曾在立法會提出相關質詢,保安局局長當時回應指警方去年只處理了十五宗校園學生吸毒事件,校內販毒也只有六宗。數字之低,令我十分詫異。跟上述教育界人士談過以後,了解到隨學生人數不斷下降,學校無時無刻活在「殺校」威脅下,以致任何會影響收生的消息,都被當成頭等大事。即使學校發現有學生吸毒,必然會顧慮到一旦報警,翌日會被大字標題報道,結果令收生大減。為此,校方對濫藥問題採取迴避態度亦可理解。

以上問題一日未解決,警方永遠也難以掌握校園濫藥的真實情況。為了促使學校更願意配合,如實地呈報學生濫藥情況,讓執法當局得以對症下藥,筆者認為當局可以考慮通過法例,確保校方有關濫藥的資料,只需呈交執法當局而毋須公開,令校方、家長以至學生均可以放心。

政府近年大力宣傳禁毒訊息,但濫藥數字卻節節上升,對於這現象,上述校長解釋學生最初行差踏錯,很大可能是因為讀書成績差,對學校生活感到沮喪;希望取得朋輩間的認同;加上毒品種類繁多,年輕人對毒害缺乏認識,因此抱不妨一試的心態;但毒品近年氾濫成災,最主要還是毒品價錢平,以至竟然有「食『K仔』平過食煙」的講法,同時容易獲得,只要學生有心,要找到「小拆家」入貨並不困難。

暑假將至,校本驗毒計畫未及上馬,預計大部分中學都會因豬流感而提早放暑假,北上濫藥的情況估計轉趨嚴重。這個擔憂並非杞人憂天,根據海關數字,去年因跨境運毒而被捕的青少年,較前年急升八成;檢獲俗稱「K仔」的氯胺酮數量,也較前年增加十一倍。

為了重建抗毒防,當局有需要加強打擊跨境販毒。依筆者觀察,隨內地入境口岸愈開愈多,各口岸對查驗旅客的做法並不一致,故促請當局檢討情況,統一各口岸的做法,同時增撥資源,包括成立專責隊伍,以至加派緝毒犬,加強對出入境旅客的驗毒及完善中港兩地的情報交流和通報機制,以及向年輕一代廣泛宣傳政府的嚴打措施,阻嚇他們不敢以身試法。

眼見青少年濫藥情況愈來愈嚴重,筆者為人母親,特別心痛。社會必須用上最大的努力,用盡一切方法,保護年輕一代遠離毒害。


  正生書院的啟示
2009年06月18日

身為禁毒大使的年輕藝人在外地藏毒,學生集體「索K」出事……青少年毒禍問題惡化,近期成為輿論的焦點。他們扭曲的價值觀更令人憂心,吸毒竟然成為朋輩之間的正常社交,令人歎息。面對歪風,社會正討論在校園引進驗毒計畫,期望盡早將徘徊在毒海邊緣的學生拉回正軌。

在這個背景之下,香港唯一的福音戒毒學校因校舍太小和殘舊而要覓址搬遷,得到社會以至輿論的普遍支持。不過建議卻遭到梅窩居民的強烈反對,對立情緒愈演愈烈,更成為政治困局。


營造雙方真正對話空間

由於民情早已站在正生學校一方,持反對立場的梅窩居民,多次被指缺乏包容。然而,將心比己,我們是否也會因為住處附近要加設不受歡迎的項目、或者中途宿舍等而提出反對?正如當年麗晶花園開設愛滋病治療中心,以至更早的東頭開設弱智人士宿舍等,都遭到市民強烈反對,反映鄰避效應(nimby,not-in-my-back-yard)是一個普遍現象,人之常情。所以,對於梅窩居民的激動表現,筆者完全不能認同,但也認為不應苛責。

捫心自問,筆者作為區議員,也曾參與過類似活動。是對是錯,難有定論。在當區居民來說,他們不是反對設施,只是反對選址,反對就在我附近。然而,當每區居民都抱有同一想法,這些不受歡迎的設施究竟該放在哪裏?

筆者認為政府在處理屯門污泥焚化爐所採用模式值得參考。為了減輕堆填區的負擔,政府早前計畫動用五十一億元在屯門興建污泥焚化爐,居民當初強烈反對,直至當局承諾會由四個政策局和區議會組成聯合工作小組,研究如何提升屯門區的整體規劃和發展,結果成功「換取」地區同意計畫。這次成功的先例,對政府日後爭取地區接納某些設施有啟示作用。

說回正生書院,筆者認為首要是為事件降溫,不要將各方推向死角,要為正生、當地居民以至政府當局營造真正的對話空間,尋找大家接受的下台階。不同的方案已經提出,包括在南約舊校試辦三年、鄉議局另行建議校址、在梅窩其他地方建校等。筆者相信,只要能照顧當地居民對於社區發展需要的大前提,正生搬遷問題最終都有望解決。

還有一件事不吐不快。無論任何情況,孩子都應該首先受到保護。日前從電視上看到,多名不足六、七歲的梅窩孩子拿標語,在居民諮詢大會上包圍講台,抗議遷校決定,另一方面,部分正生學生又因受不了居民的出言羞辱,低頭飲泣,此情此景,令人倍感痛心。


不要讓孩子捲入政治漩渦

稚子無辜,為何大家忍心至此,讓年紀輕輕的孩子介入這場爭拗,一早就嘗到人間的冷酷無情。校舍搬遷畢竟是成年人之間的事,任何談判和抗議,各方都有責任設下底,不可將孩子們拖入這類政治漩渦,更不能夠把他們當作籌碼!

在今次事件上,政府也難辭其咎。正生書院校舍殘破不堪,超額收生持續多年,當局始終愛理不理,未有回應遷校要求,直至最近,為了配合當局打擊濫藥,才突然積極起來,計畫將正生遷入梅窩,但事前未作充分諮詢,評估當地居民的不滿,以至未能及時疏導情緒,間接令無辜的梅窩孩子要站到台前,充當反對先鋒,同時又令正生學生要受盡冷嘲熱諷,既無助化解爭拗,又將對抗情緒升級,令死結更加難解。

在香港類似的紛爭見怪不怪,由屯門焚化爐以至港鐵南港島,各方為了爭取權益,遊行示威無日無之。無疑,香港作為現代化都市,只要手段合法,大家都有權做自己喜歡的事;但另一方面,任何社會都由不同的小眾組成,各方利益立場迥異,甚至南轅北轍,假如單單為了爭取本身最大利益,動輒採用一些較激進的做法,又是否社會之福?我們在講求權利之餘,又是否要兼顧社會責任;我們希望為下一代留下一個怎樣的社會?這些問題都值得大家深思。




 

要為國史教育「補底」
2009年06月19日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與內地交往日趨頻繁,雙方如何融合、怎樣接軌,近年成為了最熱門的話題。順應形勢,政府大力提倡國民教育,希望加深香港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對國家的認同。筆者對此完全支持,回歸將近十二年,每年的國民教育撥款有增無減,但我們的年青一代究竟對國家的近代發展認識有多深?政府好應該通過調查,根據客觀的數據,從而調整國民教育的內容及方針。

適逢今年是建國六十周年,本年度用於中、小學的國民教育經費為6700萬元,較上年度大幅增加了45%。而根據不同機構在最近進行的調查,發現香港青少年基本上有良好的國家觀念,也有正面的愛國態度,對“中國人”這個身份的認同程度也很高,反映國民教育在整體上可說是有成效的。

然而,在回歸之後成長的年青人,對於國家政治體制,政府架構以至省市的認識,可說十分貧乏。舉個例子,年青人有多少能說清楚全國人大代表的角色和功能、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職能有何不同、以至省縣、市、鄉的政治制度,即使實際一點,在內地遇事應向那個機構求助,他們也可能沒有甚麼頭緒。

「認識祖國,放眼世界」是我們下一代須具備的視野,若年青朋友沒有對當前國家發展有基礎的認識,在未來的競爭之中,很可能會吃大虧。

為此,筆者認為特區政府除了通過升國旗、唱國歌、培養民族觀念和感情以外,也要深化教育方向,多從實際內容出發,協助年青人認識國情、國政及國策,以至國內的經濟、環保最新發展等,以配合他們未來的發展需要。

國民教育其實與國史教育是分不開的。一項由關注國史教育團體進行的調查顯示,原來香港有兩成以上的中學,在中一至中三完全沒有開設國史科,國史科面臨“廢科”的威脅,令人慨嘆。在沒有獨立成科的情況下,國史課時隨時會被大量壓縮和分割,在零零散散的學習下,學生對中國歷史能否有一個基本的掌握,筆者十分懷疑。

說來有點匪夷所思,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但原來有不少學生由小學讀到中學,十二年期間可以沒有接觸過國史科。世界上還不知有甚麼教育普及的地方,可以找到同類的經驗。

一個人如果連國家歷史都沒有基本認識,就等如無根的中國人。過去殖民地政府基於政治考慮而刻意淡化中國近代史,還可以理解,但香港回歸祖國快要十二年,生於香港,居於國土的下一代接觸國史的機會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小孩子對國史的認識越來越表面,實在可悲。若果情況持續,生於香港的年青人跟生於外國又有甚麼分別。

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是充滿血和淚,不是國共內戰、便是抗日戰爭,可謂內外交困,戰亂連年。共和國成立六十年以來,國家走過了一條崎嶇不平的艱難道路,既有影響一代人的文化大革命,又有三十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再有二十年前的六四事件,期間政治經濟的大上大落,以至國情的起伏跌宕,年青人都需要全面認識,深切反省。

為此,筆者想到既然年青人的國史知識有待提升,教育當局應該因時制宜,保留國史獨立成科,並將課程範圍擴闊至包括更多近代歷史,以至最新國情,讓學生從不同角度認識國家的近年發展,作為傳統國史教育的「補底」措施,也為他們將來成為一個認識國家,了解國情的中國人做好準備。


  強積金制度殘缺不全
2009年06月11日

一場金融海嘯,市民手上的股票固然「損手」,就連原本用作退休養老之用的強積金,也難以幸免。每名打工仔去年就因此勁蝕三萬多元,即使股票市場近期回穩,打工仔今年平均也錄得八千元進帳,不過,一得一失之間,打工仔依然「一殼眼淚」。

假如是打工仔本身眼光差,投資錯,也只好心甘命抵,怨不得人。問題是按照目前強積金制度,打工仔對本身投資的話事權非常有限,根本是「我供款,你投資」,情況極不合理。打工仔不但沒有話事權,連查察結餘有多少,都遠不及銀行提供「紅簿仔」方便。

這個問題由來已久,而要求打工仔有更大話事權的呼聲,也一直存在。強積金推行至今接近十年,最近終於達成「半自由行」的安排。

要說「半自由行」,便要先講目前的問題。強積金推行以來,僱員的選擇不多,只可以在僱主選擇的強積金公司揀選基金投資組合。換句話說,供款雖然屬於僱員,但老闆卻有全權挑選對自己最有利的強積金公司。在這種情況下,強積金公司為爭生意,討好的對象自然是企業老闆,而不是擁有資產的打工仔。這種怪現象直接導致打工仔要付出昂貴的管理費,就連強積金管理局早年也曾公開批評,香港比外國同類服務高昂,令強積金的大部分收益被蠶食。

說回「半自由行」,大略就是讓打工仔對供款有更大自主權,即「錢跟僱員走」,不過對於僱主的供款部分,僱員仍然不能自由調動。筆者認為此是美中不足,強積金「全自由行」應該盡快推行,一方面給予僱員有更大自主權,同時也是考慮到積金局估計,落實「半自由行」已可讓一千五百億元資金在強積金公司之間調動,在資金競逐之下,管理費大有減價空間。一旦落實「全自由行」,減價幅度肯定更加顯著。

不過,反對「全自由行」的意見也有兩點:第一是擔心僱主行政成本增加;第二是擔心僱員如將僱主供款投資於高風險的組合上,萬一出現虧蝕,有機會令基金未能對沖僱員退休後的長期服務金等數額,隨時出現「蝕就要僱主賠」的情況。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並非無法解決。首先,法例已規定僱員每年只能夠轉換供款受託人一次,因此所產生的行政費應該不致很大;至於第二點,若打工仔希望調動僱主的供款部分,大可要求他們先作承諾,承受相關的投資風險,若投資出現虧蝕,僱員未必可以收足長期服務金。

由此想到,關係到全港打工仔的強積金,推行至今幾乎十年,也是時候來一次全面檢討。已經浮現的問題包括強積金數額不足,未能應付一般打工仔的退休生活所需;而且範圍有限,參與人數約有二百四十萬,未能涵蓋家庭主婦、六十五歲以上長者等人士,不過最主要訴求,始終是現時六十五歲以上才可以取回強積金的規定過於僵化,不符民情(可提早取回強積金的條件包括:永久離開香港、完全喪失工作能力、年滿六十歲並提早退休、死亡,以及帳戶結存少於五千元。)。試想想,即使大病在身,打工仔都不能拿強積金醫病,不是有點苛刻嗎?我認為新加坡的制度有參考價值。

新加坡每一位公積金會員名下都有三個戶口,分為普通戶口、特別戶口及保健儲蓄戶口。普通戶口的錢可以用來購屋、投資、買保險等,而特別戶口則是作為日後養老津貼;另外,保健儲蓄戶口,則可作為自己與家人醫療保健支出之用,無疑,新加坡的供款比率較香港高,但容許打工仔有更多彈性運用供款的原則,比較有人性,值得特區政府深思。


  如何提升學校管治
2009年06月08日

暑假快到,子女要在下學年入讀中一的家長,應該早有安排。由此想到,為送子女入讀心儀的名校,香港家長可謂用盡法寶,各出奇謀,又要搬屋(甚至虛報地址),又要為子女準備一份亮麗的履歷。所付出的心血,一點都不會比「三遷」的「孟母」遜色。究竟家長們的努力,是否物有所值?

作為家長,筆者也曾有此疑問,考入名校的目的是甚麼?名校就是質量的保證?女兒入讀之後,就會有好成績,就能順利考入大學?不過懷疑歸懷疑,眼見每逢名校招生,門外總擺長長的人龍,按照傳統智慧,「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家長的選擇總有一定道理,所以,筆者也曾嘗過排隊為女兒入學表格的滋味。

適逢教學語言微調政策最近出籠,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因為給了學校更大的彈性,為學生提供更多接觸英語的機會。雖然有評論就指在新政策下,家長會以學校用多少英語授課作為選校依歸。歸根究柢,英語只是其中一個考慮,家長最關心的是子女能否取得好成績,至於上課時多用或少用一點英語,倒不是最重要的考慮,否則,「中中」名校培正書院在招生時,也不會吸引到一眾家長趨之若鶩吧。

哪麼,名校的「人氣」所在究竟是甚麼?當然是好質素的學生,而要培養好學生,關鍵是學校需要一套良好的管治。

所以,當日前臻美黃乾亨學校出了亂子,揭示出教育當局原來對學校的管治問題缺乏意識,監管無力,引起家長們的極大關注,擔心「無王管」事件會否在子女就讀的學校重演。

家長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子女教育絕對是家長們最關注的議題之一,而且小朋友在校時間有限,一生只有一次,所以每當提及學校管治,總能引起家長的熱烈討論。筆者認為,校長作為學校的領袖,地位等同於企業的行政總裁,他必須清楚明白良好管治對機構的重要,並以身作則,搞好學校的管理,提高辦學水平。

我想,一個任人唯親的領袖,加上連基本的辦學權八年以來仍未能釐清的管理層,無論如何難以服眾。

另一方面,教育局也責無旁貸。臻美作為一所直資學校,教育當局  每年提供約2000萬元資助,自然有責任確保這筆公帑用得其所。所以有需要向公眾清楚交代,為何容許臻美以臨時註冊方式一做八年;又容忍該校未有按照《學校條例》,每年向教育局提交收支帳目及財務報告,以至在今次出事前,過去兩年的財務報告還沒有提交。此外,教育局每年都有對中小學進行質素保證視學,視學範圍包括學校的管理與組織,既然臻美成立以來,大小事故頻生,當局是否曾派人進行視學?視學結果如何?如果未曾視學,理由又是甚麼?教育局必須詳細交代。

當務之急,除了是盡快處理新辦學團體接管學校事宜,依法追究任何違規辦學者的個人責任之外,同樣重要是教育局要盡快檢討目前情況,研究是否有需要加強對學校管治的監察機制,防範同類事件再次發生,以挽回學生、家長以至老師對學校的信心。

筆者身為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委員,知道政府審計署每年都會對部門或公帑資助機構進行衡工量值的審計。審計其中一個重點,便是企業管治,由此想到,現在是否一個適當的時候,讓審計署也看看我們學校的表現呢?


  博獎會職權應與時並進
2009年06月04日

賽馬會有意在下個馬季起增加五天賽馬日,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博獎會)近日討論有關建議,筆者身為委員之一,有份參與其事。會上討論氣氛熱烈,支持人士認為可以創造就業,反對者則批評此舉鼓勵賭風。

賭風熾烈,固然令人憂慮,青年人一早涉足賭博,更值得關注。根據民政事務局委託理工大學在本年三月公布的一項有關賭博的調查發現,十個香港人之中,七個表示過去一年有參與賭博,當中更有三成人表示未滿十八歲便開始賭博。

博獎會是根據博彩稅條例(香港法例第108章)成立的法定組織,表面上負責就賭波、賭馬、六合彩等監管事宜向民政事務局提供意見。不過,委員會職權其實相當有限,主要就是監管馬會工作以及處理公眾投訴,對於闊一點的政策問題,包括如何防止賭風蔓延、以至如何有效監管其他賭博途徑,例如網上賭博等,因為不屬於博獎會的職權範圍,所以委員即使有意見,也只能「吹水」一番,對現況不會有任何實質影響。

根據香港法例,合法賭博除了社交聯誼的「生麻將」外,來來去去就是馬會管轄下的賭波、賭馬以至六合彩(以及持牌麻將館),此外一切賭博形式,包括本地外圍莊家和未經授權的離岸賭博經營者、網上賭博等,都屬於非法行為。非法賭博的問題有多大,難以準確衡量,但根據政府早在二○○一年的保守估計,單單非法足球賭博一項,每年的投注額就高達二百億港元。

隨資訊科技的高速發展,賭博網站日見普及。大家足不出戶,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這些賭博網站,所以,對於青少年,甚至是小朋友,根本毋須進入馬場,賭博資訊已經隨手可得。除了互聯網,鄰近地區的賭業發展也一日千里。澳門賭業急速發展,更推出以家庭旅遊方式,將大型新興賭場列入行程,影響所及,港人每月在澳門賭場的平均花費,七年間勁升三倍。

面對互聯網和澳門賭業的巨大挑戰,可惜博獎會的職權未能與時並進,仍然眼賽馬日應否多搞幾天,或者應否多轉播幾場國際賽事,而未有顧及新趨勢,對於遏止賭風來說,只是「不管麻鷹管雞仔」。

如果博獎會「力有不逮」,那麼又有誰來負責「反賭風」這個重任呢?

這項工作理應落在民政事務局身上,不過眼見賭風日盛,青少年賭博問題漸趨嚴峻,局方對此卻未有大動作,仍然集中於「細眉細眼」的微調工作,對於如何回應互聯網和鄰近地區的挑戰,未有提出良方妙藥。

例如為了遏止賭風以及協助病態賭徒而設的平和基金,馬會每年只會注資一千五百萬元,款額不多,要顧及的範圍卻十分廣泛,加上基金既不是諮詢架構,又沒有實權,所以只能夠進行與賭博有關的研究;支持四間為問題和病態賭徒而設的輔導、治療中心;以及公眾教育等。其實,在資源極度有限下,平和基金已做得不錯,不過在財力不足,又無實權之下,要靠此基金來對抗賭風,以及要引導我最關注的青年人遠離賭博,只會是緣木求魚。

眾所周知,青年人愛賭波不愛賭馬,而翻開報章,青年人在體育版「睇波經」之餘,經常都要被逼看旁邊的賠率,甚至外國球賽的賠率也一應俱全。每當上網,一大堆賭博網站又「無遮無掩」,青年人在耳濡目染之下,假如仍然能夠獨善其身,向賭博說「不」,只能反映其個人意志堅定,與當局「反賭風」工作沒有多大關係。

種種情況,反映政府目前的「反賭風」的架構以至宣傳策略,都有需要作出徹底檢討。除了負責問題的民政事務局要下更大的決心,筆者認為因應賭業形態的不斷改革發展,政府也要考慮擴大博獎會的職權範圍,讓博獎會在對抗賭風問題上,可以有更大發揮空間。


Can do精神
2009年05月21日

香港投資市場暢旺,但掩蓋不了實體經濟急速下滑的事實。財政司司長上周公布首季經濟按年收縮百分之七點八,十年以來最差;出口大跌百分之二十二點七,跌幅之恐怖,五十五年以來僅見;失業率也由去年中的低位持續攀升至日前的百分之五點三,升勢未止。況且,出口數字和失業率都是滯後數字,面對環球金融市場仍然動盪,各國救市措施成效又未如人意,香港經濟前景恐怕是低處未算低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最近分析,比較起過去半世紀以來的其他三次全球經濟衰退(分別發生在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一九九一年),今次危機的影響嚴重得多,預計今年全世界每人的平均產出將會下跌百分之二點五,全球貿易更會大幅收縮一成二。跌得愈深,傷得愈痛,大家必須緊記縛好安全帶。

面對形勢嚴峻,曾蔭權在上周四答問大會上已表示會在一個月「加碼」。財政司司長上月與民建聯見面商討「加碼」方案時,表明會考慮的原則有兩點,第一是措施要易於操作,動作不能大,最好過往曾經實施並證明有成效,我想這與外傭稅一役搞得滿城風雨有關;第二是「加碼」措施要「到位」,即是幫助到最有需要幫助的人士。

方案究竟如何,我沒有水晶球,更沒有內幕消息,不過要符合簡易操作原則,相信離不開是寬免多幾個月差餉、公屋租金,以至多創造一萬幾千個工作機會等。對於這些「行之有效」,或者是沒有甚麼新意的措施能否「到位」,讓最需要幫助的人得到及時協助,我抱有很大懷疑。

誰人最需要幫助?受金融海嘯衝擊而失業的人士肯定是其中一批。所以民建聯早前也建議政府注資十億元,設立失業人士低息貸款基金,為失業已有三個月或以上人士,經過簡單的資產申報程序後,向他們提供低息貸款,以解燃眉之急。建議雖然「到位」,不過相比於其他「派糖」措施,程序較為複雜,對公共財政的影響也較大,難以符合司長所講的易於操作原則,相信獲採納的機會不高。

萬一「加碼」措施真的沿用最傳統的公屋減租、私樓減差餉模式,當局便要小心處理民意的可能反彈。政府在構思「加碼」措施時,必須用新思維,怎樣讓加碼措施受惠於失業或低收入家庭,是政府「加碼」方案能否得到市民支持的關鍵。

如果你有機會接觸公務員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樣的經驗。好的意見,他們總給你大堆技術理由告訴你不可行,一點Cando精神都沒有,現在社會問責呼聲日高,問責團隊以至公務員如果沒有Cando精神,便沒法滿足市民的期望。

筆者認為最直接的做法是向最有需要的人士,例如失業人士及低收入人士派錢,問題只是如何找出這群「目標人士」,以便集中資源,對症下藥。

筆者可以大膽估計,政府根本沒有辦法找到這批目標人士。稅務局掌握「打工仔」的詳盡資料,不過報稅只是每年一次,加上資料的滯後性質,僱員的最新情況,未能適時反映;加上需要繳納薪俸稅的只佔全部「打工仔」不足四成,所以稅局資料肯定有欠全面。本來強積金管理局理應擁有這類資料,讓政府當推出「加碼」方案時,可直接注資到相關的強積金戶口作自願性供款,讓受注資者自行選擇如何使用。根據經濟學家的理論,錢到了低收入人士手中,大部分都會用於消費市場,再推動經濟活動,很可惜,強積金管理局只是制度的監管機構,工作對象是強積金公司,對於個別僱員的狀況,並無具體資料。

為此,政府的當務之急,應是完善強積金管理局的資料庫,只有當政府對個別「打工仔」的狀況有全盤的掌握,政府提出的「派糖」方案才可以更具針對性,公帑的運用才可以物有所值。


慎防集體記憶變成集體失憶
2009-05-14

若果你問我最欠人緣的機構,相信市建局的排名肯定很前,因為市民對市建局的印象,很多時都是從新聞畫面中,一批不願離開家園的住戶被執法人員強行帶走!

顧名思義,市建局自然包括市區重建,但市建局其實有四個使命,簡稱「4R」,即是重建發展(Redevelopment)、樓宇復修(Rehabilitation)、文物保育(Reservation),以及活化舊區(Revitalization)。不過如果問大家對市建局的印象,相信答案只有1R,就是獨沽一味的重建發展,而且都是一些負面的形容,例如「文化推土機」、拆散家園、破壞社區網絡等等。

過去不少例子也印證到市建局所到之處,往往會激起不少反對聲音,例如最近上環嘉咸街重建計畫令「百年老店」永和號結業、以至早前的灣仔喜帖街等,都是這類指控的「代表作」。

問題的關鍵,在於市建局挑選和決定哪些地方需要重建時,只是「黑箱作業」,持份者無從發表意見。

作為服務舊區的立法會議員,我明白很多舊區生活條件差,街坊望穿秋水,等的就是重建的一天。例如九龍城的「十三街」、「環字街」等,大廈普遍沒有法團,樓宇長期失修,附近生環境惡劣,街坊一直希望,甚至是爭取市建局「插手」重建。他們也曾為此約見市建局,希望直接表達訴求,可惜對方始終拒絕,令居民十分失望。

根據現行機制,市建局要到那裏重建,市民基本上無從置喙,即使重建項目公布之後,局方究竟根據甚麼客觀準則,項目在每項準則獲評分多少等等重要資料,也鮮有詳細交代,以至最後拍板的項目,不過是市建局閉門造車之下的產物。

在缺乏持份者的參與和支持下,不想重建的被逼重建,想重建的又無法重建,市建局得不到「哥情」,又失盡「嫂意」之下,試問又怎會有良好的公眾形象。

市建局的另一個為人詬病的問題,就是對文物保育(Reservation)的重視不足。面對城市高速發展,這項工作必需要與時間競賽,刻不容緩。

擔任立法會議員之前,我在中環做了超過十年的「上班一族」。午飯後,總愛到街市逛逛,穿插於舊街窄巷,尋找一點新鮮奇趣。不過要重溫這番情趣,愈來愈難。經過三十年的大興土木,有傳統特色的事物「買少見少」,加上市建局對於這類極具地區特色的露天市集,欠缺一套既定的保育政策,任由市集自生自滅。結果重建完成後,原有的社區網絡早已瓦解,市集以至傳統商鋪的存亡,只能靠自求多福。更令人慨歎是市集被犧牲以後,換回來的往往外表美輪美奐,但內裏卻是千人一面,毫無獨特個性的連鎖百貨名店。眼見這種情況,筆者不禁要問,名店商場的價值,難道真的比旺角女人街、廟街,以至上環的利源街露天市集更加重要嗎?

適值市區重建策略正進行檢討,筆者促請市建局將「居民重建意願」這項重要,但被遺漏多年的因素,加入作為重建考慮因素,令目前的機制更加「以民為本」。除此以外,筆者促請發展局也要完善目前政策。畢竟,「點」、「」、「面」的保育政策講了多年,實質行動卻遲遲未見。當局的視野和關注,始終停留在如何保育一座歷史建築,又或者發展一條懷舊街,對於一個區的整全保育,例如舊城區的復修、活化和提升、以至新舊社區融合等的策略,完全欠奉。在沒有一套由「點」、「」、「面」走向「區」的保育政策下,舊區重建之後,昔日的氛圍始終無法保留,最終只會變成形似神亡,沒有靈魂的軀殼。

最後,筆者希望告誡當局,如果不是處處謹慎、沒有步步為營,我們最需要保留的集體記憶,隨時會因為一件件傳統事物的消失而變成集體失憶。


議員訪問內地何時不是新聞?
2009年05月07日

星期三,突然接到立法會秘書的訊息,指有重要事情即將宣布。滿腹疑團,難度是宣布主席的婚訊(一笑)?謎底揭開,原來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將於下周五率領立法會經濟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到內地訪問。

想起來實在可悲,立法會議員到內地訪問,理應自然不過。為何在回歸十年之後,這次訪問仍然成為新聞,更要煞有介事地公佈。改革開放三十年,香港與內地關係,漸行漸近,尤其在回歸之後,香港與珠三角鄰近城市的合作,以至競爭,早已由民間走向官方,由量變走向質變,加上國家發改委去年底頒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香港已規劃成為未來"綠色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的其中一員。在這個大形勢下,如果議員無法切身處地,通過交流和觀察,體會香港與內地各方面的轉變互動,又如何具備足夠的視野履行職責,就香港如何融入珠三角地區提出真知灼見。

今次訪問備受關注,主要是事務委員會對上一次訪問內地,已經是2005年12月。自政改方案在當年年底被立法會否決後,赴內地交流的安排,亦告中斷。直至去年四川發生大地震,前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率領其他18名議員前赴四川考察災情,慰問災民,僵局才被打破。不過那次安排畢竟屬於“特事特辦”,與今次職務訪問的性質截然不同。

今次獲邀的36位議員之中,有6位是“無證”議員,部分議員更一早揚聲,會在訪問期間向內地官員提出“平反六四”等敏感議題。撇除政治立場的考慮,筆者認為,任何有效的溝通,都要講求場合,講求內容,俗一點說就是“對嘴型”,否則便不是溝通,只能算是自說自話。對於內地官員,就我個人接觸的經驗,想法並非我們想像中封閉,而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情意結,他們也不可能不知。所以,議員到內地“平反六四”所起到的作用,只可以是向選民交代,在鏡頭面前做“秀”或者令接待人員尷尬,對於促成他們的政治理念和目標,全無幫助。

如果我們認同立法會到內地交流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增加互信,讓雙方有機會就共同關注的議題進行商討,尋找解決方法,並希望推動訪問正常化和常規化,則在這類職務訪問的場合中宣示政治立場是否合適,大家好應該慎重考慮。

由此,我想到最近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剛滿9歲,讀小三的兒子問母親,老師叫大家畫一幅畫,題目是《中國》,該畫甚麼?媽媽二話不說:「畫六四罷!」於是兒子畫了天安門廣場,畫了坦克,還畫了擋坦克的中國人。作為家長,我認為教育下一代認識歷史,包括六四事件十分重要,但必須考慮時機。從文章所見,老師訂出的題目很闊,似是訓練小朋友發揮想像力,天馬行空一番,所以我不會選擇在這個場合,將自己的對歷史的感覺加在小朋友身上,你又認為如何呢?


從電盈小股東到雷曼苦主
2009年04月30日

電訊盈科(008)在上周四正式宣佈放棄私有化計劃,暫時結束了這場接近半年的風波。姑勿論仍未公布的判詞提出的法律觀點如何,以至電盈會否就判決上訴至終審法院,私有化計劃已經告吹這個事實,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

今次電訊龍頭的私有化計劃得以被推翻,原因很多,「全城矚目」、「小股東齊心」、「證監神勇」之外,筆者認為不同法官對“拆票”及“私有化”動機的取態南轅北轍,也是導致私有化計劃出現戲劇性轉變的關鍵。

「今次真是奇蹟出現!」,筆者曾以這句說話來總結事件。因為大股東無論在人力、財力以至相關資訊的掌握上,都遠比小股東雄厚,佔盡優勢。所以,在法庭開審前,普羅大眾包括筆者,看法較為悲觀,對勝訴不敢存有希望。萬料不到,原來大衛真的有機會打低哥利亞巨人。

現實上,“法律是有錢人的遊戲”這個觀念,在不少人心中根深柢固。法律訴訟費用高昂,而申請法律援助又有嚴格的資產限制,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中產人士要大多被拒諸於門外,他們要打官司,只能自求多福。

就以今次電盈私有化的“種票疑雲”為例,香港既沒有集體訴訟(class action),也不容許律師以「不成功、不收費」模式提供服務,小股東即使有再多的質疑,有再多不公平的證據,一旦決定打官司,難避要拿出真金白銀。幸運的是,部分小股東突然獲“有心人”負擔全部律師費,又獲法官運用酌情權讓小股東在庭上發言。種種條件配合下,電盈小股東得以將其不公平的待遇,直接向法官提出,也獲得法庭處理。

不過,公義的彰顯不應完全依賴法官的酌情權,更不可能全靠運氣。而在雷曼事件上,欠缺“有心人”的協助下,雷曼“爆煲”7個月後,苦主仍然兜兜轉轉,前路應往何處走,仍然未有清楚方向。

超過2萬宗雷曼投訴中,金管局至今只轉介433宗(約2%)至證監作進一步跟進,而消委會也於日前才宣布第一次運用訴訟基金,協助其中一名苦主打官司,而律政司至今仍未提出任何檢控。調查龜速進行,令苦主恍如熱鍋上的螞蟻。

雷曼事件,電盈私有化以至早前中信泰富炒燶外匯事件,揭示本港金融監管系統出現漏洞,小投資者在追討權益上遇上很大困難,包括投訴無門及沒有財力提出訴訟。

針對這些問題,筆者促請政府要檢討目前的法援制度,讓中產人士也可受惠,另一方面,政府要成立獨立的投訴機構,專責處理有關金融產品的投訴,跟進客戶與金融機構之間的糾紛及補償事宜。

無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表明將於年底就設立財經申訴專員展開諮詢,但實效如何,仍存隱憂。局方表明,專員的職責是處理投訴和調解糾紛,以協助投資者在短時間內與金融機構成功調解。若能成功調解,當然是好事,不過,一旦調解不果,專員又有何後著呢?所以,局方的說法,令人對專員的權力究竟有多大,能否抗衡上市公司或大財團,抱有很大懷疑。

為了令專員不致變成“無牙老虎”,筆者建議在專員轄下成立一個訴訟基金,為未能調解的小投資者提供最後的“殺手鐧”,讓小投資者有機會通過訴訟基金,申請入稟或集體訴訟討回公道。至於基金的來源,可以考慮在印花稅撥出某個百分比成立。


  議員為何這樣不濟?
2009年04月23日

立法會的滿意度直下滑。根據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最新民意調查,對立法會整體表現表示不滿意的百分比,較半年前大幅上升十四個百分點,而同期表示滿意的百分比則下降七個百分點。作為被批評的對象,我們必須「查找不足」。

市民不滿程度在短時間內急升,無疑與立法會的會議多次被干擾有關。由《施政報告》的「掟蕉」、預算案的「掃」,以至特別財委會的「講粗口」事件,市民輿論批評聲音不絕,更不幸是這些「動口」又「動手」的負面做法,甚至取代預算案而成為議會新聞的焦點。市民看在眼裏,對立法會的印象又怎會好呢?

然而,立法會民望偏低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無論是香港大學抑或中文大學的相關調查結果,均顯示早在「掟蕉」之前,立法會民望反覆下跌的趨勢已經成形。


無法執政只好怪招出位

筆者認為原因有多項。其一是憲政制度使然:香港沒有執政黨,整個立法會都只能作為在野黨去制衡政府,在沒有明朗的執政前景下,香港政黨政治發展很慢,而市民對立法會議員的評價也不高。況且,在這套制度之中,衍生出一種獨特的政治生態。議員黨派既然無法執政,自然要為「做好」在野角色而爭相出位,帶備道具出席會議、說話尖酸已是見怪不怪。而這方面的極致,就是在議會中以粗暴用語對官員進行人身攻擊,甚至付諸行動。

立法會備受批評的另一點是有批評、無建設。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立法會的三大職權是監察政府施政、審議法例和通過政府開支,所以角色較為被動,若非政府主動合作,議員即使有好的點子,也不能越俎代庖,落實一些利民紓困的措施。議員這種只能「拆屋」,不可「建屋」的先天局限,某程度導致黨派議員之間的競爭目標,變成鬥快拆屋,甚至要鬥拆得徹底。久而久之,立法會只懂罵、不懂做的形象,深入民心。

本屆立法會動作多多,除了審議法例外,短時間內成立了多達十一個小組委員會和調查委員會,委員也頻頻開會,可惜暫時成效不彰,未符市民期望。特別是在雷曼事件一役,由成立至開始聆訊,已用了四個月,而至今足足七個月時間,仍未能查出甚麼結果,也未能為雷曼苦主提出甚麼解決方法,市民即使再有耐性,也難免認為立法會已有點淪為「吹水會」。對於市民的看法,議員們當然要自我反省,不過,作為過來人,我知道議員也有很多掣肘,可以在此作一點補充和平反。

除了一向存在的委員會外,本屆立法會至今總共成立了十六個不同形式的委員會,令議會事務忙上加忙。而立法會只有六十名議員,要兼顧的政策實在太多,要參加的會議沒完沒了,在分身乏術之下,如何分配時間,有效而有深度地議事,相信是不少議員的難題。就以筆者個人來說,議會工作幾乎已佔了我個人九成時間。

對於直選議員來說,情況更加嚴峻。因為會見市民已經是指定動作,不能有所犧牲,加上落區處理個案、連繫法團、組織活動等,根本不可能兼顧。所以,我落區最常聽到的,就是投訴本人不落區!


制度不完善 無職業保障

另外,最令筆者不吐不快是目前的制度極不完善,例如議員並無任何職業保障。「大限」四年一次,一旦落選,不少議員都要為生計煩惱,加上實報實銷的地區津貼十分有限,不要說提供有質素的政策研究,連應付日常的議會和地區工作,也往往捉襟見肘。不知你是否知道,全職區議員目前連強積金也沒有,至於立法會議員,同樣沒有強積金,只是由去年開始,終於可以有約滿酬金。試問以這套薪津安排,如何吸引和培養政治人才,如何為香港政治制度健康發展提供條件?


政府要為雷曼事件「止蝕」
2009年04月15日

二○○八年九月十五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消息震驚全球,也觸發香港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投資風波。苦主為數多達四萬三千七百人,相關投資產品總額超過二百億元。

事件其中一位關鍵人物,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前日到立法會宣誓作供。伴隨他出席的,還有約二百位情緒激動的雷曼苦主。他們由事件開始,就不斷跟銀行和監管機構談判周旋、上街遊行示威,用盡方法取回血汗錢。可惜,七個月過去了,前路依然迷惘不明。

特區政府當初為求盡快平息風波,曾力壓香港銀行,要求盡快回購雷曼債券,令苦主有一曙光,但過程中急於求成,未有詳加考慮當中牽涉的法律問題,導致回購方案被無限期擱置。自此之後,當局便再未有積極跟進事件,也不肯定期與苦主會面,任由事件醞釀發酵。一眾苦主恍如熱鍋上的螞蟻,而引發的社會紛爭,也愈來愈難以平息。


民望「插水」損管治威信

損失慘重的不僅是雷曼苦主,特區政府的民望也在同期「插水」。根據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不滿意特區政府的水平,已由去年九月的百分之三十點一,上升至今年三月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二。

筆者認為,雷曼事件徹頭徹尾是政治事件,第一是牽涉人數眾多,第二是不少長者、退休人士捲入其中,顯然獲得更多的社會同情。香港政府處處保守被動,肯定要為此付出管治威信的代價。

事實又真的令人慨歎。環顧受雷曼事件影響的地區,除了香港,還有新加坡和台灣,為何只有香港,風波會愈演愈烈?

看看新加坡的經驗。新加坡金管局今年一月十六日公布,四千三百六十三宗涉及雷曼迷債的投訴中,金融機構已經就四千一百四十一宗投訴作出決定,超過六成半投訴個案最終可獲賠償,而獲全額賠償大約有三成,高於五成本金的賠償也有約兩成。反觀香港,遲了三個月後,金管局在前日公布的最新數字,二萬零七百二十四宗涉及雷曼相關產品投訴中,銀行只有與六千名投資者達成和解或將達成和解,不足三成,賠償水平沒有透露,至於立案後轉交證監會跟進更只有四百二十七宗,比率為百分之二。比較起新加坡的「手起刀落」,難怪香港監管機構的調查進度,被人強烈批評恍如龜兔賽跑。

尤其是任總前日在立法會表示,預計一年之後,可以處理七成投訴的講法,筆者除了詫異外,也相信雷曼苦主的耐性,以至政府的威信,都是再等不及了。


應立刻啟動仲裁機制

政府目前最重要的目標是「止蝕」。從數字看,雷曼有四萬多名苦主,當中投訴有二萬宗,其中六千宗和解,餘下一萬四千宗需要進一步處理。由金管局至今只轉交百分之二投訴予證監跟進,可以預見,其餘大部分投訴最終都會因被歸類為不成立,而這批苦主部分很有可能就是上街的核心人士,他們由失望而產生的不滿情緒,是特區政府必須要處理的關鍵問題,不可能不了了之。

公帑不應用來補償投資者的損失,但以公帑盡量協助小投資者討回公道,總可以考慮吧。所以筆者建議特區政府踏前一步,立刻啟動仲裁機制,假如事主和銀行任何一方提出要仲裁,政府都要承擔所需費用,並要好像上次推行回購方案一樣,向銀行施壓,指示要服從獨立仲裁的決定。讓苦主明白其個案有獨立第三者的審視,相信是挽回他們信心的辦法之一。


 

(RTHK 3) Letter To Hong Kong
12 April 2009

Last month,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nounced its decision to formally make Shanghai a financial centre of China by 2020. Naturally, this has aroused a lot of discussions here in Hong Kong. Does China really need two financial centres? Does it mean, then, that our nation's future economic policies will shift to favor Shanghai over Hong Kong so as to make Shanghai China's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How does Hong Kong fit into this new equation? How will we fare in face of a Central Government approved, bona fide new competitor? What can we do to reinforce Hong Kong's financial centre status?

Some of us have gotten so used to the idea that Hong Kong was, i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regional financial centre that some of us have been shocked by the State Council's recent announcement. Many are now beginning to worry about how this will affect Hong Kong ’ s position in the world.

Shanghai has long been China's financial centre due to its ideal geographic location. Businesses have long set their sights on this city. A lot of them have set up offices there. Our beloved bank, HSBC, is named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Hong Kong may have once been China's window to the world and vice versa. But once businesses have entered the mainland, Shanghai is where all the action is. In terms of market capitalization, Shanghai's stock market has already overtaken that of Hong Kong.

Even without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made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stock markets of Shanghai, Singapore and even Shenzhen have long been fierce competitors.

The performance of our financial market over the past decade is closely linked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anks to the "open door policy" , mainland corporations, which include government 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ities, have undergone restructuring. To these mainland companies, Hong Kong is their "capital haven" . Hong Kong is the only Chinese financial centre that can help them attract international capital. In the last decade, we have seen our stock market dominated by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of mainland Chinese enterprises.

There are more than 450 mainland Chinese enterprises listed in Hong Kong; and 140 out of the 453 listed mainland companies have issued H shares. The total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H shares takes up 55 per cent of our market size. The financial tsunami will no doubt make H shares look a lot less attractive.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A-shares, however, almost guarantees future funds flowing from H to A-shares.

Is there anything we can do? Or is Hong Kong doomed to be left behind?

We only have eleven years to build on our strengths and secure our leading position by 2020.

We will need to begin, first and foremost, with our mindset. The pride we take in our city has translated, for many, as Hong Kong's superiority over other Chinese cities. Indeed, taking pride in Hong Kong is a good thing. I' m proud of how far we have come – from a small fishing village to where we are today. But believing in the inferiority of other cities has effectively hindered our development. We cannot rest on our laurels, especially not when other cities are catching up faster than we could' ve ever imagined.

As a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I have had many opportunities to work with fellow mainland Chinese colleagues on IPO projects. The process of completing an IPO is tough. It takes a group of professionals – accountants, lawyers, and financial advisors –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for days in order to meet tight deadlines and complex reporting requirements. Often assigned to work in the so-called "second or third tier" Chinese cities, where we did not have the luxury of having first rate resources and accessing high-tech equipment, our tough job got a lot tougher. But my mainland Chinese colleagues seldom grumbled. Instead, they worked even harder.

Deeply impressed by their work ethic and attitude, I see why they have become successful. It is their drive to excel, learn and their resilience in face of hardships that are the reasons behind their success.

This was once Hong Kong ’ s reasons for success as well. Sadly, that strive for excellence has somewhat diminished today.

Hongkongers used to thrive when given constraints; prosper in face of competition. The stiffer the competition, the better we were in beating it. Today, we have to get that old Hong Kong fighting spirit back. In this highly competitive world, we can ill afford not to.

Apart from IPO projects, I often dealt with reporting assignments f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 have always wondered why it is not the China or Hong Kong offices that issue instructions and ask for reporting from their overseas counterparts.

I have always dreamt of a day, when our country becomes strong and most of our Chinese enterprises becom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When that becomes reality, the way we work will dramatically change.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is, in fact, reshaping the world's economic powerhouses. This is the time for mainland Chinese enterprises to plan for establishing themselves overseas; and Hong Kong has a critical role to play.

Pursuant to "The Outline of the Plan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omulgat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in 2008, every player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has to realign its pla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ustain its economic growth and strategic needs to achiev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a recent discussion with mainland academics, I was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every city in the region has started this process. Guangzhou, for instance, is going to focus on direct selling; Foshan is considering to focus on high-tech industries; Shenzhen is planning to enhance its tourism. However, all these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m need investments and funds to sustain.

Hong Kong can help these cities raise funds as many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investors are looking to China for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Singapore, via its investment vehicle, has already signed a memorandum with Guangdong indicating their intent to invest in its technology centre.

Hong Kong cannot wait around for another decade. We have already missed our first decade of golden opportunity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the mainland. We need to act now.

And finally, do let m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you all a happy Easter!

I am Starry Lee – your Kowloon West Legislative Councillor


香港不發力 還待何時?
2009年04月09日

國務院最近通過推動上海在二○二○年前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觸動了不少香港人的神經。焦點話題,在於國家是否需要兩個金融中心,以及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會否被取代。或者,香港人一向認定香港當金融中心根本是理所當然,所以,當國家把上海定位為金融中心,大家便為香港的前景擔心不已。

然而,大家不要忘記,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十里洋場」的高度繁榮,以至獲香港股民「身」支持的豐銀行,第一間分行也是開在上海,反映出上海很早以前已經是國家的金融中心。到了今天,上海股票市場市值也遠超香港。截至上周,上海股市總市值為十五萬億元(港元,下同),而香港則為十萬億港元。


佛山廣州已摩拳擦掌

就算國家沒有將上海定位為金融中心,上海、新加坡,甚至深圳的股票市場,一直都是香港的競爭對手。後兩者股票市場的總市值分別為兩萬億元和三點五萬億元。

過去香港股市暢旺,很大程度是天時加上地利。天時,是適逢國家開放,國企民企改革,需要尋找上市集資的平台;地利,是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是國家唯一一個完全開放的金融中心,兩項條件結合下,香港股市熱火朝天,恒生指數由二十年前的三千點,攀升至○七年底的接近三萬二千點歷史高位。不過,隨金融海嘯及A股在內地集資能力,發H股的吸引力大減,看來由發H股回歸到A股,已是大勢所趨。

國家奉行計畫經濟,無論你同意與否,國家都會按照其第十一個五年計畫,一步步往前走。在這個大藍圖下,包括港澳地區的珠三角城市,亦會按照本年初推出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框架下,爭取最有利的發展空間。在這個關鍵時刻,香港能否像過往般把握機遇,關係未來數十年的前景。

我最近有機會跟內地學者交流,赫然發覺,其他珠三角的城市,佛山、廣州已經摩拳擦掌,希望搶先落實最符合本身利益的定位。


棄大香港心態 不定位 便淘汰

香港一直視市場主導為金科玉律。最近,曾特首表示會研究發展六個香港具優勢的經濟產業。筆者希望今次特首的說話,代表政府終於願意一改過往態度,決心踏前一步,主動為香港定出明確發展方向。坦白說,香港可發揮的產業優勢已經過了黃金十年,隨《綱要》的宣布,香港已經去到「不定位,便淘汰」的歷史時刻。

若被鄰近城市搶先「出招」,發力爭取相關企業到當地發展,通過土地及稅務優惠招商,假如香港仍然「以不變應萬變」,只會坐以待斃,勢將在未到三十年的競爭中落敗。

時間不饒人,大香港心態已令我們虛耗了整整十年。香港人必須放棄這種心態,抓緊黃金時機,從國家、區域整體利益出發,創造雙贏的局面,否則難以獲得其他城市的真心配合及支持。就以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定位思考,在珠三角規劃綱要下,各城市要發展本身的優勢產業,必須資金先行。如何將該產業服務概念包裝,利用市場策略,走出去以融集資金,在這方面,香港的專業服務和市場推廣經驗,肯定能推動區域轉型融資。

「居安」尚且要「思危」,何況香港的挑戰十分嚴峻。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早已洞悉先機,走先一步。淡馬錫旗下的投資公司,順應珠三角發展綱要中建立起新型產業及推進開放的方向,近日與廣東省政府簽訂意向,準備在廣州科學城附近,計畫建一座約五十平方公里,以知識經濟為核心、充滿活力與生態友好的知識城,協助廣東產業升級。

連新加坡也想在《綱要》發展中扮演角色,香港現在不發力,還等甚麼?


請為下一代設想
2009年04月01日

上星期,立法會一連五天舉行特別財委會,決策局逐個上來「解畫」,交代財政預算案的細節。這是我第一次參與特別財委會,印象尤為深刻。眾所周知,立法會其中一項實權,就是否決政府提出的撥款申請,所以在投票前夕,各黨派都會表達是否支持預算案,而財爺也要四出游說,希望獲得議員支持,務求令預算案順利過關。

自從財政司司長在二月二十五日宣讀預算案後,立法會議員提出了二千九百多條提問。在每節財委會中,各司局長都親自率領十位八位局下的處長出席,回應議員的質詢。作為新丁,我認為特別財委會很有意思,相對於通過事務委員會,財委會更可以監察公帑是否用得其所。但很可惜,這次的焦點卻集中在社民連議員以冒犯性言語針對官員,主席有否作出了及時而正確的裁決,以至唐英年司長及特首早前在立法會的言語是否屬於冒犯性等等。

這些議題並不新鮮。本屆立法會剛開始,特首在宣讀《施政報告》時,社民連已經「掟蕉」,上月預算案是「掃」,及至上星期的財委會,社民連則不斷重複使用冒犯性的語言。這些「動手」又「動口」的新猷,不幸每次都成為議會的焦點 。

我對於有建議指應列出「粗口」名單作裁決則有保留,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世界上沒有包羅萬有的「粗口」名單,只會有人不斷以新手法,嘗試去挑戰規則底。

為了應對問題,主席建議加入「非議會用字」,我看這個做法已相當足夠,關鍵反而是要強化主席作出裁決的權力。若果任何與會者感覺被冒犯,可以通過主席要求說話者收回或者道歉,不然可要求主席裁定在該情況下,說話是否有冒犯性,再通過每次的裁決而更新「非議會用字」清單。不過這個做法一樣引起爭拗,若議員不服某字的裁決,必定引起另一番的爭拗。

建議好像是任由主席一人作出裁決,但大家不要擔心。立法會會議是公開的,廣大市民可以一起監察議員的行為和主席的裁決是否恰當。另外,對於主席的裁決以至議員的行為,市民隨時可向立法會申訴部提出批評。

無論主席及議員都需要取得公眾的信任,他們往後的言談及表現,必定會更慎重地考慮市民的意見。

另外,筆者認為議事規則委員會應該檢討屢次故意重犯議員的罰則。現時違反議事規則,犯一次,抑或再犯的罰則沒有分別,最多只是趕出場,「今天不許再回來」的罰則實在過於輕微,對於屢次不遵守議會規則的行為,理應有較具阻嚇力的處理。起碼不准開會的次數應與犯規的次數成正比。

話雖如此,立法會若果需要花大量納稅人的資源去討論事件,以至要議員們商量怎樣懲罰自己,實在是議會的沉淪。

社會上不如意的事情實在太多,經濟的低沉、制度的不公,每個人都感到沮喪,不過議員是否就要因此不斷採用冒犯性言語去進行抗爭?究竟我們想向社會傳遞一個甚麼訊息?究竟香港的道德水平、社會的價值觀點要往哪個方向走?這些都值得大家深思。

文明社會不容野蠻的行為,作為公眾代表的議員,刻意重複使用冒犯性語言,究竟想為我們的下一代建立一個怎樣的榜樣?我們一方面教學生要守規則,但當學生眼見議員也不守議會規則,我們又如何要求他們在不滿學校規定時,不可以使用冒犯性語言去挑戰?

筆者希望以議員的智慧,不致令立法會會議變成需要家長陪同收看的「家長指引」類別節目。


讓家長有更多選擇的學券制
2009年03月26日

香港政府一直奉行自由市場經濟,香港人亦以身處世界最自由的城市之一而自豪。經歷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大家對失去監管的過度自由市場制度開始質疑,而剛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司長便將政府的角色定位為「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縱使如此,筆者仍然相信自由市場的力量。

然而,若你看看香港的教育制度,幾乎完全看不到市場無形之手的力量。中小學情況尤為明顯。縱使政府大力推動私立中小學,但直至今天,仍有接近九成半的中學生和接近九成的小學生,就讀於政府資助的津貼或官立中小學。

無他的,一切是錢作怪。政府選擇以公帑直接支持津貼和官立學校,對選擇入讀私立學校的家長來說是極不公平,因為家長既通過交稅資助津貼和官立學校,同時又要另外付錢,讓子女入讀私校。考慮到入讀私立學校的學生大多來自中產家庭,目前的「雙重繳費」安排,等於剝削中產家庭的選擇權。


設限制影響制度成效

政府可能已經察覺問題,所以在○七至○八學年開始在幼兒教育層面推出學券制,藉此改善幼兒教育質素。政策原意很好,運用市場力量,鼓勵幼兒教育百花齊放。但香港學券制人為地設下兩條限制,其一是基本上只資助「非牟利」幼稚園,至於「牟利」幼稚園則有三年轉制過渡期;另外,為受惠於學券制的幼稚園學費設定上限。

對於這種有香港特色的學券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學券創始人佛利民(MiltonFriedman)不以為然,指有違學券制強調自由市場的本意:「……學券必須可普及任何人、任何幼稚園,只要符合一般條件,不管家長的收入及幼稚園學費水平,均可享有學券資助。」

經過一年的實施,香港學券制產生的問題逐漸泛現。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日前召開聽證會,綜合各界意見,學券制一方面沒有讓家長有更多的選擇,另一方面也窒礙幼兒教育的多元發展。

在這套制度下,家長受制於「非牟利」及學費上限兩個「金剛箍」,未能自由選擇心儀的幼稚園。例如,經濟條件有限的家長,原本可以通過學券,送子女入讀私立幼稚園,但由於私立幼稚園不獲發學券,結果好夢難成。

從幼師角度,新制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根據民建聯的調查,落實學券制之後,有超過七成受訪幼師的薪酬未有增加。反過來說,學校在「自評」、「外評」的壓力下,幼師工作只會百上加斤,難怪怨聲載道。


容許進行視學保障質素

此外,「港式」學券也不利於幼稚園界百花齊放。現時已有八成五幼稚園屬於「非牟利」或者處於三年過渡期,可以預期,私立幼稚園數目只會進一步縮減,等於家長少了選擇。另外,部分兼具託兒服務的全日制幼兒學校,由於受制於學券制只按學生人數決定資助金額,而學費又受制於「官方」上限而不能提高,結果營運情況較半日制艱難。若這種情況不變,全日制幼兒學校有可能被逼轉為半日制。屆時,最受打擊的便是對全日託兒服務有殷切需要的基層雙職家長。

筆者認為,學券的原意是通過資助家長,在幼兒教育界引入真正的競爭,藉汰弱留強,提高教學水平,但若全由家長主導,也並非全無缺點,可能令學校以有多少畢業生能入讀名校作為標榜,也令整個學習課程完全以考試導向,到頭來犧牲的是幼兒教學的質素。為此,筆者認為政府大可通過要求接受學券的學校(無論是非牟利或私立),每年提交課程內容及容許教育當局進行視學,以在確保公帑用得其所以至在維護教學理念和質素上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


副學士也需要實習機會
2009年03月18日

環球金融海嘯的影響一浪緊接一浪,最新公佈的失業率攀升至5%,而且升勢未止;另外,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的調查發現,香港企業在上一季幾乎沒有開創“新工”,情況預期還會持續一段時間。在就業前境難望樂觀下,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提出“大學畢業生實習計劃”,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討論。上周日,更有大學生走上街頭,抗議計劃。

歸納說來,反對計劃的理由主要有兩點,第一是不贊成以公帑補貼僱主;第二是政府津貼2000元,連同僱主最低要出2000元,合共4000元的最低工資,最終會變成最高工資,結果是逼學生做廉價勞工。

筆者對這些論點不很認同,也支持為大學畢業生提供實習計劃,因為計劃畢竟為畢業生多提供一個選擇。另外,從政治角度考慮,香港每年有大約二萬名大學生及副學士生畢業,假如就業市場一潭死水,勢將大幅推高失業率,而提供實習計劃,正好有助紓緩特區政府面對的壓力。

依我看,計劃的成敗關鍵在於政府能否找到4000個有吸引力的實習機會,而不要讓這些職位淪為廉價勞工或企業趁勢“換血”的機會。

既然財政預算案預留1億4千萬元給企業招聘實習生,為了確保公帑用得其所,不被濫用,筆者認為政府除了“出錢”,也要“出心”,必須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全程跟進。

這個工作小組有兩大職責。第一是發掘實習機會;第二是防止企業濫用。工作小組除了透過各大商會“搵位”,也要主動出擊,全方位邀請各大機構提供有質素的實習機會,目標機構應包括:(1)公共機構,包括醫管局、貿發局、證監會等;(2)政府有影響力的機構:包括水、電、煤等公用事業機構,以及巴士、港鐵等有專營權的公司;(3)受公帑資助的非政府組織;(4)與政府有承辦合約的供應商,包括專業服務,既然每年有大量公帑支付顧問費,要求各顧問公司提供實習,也算順理成章;(5)最後,特區政府也可聯絡國家機關提供實習。若果人民銀行能提供實習職位,即使零薪酬,相信也有不少人報名吧。

透過第一輪的邀請,企業便可正式申請,而工作小組另一項工作便是防止企業“掛羊頭賣狗肉”,提供的實習機會“貨不對辦”,包括監察所提供的崗位的職責和培訓機會是否合理,確保沒有企業會先行裁員,再借用資助計劃聘請大學生來做廉價勞工,以免打擊計劃的成效和參與意欲。

大學生搵工難,副學士搵工只會更難。

正如《施政報告》對中小企隻字不提,預算案同樣將副學士完全遺忘。雖然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及後亡羊補牢,提出擬在未來兩年提供35000個“青見計劃”空缺,讓副學士學生在豁免修讀某些課程之下參與。不過,眾所周知,副學士學歷比青見高,“青見計劃”原意是為15至24歲大學以下程度的青年人申請,而計劃提供的工種,據報不少為餐飲、美容等工種。政府為求增加職位,要讀完副學士課程反過來參加青見計劃,不是另一種公帑的浪費嗎?

為了讓副學士學以致用,充分利用實習機會,筆者認為上述大學畢業生實習計劃應該放寬,涵蓋副學士參與。至此,筆者十分概嘆,協助大學生搵工當然天經地義,但面對知識型經濟社會,副學士的前途和出路,不是更值得社會關注,更需要協助?為何他們總成為被遺忘的一群?


反思“大笨象”的角色
2009年03月11日

有投資顧問講過,真正的投資嬴家不是在牛市時計算你的資產值有多少,而是在熊市時你還有多少現金在手。這句說話深深地印在我的腦裡。近日,城中的焦點集中在應否供“5號仔”,令我對這句說話體驗更深。

為了解市民的取向,民建聯與香港投資者學會進行一項就市民會否供股的調查,結果有一項數據值得深思。一千多位受訪市民當中,超過半數曾投資過“5號仔”,當中超過六成小投資者仍然持有匯豐,而有七成股民打算供股。結果說明了香港股民的對匯豐的長情。縱使由2007年高峰跌至前天33元新低,股民仍然不離不棄。我自己就有不少朋友對匯豐情有獨鍾。

其中一位中年“富婆”。她由廿多歲開始,每月稍有餘錢,便買匯豐,一直買了廿多年。在“有買貴,無買錯”的想法下,將匯豐當作定期存款,希望在退休後定期收息。另一位朋友既持有匯豐,又有電盈,而“5號仔“和“8號仔”都是從上一代手中接過來的遺產。亦令我想起電盈小股東大聯盟中一位90歲伯伯的故事。他由大東電報局時代開始買入“8號仔”,在股價高峰時期,他手上的股票市值有一千多萬,到了現在,價格下跌至不足5%,令人慨嘆。

很多投資專家都教我們,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籃子,也要為投資訂下止蝕價。不過這些都是投資基本功,對於“大笨象”的股民好像失去效用。港人對匯控不但有情意結,而且市民的身家、金融體系,以至工商業的貸款,都與匯控直接相關。

本周一,匯控收盤價直插33元,較高峰時期每股150元比較,持有匯控的香港股民整體財富已被蒸發3550億元。而經過供股行動後,本地的消費市場勢將進一步受到打擊,因為供股將凍結本港中產一大截財富,影響消費意欲。匯豐透過今次“世紀供股”集資1380億元。據了解有三分之一的匯控股票由港人持有,假如其中7成對匯控不離不棄,集資行動便凍結了320億元。

在政治的角色來說,匯豐是香港的龍頭銀行,亦擁有發鈔地位。金融海嘯的經驗告訴我們,縱使信奉西方自由市場的國家也會“國有化”銀行或者拯救保險公司,這些舉動肯定了銀行在金融市場必不可缺,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付出讓主要銀行清盤而不救的經濟和政治代價。

縱使今次供股成功,從匯豐的成績表中,我們知道匯豐在歐美隨時可能出現進一步虧損,若果匯豐有一日“捱不住”,香港或中國政府會否甚麼也不做,讓所謂“自由市場”主導呢?但是拯救匯豐究竟該是香港或中國又或英國政府出手呢?

經一事,長一智,供股讓政府及大家反思我們是否過度依賴匯豐?往前走,該怎樣走?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金融體系,而主耍銀行的表現絕對影響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所謂有危必有機,既然國家在規劃中,策略性地將香港定為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而經過今次供股事件,匯控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已經動搖,中央政府應該重新思考,或指令中資銀行及保險公司逐步提升在香港金融市場中的角色和地位。

不過要在香港這個自由市場建立信心,非單靠長官意志,最重要是相關企業的管理層提高其管治質素,中資機構大可透過強化在香港的領導地位,為走進國際舞台而鋪路。


再談預算案
2009年03月05日
 
這一星期輿論的焦點,除了是小投資者對匯豐供股「跟」還是「不跟」外,話題仍然圍繞著財政預算案。
 
對於這份以創造就業為主題的預算案,批評聲音不斷,民意節節下挫。根據港大民意網最新的調查,滿意預算案的只有24%,較預算案公佈當日的即時調查,下跌6個百分點;表示不滿意的,則上升至34%,較即時調查增加了12個百分點。

批評的其中一個要點,是創造就業的力度不足。財爺宣布動用16億元在未來三年創造62000個工作及實習機會,平均每個機會用上25800元。即是說平均每月只是2000左右,而且數字的水份很重,職位並非全是新增職位,連帶過往一部分已公布的措施都“炒埋一碟”,反映創就業的力度不足。
 
依我看,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政府應該“見招拆招”。平心而論,當局也有因應情況推出適時措施。2008年9月,雷曼“爆煲”加上東亞銀行有不穩的傳聞後,政府相繼推出百分之百存款保障,為企業提供七成信貸保證,以至在經機會第三次會議提出的一連串短期創造就業措施,總算是及時雨。
 
在失業率高達4.6%的情況下,司長在立法會也有提過,實際創造的職位總共有12萬。筆者認為讓這些職位有時間在市場上吸收消化,然後視乎失業率情況,再推出就業或者其他支援措施,也可理解。

不過,無論政府如何解釋,筆者認為今次預算案過於保守和沒有新意。

所謂保守,是指投入不足,力度不夠。環顧世界,為了拯救奄奄一息的本地經濟,各地政府無不撥出天文數字,制定龐大的刺激經濟方案。美國動用了24000億美元推行稅務寬減、失業人士紓困措施以至穩定金融體系計劃;中國動用40000億人民幣拉動內需,包括加快基建、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價,提高糧食收購價及農民補貼標準等。反觀香港,特區政府今次制訂了赤字預算,也可視作類似的方案。

赤字預算之下,香港的赤字估計為399億元。這個數字是多是少呢?我們可進一步比較各地刺激方案佔當地GDP的比例。美國的數字是16.7%,內地則是13.3%。至於香港,399億元赤字只佔GDP(16780億元)的2.4%,也只是4880億財政儲備的8%,可見對於刺激經濟,香港政府的力度,明顯落後於其他地方。

當世界以至中國都不肯定投入的鉅額資源能否拯救當地的經濟,香港的措施實在很難指望可以達到甚麼效果。

筆者對預算案的另一項批評是沒有新意,是因為推出的措施,離不開最傳統的退稅、免差餉等,沒有再動腦筋,想盡辦法去“撐企業”和“保就業”。至今,當局協助中小企的措施,主要是提供各式信貸保證計劃,而未有從稅制改革的角度入手,改善企業的經營環境,連短期的措施也不考慮。過去各省市為了吸引企業投資,對外資所得稅推行“兩免三減半”優惠,即是外商投資企業從開始獲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及第二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三至第五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同樣道理,政府為了實質鼓勵企業不減薪、不裁員,是否可以考慮批准這些企業在今年無須繳付預繳稅、企業虧損可以帶至下一個年度或者其他稅務優惠,透過經濟手段,讓社會出現更多的真正良心企業,而不是把社會責任僅僅當成可有可無的公關手段。


政府不能不處理的問題
2009年02月26日

財政司司長昨天公佈了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內容沒有太多的驚喜。

一如早前放風,今年預算案以“創就業”為主題。政府將在未來三年,動用16億元,創造62 000個工作及實習機會。政府的想法自然是有工可做,就能穩住市民信心;穩住信心,市民才願意消費;而穩定的消費,則是支持企業,尤其是零售、飲食業不會倒閉的良藥。面對4.7%而尚未見頂的失業率,私人企業減薪裁員之聲不絕,沒有人會否定政府這個大方向。

預算案招來最大的批評,可能是未有將錢放在最有需要的人士身上,特別是無綜援、無薪俸稅、無差餉、無減租及無電費減等“五無”人士。反而預算案為中產一族帶來一點好消息。概括來說,中產可獲約9000元的收入,包括6000元退稅和3000元的兩季差餉寬免。

不過,9000元是否就能贏取中產的掌聲?我看未必,一則這個數額有點“到喉唔到肺”;再者,中產最關注的並非是一次過的小恩小惠,而是透過良好管治搞好香港的經濟環境,讓下一代可享受優質的教育等。

此外,預算案對於“五無”人士也沒有甚麼著墨。他們除了希望從新開設的62000個職位找到一份工作外,其他似乎沒有甚麼實惠。退一步說,是否透過創造就業就能穩住市民的信心,令消費意欲重燃?筆者認為市民的消費信心,實際上取決於他們對經濟前境的預測。

其實,要搞好信心,應該要從制度出發。在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下,市民好清楚要搞好自身的經濟,必須要為退休作好妥善安排。可惜,除了特區政府和小數大企業會為職員提供退休儲蓄安排外,其他“打工仔”就只有靠強積金。

香港現有700萬人口,勞動人口約佔五成,有370萬人,當中有強積金或其他退休制度保障有只有約300萬人,七除八扣之下,退休保障的成效令人成疑。撇除強積金數額不多,未能應付退休所需,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數字是扶養比率。由於香港生育率偏低,人口老化,扶養比率不斷上升,有研究顯示,現時每100名工作人口要供養35名長者或小童,這個數字在25年之後會急升,達到每100名工作人口要供養60名長者或小童,反映打工仔的負擔越來越重。面對前境的不明朗,即使現時有工在手,除非打工仔確信社會保障制度可以有明顯改善,否則謹慎保守的消費模式,難有改變。

普羅市民期望透過稅制和政策,為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方向,他們會透過選票去表達意向。

在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除了在對伊戰爭立場不同外,另一項最大的政策分歧是稅務安排。民主黨主張減個人入息稅,引入累進式的稅制。就是說,大企業在賺取超過某限額利潤時,便要按更高的利得稅率交稅,而共和黨是主張削減企業所得稅來刺激投資、增加競爭力。

在貧富懸殊的美國,很明顯民主黨的建議能夠取得廣大市民支持。而奧巴馬甫上台,縱使面對龐大財赤,仍然履行承諾,提出減稅方案,又研究如何進行全面醫療保障計劃。這是民主社會大趨勢,大方向,特區政府的領導們,不能避而不談。


電盈一直迴避的問題
2009年02月19日

電盈私有化引起的“種票”疑雲,近期炒得沸沸揚揚。筆者受小股東邀請,陪同參與了特別股東大會,聯同小股東遊行請願,促請證監徹查事件及要求與電盈高層直接對話。發展至今,筆者經常反覆思量,除此以外,還可以做些甚麼?

有小股東提出入稟法院,指控私有化作價偏低,犧牲小股東利益。打官司既要考慮勝算,更要考慮費用。香港沒有集體訴訟(class action),也不容許律師以「不成功、不收費」模式提供協助。一旦小股東決定“去馬”,便要拿出真金白銀。至於勝算,關鍵可能是私有化是否對小股東構成“不公平損害”。

縱觀輿論對電盈私有化安排主要有兩大指控:第一是作價太低,這大抵參考了2006年梁伯韜先生每股6元的作價,既然當時電盈尚不願接受,為何小股東現在要接受4.5元的作價呢?第二是電盈大股東在完成私有化後可派140多億的股息,即是說大股東似乎可以不費一分一毫,便將電盈私有化。不過,這兩點均是從道德高地出發。如果有翻閱電盈私有化文件,便會發現電盈其實已委託了獨立財務顧問Rothschild就作價及公司業務作分析。因為經濟低迷,大股東在此時的私有化作價,無論是比對180天/30天/10天平均價或比對集團的盈利能力,已有溢價,所以不能說不合理,而要在法理上推翻Rothschild的分析,談何容易。

除了打官司,另一個切入點是要求電盈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來協助小股東。在Duke Group Ltd v. Pilmer﹝1998﹞ALCL的案例中,法庭已指出獨立非執行董事有重大的受託責任,必須通過提問,審閱文件,獨立地作出決定並向股東提出意見,以保障股東(包括小股東)的權益。

為此,筆者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有必要交代在參考獨立財務顧問報告,並向小股東推薦接受作價前,有否釐清兩大疑點:第一,為何要在私有化後才向兩大股東派息180多億元,令一眾現時的小股東無法分享;第二,電盈在截至去年底的財政狀況如何?有否派息空間,私有化作價可否提高?

第一點是為不會獲派股息的股東發聲,第二點尤為重要,為甚麼有這樣的疑問?當翻閱電盈的私有化文件,會發現前後兩次股東大會,即去年12月30日和今年2月4日,董事局都只是提交集團截至2008年6月底的財務狀況供財務顧問評估。對於12月30日的股東大會,這個做法尚算恰當,不過及至2月4日的股東大會,電盈在1月12日發出相關的私有化文件時,管理層理應已掌握截至去年12月31日集團未經審計的的財務報告,公正的做法,是將最新的財務資料提交財務顧問,但電盈沒有這樣做,究竟為了甚麼?

要回答這項懷疑,筆者可以提供多一點資料。概括來說,電盈主要有兩大業務,電訊和地產,而地產業務是透過子公司盈大地產持有,電盈則持有六成多的盈大股份。眾所周知,本地固網電話發展平穩,業務難有突破,反而盈大的地產項目有很大增長潛力。其中,貝沙灣是盈大的旗艦項目,據報貝沙灣在2008年下半年銷情理想,可望為盈大帶來可觀的收益。

而根據獨立評估師第一太平戴維思在私有化文件中指出,若貝沙灣單位全部出售,預計可為盈大帶來120多億元的收益。

至此,可能讀者都產生疑問,去年7月至12月這關鍵的半年,電盈是否會因盈大錄得可觀的地產收入,為免增加派息的壓力,也為免提高收購價的壓力,所以未有向財務顧問更新資料?若證實電盈有重大資料未有提供,證監便應該插手調查,維護私有化過程的公正。


企業社會良心何價?
星島日報 2009年02月12日

俗語有云:「發財立品」。我對此不大認同,「立品」當然無錯,不過為何要先等發了財,才可以「立品」呢?為何要有先後之分,為何不可以同時既「發財」又「立品」?

有感而發,是因為見到香港兩家龍頭企業:豐和電盈,近日先後傳出大幅裁員的消息,卻仍獲得「商界展關懷」獎,相當諷刺。而且,電盈不但傳出在有盈利下裁員,上周三在「種票」疑雲下通過了私有化議案,更揭露出小股東一段段血淚史。俗稱「八號仔」的公司高層被指只顧大玩「財技」,業務管理及發展上卻未見進取,令部分小股民一生積蓄付諸流水。反觀大股東,卻可以通過特別股息,不費分毫取得公司股權,更有十多億元現金袋袋平安。

假如只是財技高超,小股東即使不滿,也未至於站出來組織一波又一波的行動。筆者認為,今次私有化疑點處處,過程是否公正合法,受到質疑,才是小股東氣憤難平的關鍵。例如,傳媒連日報道多名「一手股東」的資料,有名有姓兼有地址。他們是否「一致行動」人士,只要有心,不難追查;再者,多位小股東向我投訴,未獲銀行和經紀行通知出席特別大會,更有個別股東指出,即使向經紀行表明反對私有化,卻遭對方拒絕投票。這些例子,令人懷疑部分金融機構,對於私有化根本早有立場;另外,特別股東大會當日,安排混亂,也導致部分小股東投訴錯失投票機會。

這些指控十分嚴重,公眾對查明事件真相,有很高的期望。而在上周三特別股東大會上,最關鍵的投票有一千四百零三名小股東投票贊成,反對票則有八百五十四名,相差不足六百票。所以,若證監追查到「種票」的情況,以及證實到部分反對私有化的小股東,不合理地無法投票,早前通過的私有化議案,隨時有機會被推翻。

證監會今次肩負重任,而距離關鍵的法院聆訊只有十二日,筆者促請曾特首和財金官員責成證監會抓緊時間,徹查事件。即使在「死」之前,發現的「種票」數字不足以扭轉私有化投票結果,證監也必須將中期調查,連同合理懷疑提交法庭,以便法庭有充分資料考慮是否押後聆訊。從而換取時間,讓證監進行全面調查,抽絲剝繭,務求揪出所有「一致行動」人士,還小股東公道。

至於調查範圍,應包括審查過去一年的電盈股東名冊、逐個召見相關「一手股東」,甚至調查經紀行以至銀行在通知小股東的程序上,與過往做法是否有有所不同等等。

最後,今次事件引申出另一個問題。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多年,很多大公司,大企業都將社會責任放在口邊,不過,我們除了靠頒發一些企業良心獎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辦法,可以更有效地鼓勵企業在作出商業決定之時,也要顧及社會良心?

筆者想指出,特區政府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一成半,如果帶頭行動,成效肯定可觀。所以,我建議特區政府考慮將企業社會責任,列作與企業簽訂產品或服務合約時的其中一個條件。在動之以利下,企業為了爭取政府合約,必定會投入更多資源,搞好這方面的表現。與此同時,由政府帶頭推動社會責任,更有助其他企業效法,要求他們的供應商同樣履行社會責任,就在一層層的影響下,社會可望出現更多的真正良心企業,而不是把社會責任僅僅當成可有可無的公關手段。


夥珠三角 把握大三通機遇
2009年02月

2008年,金融海嘯來勢汹汹,香港經濟受到外圍影響,急速下滑。展望2009年,特區政府再次整裝上路,在發展經濟時必須站得更高、看得更遠、走得更前,利用本身的優勢,透過建立地區合作,找出香港的發展之道。

在全球一體化的挑戰下,一個地方只靠單打獨鬥,已經難有所成,所以各地政府都爭相物色戰略合作伙伴,透過分工合作,優勢互補,提高地區的競爭優勢。一月初,國家發改委正式公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正正是中央為珠三角地區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定調,也為珠三角地區描繪出未來十二年的發展路線圖。
在我看來,《綱要》對香港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在新的格局下,香港若能認清方向,融入區域經濟,調整發展策略,面對的市場將會是一個GDP逾2.6萬億美元,經濟規模超過紐約、東京、倫敦的珠三角都會區;相反,若我們未能把握機遇,未能做到經濟的升級轉型,隨時會被珠三角其他城市邊緣化。
面對周邊環境正在急速變化,香港如何把握機遇?第一步,特區政府應該擺脫過往態度,必須要多從國家、廣東、澳門等不同角度,考慮本港經濟的長遠路向和布局;第二是要爭取主動,參與規劃《綱要》的發展藍圖,成為推動珠三角發展的重要一員;第三是把握我們的優勢,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物流、高增值服務中心的地位;第四是將香港在金融業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優勢,向廣東推進,加快CEPA達成協議的步伐,為本港的會計、律師等業界開拓內地市場,並支持粵港澳三地擴大就合作事宜進行自主協商的範圍。

香港除了要配合國家的長遠規劃,也要不忘發展與台灣的關係。隨著兩岸關係解凍,“大三通”已經落實,締造了一個良好的契機,讓香港有足夠的空間,加強與台灣的經貿合作。

《施政報告》對這個問題也有回應:包括貿易發展局即將在台北設立辦事處;推動港台工商界聯合組成「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以民間互動促進兩地工商企業直接交流;為經常來港經商、旅遊的台灣居民提供入境方便等等。然而,特區政府可以做,應該做的還有很多。

首先,在金融方面,當局應加強與台灣交易所的聯繫和合作,吸引更多台企來港上市、透過香港創投基金進行創業集資;第二,在經貿方面,加強對台灣的招商引資工作,吸引台商利用香港的會計、法律和會展業等優質服務。第三,在航運物流方面,香港政府須加快開放天空的力度,採取更開放的航空政策,此外,積極推動港台物流業的合作,使香港發展成兩岸物流的分流平台。第四,在旅遊方面,香港應積極推進台港旅遊業合作,優化「港澳台」的旅遊路線,發展香港、澳門、台北、中山、珠海「一程多站遊」的路線。

希望透過各方面的措施,進一步促進港台經貿關係,以打造大中華經貿平台。


新丁大開眼界
頭條日報 2009年1月30日

《新丁感言》寫到今天,已是最後一期。感謝各位的包涵和支持,專欄寫了差不多四個月,“新丁”不再,名不符實,也是時候說再見了。

不少人提過,今年是多事之秋。入局短短四個月,特區政府施政引起的大小風波不斷,即使在我專責的教育和經濟範疇,也是波濤洶湧,既碰上十年一遇的教學語言微調(巨變?),也見證了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議會工作量之多,會議之密集,總算是見識到了。

教育和經濟政策,兩者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不過細心想想,也不乏異曲同工之處:好的教育制度,可以育人成材,正如健全的經濟體制及政策,也可以讓香港健康成長;樹人建港,同樣任重而道遠。

要評論政策得失,既可以是議事堂上的一本正經,義正嚴詞,也可以是茶餘飯後,一眾好友輕輕鬆鬆的分享心得,交流經驗,後者往往更能貼近民意,更加“以民為本”。離開立法會,朋輩間最熱門的兩個話題,正正就是如何讓子女入讀最心儀的學校或接受最好的教育,以及如何改善個人的理財以至搞好香港的整體經濟。

為此,在與各位暫別之際,我正計劃在本人網頁上加設專區,建立平台,讓各位的意見得以交流分享。換言之,無論是你對香港教育制度有任何看法,或想分享管教子女的經驗,或者是評論經濟前境,以至分享投資心得,都無任歡迎。有關專區現正積極籌備,希望各位屆時多多捧場。歡迎登入http://www.starrylee.com

最後,期望在不久的將來,跟各位再次見面。祝願天下孩子學業進步,大家事事遂順。


負責任的時代 負責任的言論
星島日報 2009年1月22日

一句“Yes, We Can!”,奧巴馬的競選口號和演說,大獲成功,更傳遍世界,成為經典。昨天淩晨(香港時間),萬眾期待的奧巴馬總統就職演說,奧巴馬再一次以極具感染力的說話,為美國的未來訂出方向,強調目前需要是一個“負責任的時代”(Era of Responsibility)。

筆者十分認同這個說法。因為這次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其中重要成因是因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部分國民的貪婪和過度消費,尤其是華爾街的投資銀行透過各種衍生工具,令次按問題以骨牌效應向全球擴散,引發流動性不足,導致多國出現金融危機,中央銀行要被迫出手,注入巨額資金以穩定金融市場,為全世界人民帶來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沉重負擔。

奧巴馬挾著美國有史以來最高的民望,正式入主白宮,馬上便要面對“內外交困”的嚴峻局面:內政是美國經濟步入衰退,財赤高達一萬億美元;外交是阿富汗、伊拉克戰爭陷於泥淖,國際社會批評聲音此起彼落。而他的首要工作,肯定是收拾金融海嘯遺留下來的爛攤子。不過,由於問題十分複雜,而且牽連甚廣,相信奧巴馬也難以有效解決。

關於金融海嘯的起因,早有公論,而奧巴馬在昨日的演說中,對於美國經濟受到重創,也一針見血說,除了是決策失誤以外,也是源於“一些人的貪婪和不負責任”。

不過,美國部分高層官員和學者最近卻反唇相稽,流行一種“中國責任論”。保爾森在卸任美國財長前,說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高儲蓄率,低消費率造成全球經濟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美國聯儲局現任主席伯南克也把美國房地產泡沫,歸咎於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的高額儲蓄。

這些理由十分牽強。因為這些國家,正正就是汲取了十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加強國際儲備和國內儲蓄,以提高危機應對能力。另外,實行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利率、減少財政赤字,增加國際儲備,根本就是國際貨幣基金(IMF)給亞洲國家開出的“藥方”。換句話說,這些國家做了一些功夫,提高了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但卻又被某些人看成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源,其論調明顯是自相矛盾。

反過來說,假如中國沒有比較充裕的儲備,早前又如何有能力宣布4萬億元的龐大投資計劃,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以至為全球經濟發展加添動力?與此同時,假如中國沒有足夠儲備,又如可有能力大手購入2600億美元國債,從而對美國經濟起了一定的穩定作用?

所以,對於美國部分人士的歪理,國家人民銀行研究所局局長張健華直斥為“強盜邏輯”。

正如文章開首指出,既然奧巴馬提出了“負責任的時代”,我希望美國上下應該秉承這種說法,不應隨便發出不負責任的言論,否則將不利於加強國際合作、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共同應對危機。


維護金融監管制度 保障小投資者利益
李慧琼議員
星島日報 2009年2月5日

電盈(008)昨天舉行股東大會,原意是投票決定是否接納私有化建議。不過,因前夕爆出「疑似種票」事件而蒙上陰影。電盈現正調查事件,包括審閱於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間的股東名冊,而事件也轉交證監會及廉政公署跟進,鑑於性質嚴重,若證實出現「種票」,私有化的表決結果,可能受到挑戰。

事件撲朔迷離,「種票」的指控是否屬實?即使屬實,真正的目的究竟是要支持私有化;抑或藉此制造事端,拖延表決私有化?暫時難有定論。筆者也不想多作評論,只希望點出,無論目的為何,「種票」的指控,已令人憂慮股東大會的表決,是否能夠在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環境下進行,也令人憂慮小股東的權益,能否依法得到保障。

作為監管機構,證監會必須履行責任,密切監管上市公司的運作,嚴懲任何違規事項。歸根究底,近年違反小投者權益的事件不斷發生,已令人對本港的金融監管制度的成效打上一個問號。

去年10月,中信泰富(267)為對沖澳洲鐵礦項目,投資外匯Accumulator損失一百五十五億元,一鋪輸掉半壁江山,社會大為震驚。事件導致該企業高層問責下台,主席也要鞠躬致歉。但小投資者在損失慘重之下,眾多疑問仍然未有答案:中信為何要在六個星期後才公布事件;股價在這段期間是否有異常變動;是否有內幕交易導致投資者損失;涉及的高層有否帶欺詐成分等等。至今,小投資者唯一確定的,是事件仍在調查當中,其他無可奉告。

監管當局一日未能就此提供全面和完滿的答案,香港仍然難以說已為小投資者權益做了最起碼的保障工作